介于先锋与日常之间——简论何顿的小说

"晚生代"作家何顿,在文学创作上的探索一直表现出介于先锋叙事与日常讲述之间的迷惘与坚持.本文试图通过地点的设置、叙述技巧的选择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何顿的创作进行初步的探讨,展示这位极具地方色彩的作家在当代文坛变幻莫测的大环境下如何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平稳坚实的创作.     

诗意的飞翔--论九十年代末以来小说审美的诗性回归

在九十年代小说的创作中,新写实作家、新生代作家、新人类作家的创作一直是这个朝代的主流.于是世俗化和物欲化成为这个时代小说审美的主要指向.但从九十年代末以来,在池莉、何顿、魏微的小说创作中,他们以回忆营构作品,重回精神的追问,并在作品中营造着抒情的氛围,从而彰显了小说审美向着诗意的回归.     

论何顿小说蕴含的长沙地域文化

湖南长沙本土作家何顿,在小说创作中,立足长沙,其作品的人物生活场景、娱乐方式、叙事语言等无不体现长沙地域风土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     

残雪小说与楚文化

人们普遍认为,在目前创作处于巅峰状态的湖南作家中,残雪也许是最少体现湖南乡土特色的作家之一,与沈从文、周立波、丁玲、韩少功、古华、何顿等湖南作家相比,残雪的湖湘味似乎稀薄许多.在她的小说世界里,找不到"边城"奇异秀丽的潇湘山水,觅不见偏远山村摇曳多姿的民俗风情,也少有湖南现代都市市井生活与市民群像的状写.穿梭其小说世界的是远离现实、脏乱不堪的黄泥街、五香街,游荡着一群神经质、爱做噩梦的人们……     

何顿长篇小说《来生再见》作品研讨会在中南大学举行

2015年4月12日,何顿长篇小说《来生再见》作品研讨会在中南大学文学院举行,会议由湖南作家研究中心、中南大学文学院主办。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龚爱林、湖南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王跃文、《创作与评论》执行主编王涘海、长沙市文联党组书记王俏、长沙市作协主席唐樱、湖南省作协创研部主任娄成、《长沙晚报》副刊部主任奉荣梅、著名作家阎真、以及湖南知名评论家胡良桂、聂茂、禹建湘、晏杰雄、容美霞、龙     

试论明清长篇小说的"尚实"风格

“形而下”追求的时代精神、与权力话语密切相关的诗文理论的侵蚀、小说形态学母体及作家创作经验的烙印等因素,促成了明清长篇小说“征事纪实”的“尚实”风格。它对经典之作及其附翼之作的影响不同,在创作中,不同的作家贯彻的程度不同,同时,与之共存的相反的思想也一定程度地抵消了它的消极作用。应全面、客观地面对这一现象。     

张舍我与“情绪机械学”——民初“短篇小说”的理论译介与构形

在民初短篇小说创作与理论的热潮中,通俗作家做出丰富贡献。他们的创作量极其可观;除此之外,在小说理论译介方面,也有所作为。这一点,在现代文学史中,一直被忽略。藉由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和引申,围绕“短篇小说”这一蓬勃发展的文学形式,通俗作家确立了新的文类意识;另外,以同时代“五四”作家的理论探讨为参照,通俗作家的选择体现出文学观念的分化。而他们在理论上的特定取向,最终可以反过来在他们的写作实践中得到呼应。     

文化代言者与“根”的意味

从文化角度和作家创作精神角度对赵树理进行分析,我们认为赵树理创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作为农民文化的代言人上。正因为如此,赵树理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非常特别。同时,他对农民文化的熟稔和热爱,是他能够立足于农民文化立场创作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对于中国现当代的作家们来说,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文学史上的境外鲁籍作家

开放的民风、迁徙的人生与儒家传统的丰厚积淀相融汇,成为鲁籍作家创作最宝贵、丰富的资源。在这种创作资源的开掘中,境外鲁籍作家提供了"现代性的中国化"的丰富经验,从自身丰厚的文化资源中拓展出转化"他者"文化资源的空间,以自己的文学感受力、创造力和自觉自主的选择意识使"中国性"处于不断开放、流动的状态,深化丰富了"乡愁美学"等文学形态,而他们的"越界"写作是传统在迁徙中变化的结果,尤其使战后出生的境外鲁籍作家的情感想象力、艺术创造力都前所未有地爆发,呈现出齐鲁文化史上又一个奇观。     

“十字街头”的徘徊与抉择——1927年～1937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综论

左翼作家和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 ,构成了192 7年～ 193 7年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创作主流。受时代思潮和文学观念的影响 ,知识分子的方向转换和自贬自责成为这些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这些小说既区别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 ,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五四”文学的发展和超越 ,同时暴露出自身思想上的盲点和艺术上的缺陷。     

精神守望者的哀歌--论施济美小说精神内蕴的价值特征

施济美是近几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所开始关注的 4 0年代海派著名青年女作家。但其人生姿态与创作姿态均与当时典型海派作家如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不同。对于 4 0年代人性普遍异化、精神普遍退场、世俗普遍泛化的都市市民人生 ,施济美表示出深长的绝望与忧伤。其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坚持“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精神立场 ,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最后”守望 ,成为对于现代人类生存的另一种“启示”。     

论台湾“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

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台湾"新世代"作家创作的抗日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相较于老一辈本土作家,"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不再局限于"日据"台湾题材,而涉猎到大陆的抗日战争和南太平洋战争。而与大陆去台作家相比,"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已基本不带反共色彩,更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和赢得两岸读者的认同。受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现代派灵活多变乃至诡异的色彩。     

乡土叙事与反抗意志——沦陷时期山丁的民族意识

山丁是东北沦陷区的一位乡土作家，也是“乡土文学”的倡导者。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山丁的创作始终保持着文化抗争斗士的风格，他的作品充溢着对殖民者掠夺的反抗意识。他以对乡土的热爱、对抗争的坚持、对希望的执著赢得了沦陷区作者的尊严。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论后期；‘西昆派”

宋初“西昆派”分前、后两期 ,两期作家的主张与创作不完全相同。后期“西昆派”作家改造“富贵语”而善说“气象” ,突破“台阁体”而力求平淡 ,崇敬杜甫而追寻真诗 ,较之前期作家 ,对优秀文学传统的认识有了突破甚至飞跃 ,在表达艺术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这些变化 ,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强力影响的结果 ,也是文学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但缺乏现实精神、以歌功颂德为能事 ,仍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故“西昆体”的最终命运 ,只能是被欧、梅新诗体和欧、苏古文所取代     

体现一个时代高度的文学经验——评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

何建明是我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其作品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地处理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坚持唯物史观,科学地处理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坚持核心价值体系,艺术地处理了反映与引领的关系;坚持推陈出新,成熟地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这既是作家的创作特质,也是我国报告文学创作的宝贵经验。     

“红色经典”中的“女追男跑”现象及成因探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系列小说在描写男女爱情关系时,都具有“女追男跑”的特点,究其原因,一是受传统小说中“英雄”形象的影响,作家自觉塑造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企求的当代英雄形象;二是因为“女追男跑”作为一种原型意象,早已存在于作家的无意识之中,遇合五六十年代特殊的创作环境,因而本能的被“激活”。     

在解放区文学的视界里——论丁玲40年代的创作

作家的艺术生命与创作的价值在于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但是在解放区文学里,存在着消泯作家个性的同化力量,使很多作家丧失了个性。而丁玲却坚持了自己一贯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创作原则。本文着重阐释了她此时创作的鲜明个性,分析了形成此种创作个性的原因,并对其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评价。     

新生代都市小说的都市文化意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期,都市化的发展为都市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本文以新生代邱华栋、何顿、韩东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都市小说创作为对象,着重分析他们的文本中活动在都市空间中的人群：都市＂闯入者＂和＂城市空心人＂、个体经营者、城市游闲者等都市新市民形象类型,和他们所体现出的都市个体存在所具有的孤独、异化、游戏等现代情绪体验,理解作家对都市生存的文化阐释与批判。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