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目标及途径探讨

在我国,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一个特定领域,通常指由民政部门主管的专门为老弱病残提供的具有福利性质的社会服务,诸如儿童福利、老人福利和残疾人福利等,而服务的方式主要以院舍供养为主。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政部门一直在探索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方法,试图改变政府包办社会福利和企业办社会的传统格局,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或个人共同营办社会福利服务的局面。然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基本被取消了,但政府独立支撑社会福利服务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由此而导致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缓慢,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培育和支持不足,二是政府投入不足,缺少对民间资金的激励政策。社会福利社会化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发生变化,而不是从社会福利责任中的退出。政府必须发挥资金投资主体的角色。     

中国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

社会福利有两对重要的理念类型:补缺型和制度型;选择型和普惠型。前者以社会福利的政府责任为划分原则,后者以社会福利提供方式为划分原则。中国社会福利不是简单地从补缺型转型到普惠型,而是应形成新的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即普惠型福利为主,选择型福利为辅,适度普惠。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是以社会需要为目标定位原则,国家是社会福利提供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其他多元部门也担负着社会福利提供的次要责任,政府、市场、家庭、社区连接成为层次有别、功能互补、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满足社会成员福利需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福利观念的社会福利体系。社会成员既拥有接受社会福利的公民权利,同时也承担帮助他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普惠型社会福利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之重大转型,应当分需要、分目标、分人群、分阶段逐步构建起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福利的国家道义与福利社会化逻辑悖论分析

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组织中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其存在就是为了管理公共事务,为社会提供福利服务.社会福利社会化的逻辑误差在于不加区分地片面社会化而违背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的人民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最终目的,因此不可因为目前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福利问题而强化社会福利社会化.政府道义责任是中国社会福利理念嬗变的价值底线,在市场化的深化改革中国家责任主体地位仍然必须加以确认.     

美国福利改革的家庭化趋势及其启示

家庭是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多元混合福利体制下的重要主体。面对家庭结构变迁和单亲家庭的贫困问题,美国政府将婚姻家庭问题提上政策议程,积极推动家庭化的社会福利改革,在国家干预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上,从替代或补救走向支持与强化家庭功能。这一变革在完善立法、财政拨款和组织支持的基础上,通过实施禁欲教育、预防青少年怀孕、婚姻促进与负责父亲等项目,来促进婚姻健康、维护家庭健全,以使家庭成为福利的重要来源。它调整了政府与家庭之间的福利责任,主张积极福利,强调家庭功能与责任。面对当前中国家庭的脆弱化、碎片化和个体化趋势,这一家庭化的福利改革趋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困境儿童福利可及性:内涵界定与制度构建

儿童福利提供状况和儿童权益保障程度是国家政治文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在我国重视儿童发展总体政策背景下,制定合适的儿童福利模式和儿童福利政策,不但关乎包括儿童基本生存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等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进程,更关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着眼于提升困境儿童福利的可及性,在困境儿童福利需求与可及性阐释基础上,从可用性、可达性、可负担性、可接受性、可适应性等方面分析困境儿童社会福利传递机制,并从明确政府主体责任、强化合作救助机制、构建社区“嵌入式”福利提供机制、提升福利意识等角度提出困境儿童的福利可及性制度构建路径.     

合法性机制转型与我国政府福利责任承诺变迁

通过对建国以来56项社会福利制度文本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不同时期执政合法性机制不同,政府的福利责任承诺也大相径庭.建国初期,依靠“意识形态+政绩”的合法性机制,政府承担着“广覆盖、低水平、有等差”的福利责任,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1957-1977年,国家转以“意识形态+克里斯马”合法性机制为主,福利责任受到忽视;1978-1989年,合法性机制又自意识形态转向政绩,政府恢复福利责任以激励经济重建；1990-1999年则主要依赖政绩合法性机制,强调个人通过市场获得福利；2000年以来,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我国逐步确立了“民生为本”的合法性机制,政府责任趋强,福利模式亦从补缺型转向适度普惠型,并鼓励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福利责任.     

中国农村福利治理的困境、难点及路径

中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求农村社会福利实现跨越式大发展。在城乡二元体制尚存、国家顶层设计的福利制度依然处于构建过程的现实背景下,发挥多元社会力量进行农村福利治理正遭遇缺位、越位、错位的发展困境,体现出中国农村福利治理的目标定位、主体定位和路径定位方面的难点。破解其困境和难点的可行路径为:一是谋划积极的农村福利治理战略,二是重整有效的农村福利治理组织,以此为农村福利治理积聚发展共识和发展能量。     

社会福利服务、专业社会工作与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

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主要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服务、住房与家庭、义务教育、医疗健康照顾服务共六个亚体系组成.社会福利服务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最基础和最关键的部分.国家福利性质、公民法定权利、以长期照顾依赖和弱势群体为主,去商品化服务、国家福利财政,以专业社会工作者为主要服务人员等制度特征明显.因政治本质属性,儿童与家庭福利服务处于国家福利服务体系基础和最高层次.福利服务国家性主要体现为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去商品化"服务状况最能反映国家福利责任承担状况.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一体化背景下,社会福利立法、以公民权利保护为基础福利服务和社会福利法治社会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战略重点和优先领域.最重要的是,现代、"中性"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最基本制度和本质要求,又是现代、开放、多元、民主、高风险社会最佳的社会安全阀和社会稳定器;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佳的制度体现.     

浙江农村社会福利发展状况调查与经验分析

浙江农村的福利总体还是一种制度补缺型福利,随着浙江经济发展,部分农村地区向普惠型福利发展,供、养、助福利体系基本形成,在社会救助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福利服务等方面,政策引导、开展广泛,结合实际、动态调整,基本形成政府、社区、农民共同参与,推动浙江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局面。     

中国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理论范式演变与制度转型创新

政府责任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创新和转型发展的核心议题.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理论有两个主要范式:工业主义范式认为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的建立是对家庭和社区功能的孙充；公民权利范式主张公民接受社会福利权利和政府社会福利提供责任呈对应关系.中国在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实施的是政府高度干预社会、小政府责任的补缺型社会福利,是典型的工业主义范式.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转型要从工业主义范式转向公民权利范式,建立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