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孝亲思想的特征

先秦儒家孝亲思想的特征有三：其一是孝亲方式的＂养＂和＂敬＂的二重性;其二是孝亲义务的绝对性和至上性;其三是孝亲功能的逻辑推演性。可以预见的是,旨在强调家庭伦理之＂孝＂的先秦儒家＂孝＂论,必将对传统＂孝＂文化的当代转换提供有益借鉴。     

略论敦煌变文中的孝亲思想

本文主要从表现孝亲思想的儒家经典--<孝经>在中古社会的巨大影响及历代高僧对孝亲文化的认同入手,详细地分析了孝亲思想在敦煌地区的流播及其对变文讲唱的作用,从而揭示了变文中孝亲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和具体表现.     

中国佛教孝亲观初探

中国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从介绍中土佛教在孝亲问题上寻求与中土传统契合的几种方法入手，考察了中国佛教在孝亲问题上进行自身理论建设的过程，初步探讨了中土佛教孝亲观的成长进程及其理论特色。本文认为，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终于达成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这既是佛法向纲常名教靠拢糅合的产物，又是中土佛教走向注重现实的内在需要，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白兔一孝亲的灵性符号

“饮水思源,落叶归根”、“百行孝为先”、“在家敬父母,何必远烧香？”这是中华孝亲文化的经典话语。白兔由于洁白温顺、性喜眷顾、不伤生灵,故深受人们喜爱,不仅是祥瑞文化形象大使,还是孝亲文化灵性符号。孝感白兔在传诵着一则则动人的孝亲故事。     

试论土家孝亲思想的文化源流

土家族是一个重孝的民族，原始宗教文化是土家族孝亲思想的文化之源，儒家孝道是土家族孝亲思想的重要文化之流。不管是土家孝亲思想的文化之源还是土家孝亲思想的文化之流，总的来说都源自原始宗教文化，最远都可推溯于生殖崇拜。     

论孔子孝亲观在两汉时期的异化

孔子孝亲观至两汉时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主要体现为父权的至高无上、亲丧后的庐墓而居和哀毁骨立、父母之仇的不共戴天。这些异化现象跟两汉政府以孝治国政策造成的孝亲文化的政治化、制度化、法律化等紧密相关。挖掘两汉孝亲文化的异化与以孝治国策略间的关系,可以为优秀孝亲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有益借鉴。     

孝亲敬老尽心尽责---记“全国孝亲敬老之星”肖赣湘

2010年，赣州市第四中学教师肖赣湘在荣获“赣州市十大孝亲敬老之星”荣誉称号后，又被全国老龄办、民政部、教育部、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授予“全国孝亲敬老之星”荣誉称号。     

论传统孝亲法律制度的经济理性

孝素法律制度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最具特色的法制之一.它是特定时代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其存在有其经济合理性基础.从经济功能上看,孝亲法律制度主要是激励了父母的生育欲望,从而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是人口的繁衍和增长创造了制度性保障.     

孝亲、忠君、爱民——清官政治思想模式

清官政治思想为"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建构,其核心是"忠君"."忠孝"思想观念是专制王权政治体系中最基本的政治道德规范,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臣民对君主具有绝对义务之政治观念.清官政治思想中的爱民思想源于儒家"仁政"与"民本"学说.在清官政治思想中三者结合在一起,形成"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模式,成为指导清官做人从政的指导原则.     

试论和谐社会下教育问题的治理——自儒家孝亲教育回归和高扬的视角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为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使我们在以人为本这一层面上明确了教育问题的应对思路。社会的和谐在根本上取决于人的和谐,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德智体诸方面和谐发展的人。和谐社会中的教育问题也可归结为人的问题,因此对人的关注始终是本文写作的着眼点。教育问题的治理应从根本抓起,本文认为“孝”是做人之本,教育问题的解决及和谐社会的营造也应循此而寻求启发。本文认为普及孝亲尊师教育并本着人人力行的原则来营造孝亲教育的社会局面是和谐社会背景下治理教育问题的有效渠道之一。     

论孝与仁

孝和仁是儒家两个核心的德目.孝是德的根本,是教化的开端,孝以“能养”前提,其本质内涵则是爱和敬.儒家的孝道思想,还包涵着一种通过“慎终追远”以追寻人的生命本原的形上学意义.仁是全德之名,是德的总称,是一个关于为人之本和理想人格的概念.行仁,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忠恕为行仁之方,忠恕工夫所成就的,是人我、外内一体相通的境界.孝与仁两个概念有着内在的关联性：一方面,孝悌为仁之本;同时,孝悌亦必经由忠恕的途径推扩而至于“仁”,才能实现其所本有的道德价值.儒家在强调孝为德之本的同时,在现实层面上又特别注重内外公私领域的区分,这两方面的结合,对中国当代价值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论语》和《孝经》看孔子“孝”思想的可能意蕴

从中国“孝”文化传统的主流来看,父权主义的主体原则、强势原则、血缘亲情的核心性原则、道德行动选择原则化的解释路向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解释学的视野看,“孝”还可以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其伦理内容要靠其他道德范畴来补充说明;“孝”范畴主要功能在于构建社会纵向关系和天人关系的意义内涵,孔子对“孝”的行动指令的说明是服务于这一意义内涵的。     

皇侃孝道伦理研究

立足于儒家自然人性论,皇侃认为孝具有自然亲爱、利人惠他的特性为仁中最基础、最根本的部分。由行孝推广至行仁,故孝行具有"仁之本"的本质及"百行之本"的地位;其内容不仅包括事亲的行为,也涉及以"孝友为政"的风政教化,将家庭伦理层面的个体行孝与国家伦理层面的忠君思想相结合。因此,皇侃孝道伦理典型反映了南朝玄学流宕、三教盛行氛围中儒学发展特点。     

孝的三层次与《孝经》的解读

孝字从教、从学。孝的涵义有三个层次：养、敬、顺。孝敬父母最基本的要做到奉养,核心的内容是敬,高层次、高境界是顺。《孝经》认为,孝对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地位高、权势大的人,其孝的外延更大一些,对社会所负的责任更重一些,“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曾子》泛化孝再评价

有些学者认为曾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本文对此不敢苟同。《论语》中的“曾子曰”记的是曾子的思想;《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中的“曾子曰”记的是曾子的后学的思想。该篇对孝的泛化完全背离了孔子孝道思想的精神,从而与《论语》中的曾子的思想不相符合。这种对孝的泛化不是为了克服仁孝关系原理上的矛盾,而是对孔子孝道思想教条化、片面化,并已露出“愚孝”的苗头。     

北魏《孝经》之传播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在入主中原之后,大力推行"孝治天下"的统治政策,以稳定社会、巩固统治。因此,统治者对《孝经》格外重视,从自身到国家政策都向"孝"倾斜,促使其在北魏的社会地位迅速提升。一方面,帝王大力推崇并亲讲《孝经》;另一方面,士人研究注疏《孝经》出现高潮。整个北魏社会上行下效,促使北魏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孝经》传播的一个高峰期。     

高校孝德教育途径探勘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孝德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础。但是,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的增加,孝德这一传统美德却正在悄悄消逝。高等学校作为国家未来建设者的培养基地,要对这一现象加以重视,从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发挥第二课堂补充作用、占领网络孝德教育阵地等三方面寻找有效的教育途径,培养广大学生的孝思想,使传统孝德的精华得以继续弘扬。     

论和谐社会下农村孝道观念的重塑

农村孝道观念的重塑对维系家庭与社会和谐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来自家庭结构的变化,伦理教育途径缺失及社会保障制度缺位等方面的原因,农村孝道观念的重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必须培养农村孝道的社会氛围,加强学校孝道教育,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提供有力的保障。     

先秦孝道与家庭组织之间的关系——“共变法”用于史学研究的尝试

通过共变法研究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家庭组织在功能、类型、社会地位等方面与孝道之间存在稳定的共变关系。孝道的范围和对象随着家庭类型的改变而变化。当家庭结构复杂、功能强大、社会地位较高时，孝道的强度较大；当家庭结构简单、功能弱小、社会地位降低时，孝道的强度会随之减弱。这种共变性表明家庭组织与孝道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