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政治参与之思辨与启示——以建国初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为例

消极政治参与是一种非良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它既可表现为依据法定程序或制度规定的体制内参与,又可是一种并非依据法定程序或制度规定的体制外行为.建国初期中国农民的消极政治参与可明确地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类型,但其共同点都是一种非良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对于今天仍处于转型期,民主参与制度尚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而言,应深入分析消极政治参与的成因.积极引导和促成体制内消极政治参与向积极政治参与转变,而体制外的消极政治参与则应努力将其祛除.     

消极政治参与之思辨与启示——以建国初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为例

消极政治参与是一种非良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它既可表现为依据法定程序或制度规定的体制内参与，又可是一种并非依据法定程序或制度规定的体制外行为。建国初期中国农民的消极政治参与可明确地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类型，但其共同点都是一种非良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对于今天仍处于转型期，民主参与制度尚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而言，应深入分析消极政治参与的成因，积极引导和促成体制内消极政治参与向积极政治参与转变，而体制外的消极政治参与则应努力将其祛除。     

中产阶级的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基于中产阶级类型化的比较分析

中产阶级对国家社会政治运行有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有着类型化特征,其行为与意识备受关注。利用logit回归模型比较中产阶级与非中产阶级以及不同类型中产阶级在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上的差异可以发现,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并非是后卫的,相比于非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公共意识更强、公共参与度更高,但中产阶级与非中产阶级在意识上的差异要大于在行为上的差异,这表明中产阶级的公共意识未能有效转化为公共参与。在中产阶级内部,新中产阶级、体制内中产阶级有着更高的政治效能感与投票积极性,其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显著高于老中产阶级、体制外中产阶级;且体制内中产阶级与体制外中产阶级间的差异要大于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间的差异。在当下中国,造成中产阶级内部政治态度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性因素。     

网络参与理性化发展的伦理视点

网络参与是一种体制外民主参与的新形式,完善了公众参与的手段和渠道。但是,由于存在着非理性、道德缺失等诸多问题和局限性,对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为了使网络参与走上规范性和有效性辩证互动的发展轨道,伦理的引导和规约必不可少,应对网络参与进行认同与反思前提下的伦理省思,使其在道德规范与制度引导下保持理性限度,并在自由与自律的张力中对网民进行道德约束。     

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基本类型、方式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青年问题社会化"和"社会问题青年化"的理论假设,以大学生政治参与渠道、主体受作用形式和主体参与的基本态度倾向为标准,将大学生政治参与科学地划界为体制内制度化参与和体制外非制度化参与、主动型参与和被动型参与、支持性参与和抗议性参与三种基本类型。考量投票与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政治接触、志愿者活动等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基本方式,明晰概念的外延边界。并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整体水平三个宏观变量和高校管理、大学生主体条件两个微观变量为二维向度,厘清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     

中国农村妇女的非制度政治参与研究

中国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在某种程度上是表现在非制度政治参与上的。如果现存社会政治制度无法为政治参与的扩大提供有效的、正常的渠道,那么中国农村妇女就将通过正式途径以外的非制度政治参与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参加宗教活动是农村妇女非制度政治参与的一种主要途径。必须要重视正式政治体制对非正式政治参与途径的整合作用。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可能性与途径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正成为公共政策领域内的一个普遍现象。不论是政府本身的局限,还是决策本身的要求,抑或是公民素质的提高以及决策环境的变化,这一切都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宏观方面以及公共政策具体过程的微观方面,我们都可找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可能途径。     

体制内创新路径选择成因的经济学思考

改革初期中国选择体制外改革的路径取得了成功。改革新时期 ,中国经济形势和发展战略发生了重要变化 ,原有的制度均衡被打破 ,新的制度需求要求提供新的制度供给。体制内创新的改革路径是对新世纪经济知识化信息化所创造的经济机会的制度回应 ,是对资源要素相对价格长期变化的制度回应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法律制度降低了体制内创新的制度风险与交易成本的结果 ,是为了克服无效率体制所产生的消极制度连锁效应的一种制度安排。因此 ,选择体制内创新的制度安排 ,不仅是适应新时期经济形势和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逻辑证明。     

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政治现代化意义上的讨论

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导致政治参与扩大，政治参与的性质和形式需要做出制度变革。但至今，民主政治建设并不具有政治参与扩大的制度化意义，精英参与体制在结构与功能方面没有出现根本变化，而且，面对多元社会的政治权利诉求，政治体制一直通过加强精英参与体制和经济增长来缓解和降低政治参与扩大对现行体制合法性所造成的压力，把政治参与诉求管控在以往动员式参与的组织动员水平上。然而，政治参与的广度或范围已经达到足以引起制度变革的水平和条件，因此，将政治参与纳入政治现代化的制度化与法治化的轨道之上，避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导致政治社会失序，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政治发展意义。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视野下的中国公众参与

要解决中国公众参与制度在当前实施中存在的注重形式而忽视效果、消极被动的参与模式等问题,就必须认识到中国公众参与制度与西方公众参与制度在法律化、程序化、技术化优势下的本质及其不足,并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作为中国公众参与制度建构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理论基础,凸显人民群众在公众参与中的主体性,全方位实现"群众路线"在公众参与中的主动性和开放性,同时也可以使公众参与成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时代化、制度化的实现方式。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原因探究——以厦门PX事件为例

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政治参与主体行为是否符合政治系统的程序和制度,政治参与可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近年来我国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趋势,研究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认识其表现形式,分析其原因,寻找治理对策,对于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厦门PX事件为例,试图从国家制度、公民文化、信息技术等方面分析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政治参与和有序政治参与的 基本内涵分析

拓展政治参与渠道,提升政治参与水平,完善政治参与制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已成为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政治参与是公民或公民团体采取一定方式影响政治系统的决策、构成、运行和规则的行为。有序政治参与是公民或公民团体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制度化渠道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系统决策和运行的行为。从规范的层面分析,有序政治参与必须体现合法、秩序、理性、适度四个主要维度。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理性思考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显著提高,但是由于主观因素的制约,和客观制度的缺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也愈演愈烈。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不利于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因此,规范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逐步将其纳入制度化的轨道是当务之急。     

政治文明视域下农村妇女的有序政治参与

妇女政治参与的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妇女解放程度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当前我国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总的评价是进步与问题同在，但总体上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状况不容乐观。文章剖析了多元分化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现实强化了农村妇女政治参与难度，试图探寻以有序政治参与理论来解决妇女政治参与不足的深层次问题，以避免体制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泛化，有助于拓展我国协商民主渠道，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及政治文明进程。     

主体视角下当代中国政治参与基本特征论略

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呈现出显著的被动性、形式性、非理性、功利性和盲从性。而这些特征的形成则是由主体身处的文化氛围、制度环境、自身素质以及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所决定的。因此,创建参与文化、改善制度环境、提高主体素质、发展市场经济,应不失为克服这些消极特征以实现政治参与现代化进而政治民主化的可行有效之道。     

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立法模式研究

当今世界各国关于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间接、消极参与模式,特点是通过加强董事会地位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要求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承担信义义务,间接赋予债权人影响公司治理的权利,银行等机构资金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微小;另一种是以德国和日本为典型的直接、积极参与模式,其特征为银行等机构资金债权人以大债权人和大股东的双重身份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我国的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立法应兼采两种立法模式之所长,并根据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条件和实际情况,对两种立法模式进行修正和发展。     

流动党员社区参与及其行为选择差异性研究——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

由于受经济、地理、文化等多种区域推拉因素的影响,社区人口流动性增强、居住工作空间变动频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流动党员居民常态化的社区政治参与。其"消极参与""选择性参与"以及"积极参与"的行为表现,使得流动党员的社区参与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该类群体在社区政治生活中的有效性难以全面发挥,不利于推动社区政治决策的科学民主化。为找到其社区参与缺位的根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影响其参与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建立衡量参与行为的多元回归模型,以此得知,"社区主人翁意识""社区党组织号召响应度""社区归属感"这三种内生要素的不足,是造成这类群体社区参与行为稳定性缺乏的重要原因。而"社区参与制度约束"这一外生要素的缺乏,并不会直接导致流动党员回避社区参与行为的出现。基于以上原因,有必要从流动党员内生行为角度入手,通过强化其在社区政治生活中的主体身份意识,以多元梯度化的流动党员社区管理模式,加强其与社区集体生活的黏合度,推动区域政治生活的共建共治及共享。     

论城市政策制定中的农民工参与问题

根据当代农民工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将其引入城市政策制定过程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城市公共政策中农民工利益的缺失、城市社会的歧视和排斥心理、农民工参与意识的薄弱和参与能力的低下等。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既有经济上的制约,又有二元社会体制的限制和束缚;既有政治体制的阻碍,又有农民工自身素质低下的主观缺陷。因此,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完善信访制度、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拓宽农民工参与渠道,重视非制度参与等成为解决当前城市政策制定中的农民工参与问题的基本思路。随着这个问题的不断解决,农民工在城市政策制定中的参与情况必将得到根本的改善和更高层次的发展。     

促进大学生理性政治参与的思考

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是国家民主政治和个人政治社会化的一部分。当前,当前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表现为积极进行结社活动,但存在功利倾向;参与行为与认知不一致,实际参与行为少,存在冷漠现象;制度性参与为主,非制度性参与时而发生。这主要与现实环境因素的制约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缺陷有关。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制度保障,营造文明的政治文化环境来切实改善参与环境,培育大学生理性参与行为,强化理性参与行为。培育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更新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参与研究述评

以相关文献为基础,对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参与状况进行初步分析,包括社会参与的一般状况、社区参与、奥运参与等。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公民的总体社会参与水平不高;在社会参与的各种形式中,社区参与成为一种主要形式;2008年北京奥运会激发了公众巨大的参与热情,其形式包括关注、交流和志愿行为。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和逐步完善,社会参与必定会越益发达。参与程度会越来越高,参与形式日益多样化,参与群体会更加多样而且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