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经》的逻辑成就

成书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的后期墨家著作《墨经》,总结了中国古代科学思维和言词交际的方法、形式和规律,提出了颇为完整系统的逻辑学说。它不仅包含普通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和论证理论,也包含丰富的辩证逻辑思想因素。《墨经》分析了“名”即概念范畴的性质、作用和种类,用定义、划分等方法,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概念范畴体系。《墨经》总结了“说”即推理论证的实质、原理和各种方法技巧,为古代科学思维和百家争鸣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工具。《墨经》提出了“同异交得”即矛盾双方同时把握的辩证思维方法,引导古代思维产出重要科学成果。《墨经》的逻辑成就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杰出贡献。     

同异规律是《墨辩》逻辑的基本规律

在我国的古代,就已经非常重视关于类概念的研究,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逻辑学。中国古代的逻辑专著《墨经》,便是以类的同异原理为依据而形成自己的逻辑体系的,可以说同异规律是《墨辩》逻辑的基本规律。 (一) 晋代的鲁胜曾为《墨经》作注,称为《墨辩注》。该注的正文遗失,仅存一个简短的序言(见《晋书》第十五册,卷九十四、鲁胜传)。在序言中,鲁胜对《墨辩》逻辑作了有重要价值的评估。他认为中国的古代逻辑“名学”起源于孔子“正名”的学说,但真正尊定了名学的理论基础的是《墨经》,所以他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为什么说辩经这部著作是名学的根本呢?鲁胜说“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鲁胜的这一见解,在墨子的著作中是不乏例证的。墨子是《非攻》中就指出:现在人们都知道杀一个人就算是不义,可是许多王公大人对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大     

《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

《墨经》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这体现在《墨经》对于“言”与“名”的理论，《墨经》的定义方法，《墨经》对“辩”与“说”的论述等方面。《墨经》认为，“言”是口的一种功能。“执所言而意得见”。“名”是用以“举实”的。《墨经》中的“正名”学说超出了儒家的政治、伦理的正名理论，而真正成为“名辩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墨经》中运用了多种的定义方法。《墨经》认为“辩”的特征是“争（反）”，其目的是为了“明是非之分”，“察名之理”。“辩”的准则是要“当”与“宜”。《墨经》的“说”运用的是语用推理。     

谈谈《墨经》中的“法”

《墨经》收于《墨子》,是战国后期墨家学派的重要著述,它不仅在数学、光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在科学方法论和逻辑学方面也是我国古代的登峰之作,其中所洋溢的科学精神和闪烁的深刻见地,值得后人再三回味,更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本文仅就研读其中关于“法”的某些论述,谈几点感受;所述扩及《墨子》的其他篇章,但重点在《墨经》中有关“法”的思想。     

《墨经》的“援”式类推

“援”式类推体现了《墨经》的逻辑类型, 《墨经》的逻辑类型是不同于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的类推逻辑。从《墨经》所讨论的主要推论形式出发来了解古代逻辑初创时期的逻辑类型, 不仅对研究中国逻辑史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而且对于丰富和发展普通逻辑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论《周易》对中国古代数学思维模式的影响

人人《周易》蕴含的思维特征和数学思想方法出发,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数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讲,《周易》对中国古代数学特殊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古代数学研究者习惯于从整体性和辩证性等角度来思考问题,使中国古代数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另一方面,由于《周易》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及其神秘主义色彩,导引着中国古代数学走上了与西方传统数学不同的发展道路。     

试论墨家的归纳逻辑思想——中国古代归纳逻辑思想初探之一

一墨家不仅写出初具体系的逻辑学——《墨辩》,而且为中国古代的归纳逻辑思想奠定了基础。如掌握经验材料的观察等方法,关于“类”的思想和偏有偏无的划分思想,以及“以类取”的归纳方法和归纳逻辑的性质和规律都有所论及。探讨墨家的归纳逻辑思想,就不能不从“类”概念谈起,因为“类”概念的问题,它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既可以涉及到演绎的逻辑问题,也可涉及归纳逻辑和类比逻辑的问题。但从类的     

“道”的诠释——论《老子》思想中的科学思维方式

《老子》是中国古代的文本,科学一般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的产物,但是两者所要诠释的最终对象或者探索的目标,都是宇宙的真理,即“道”。哲学具有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就决定了《老子》中必然包含着探寻“道”的途径,与现代科学存在着一致性,包括有机整体思想、动态变化观念和直觉思维方法。《老子》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的三方面,不仅对中国古代科学形成独特的模式具有重要作用,对今天人类文明的发展仍颇具价值。     

论《墨经》的“效”

研究《墨经》的学者大都把“效”理解为“说”的一种具体论式或者理解为“说”的原理。本文通过分析前辈学者对“效”的研究成果 ,认为“效”不是对某种具体推论形式的论述 ,也不是对“说”的原理的概括 ,而是一个与《墨经》逻辑研究的方法论直接相关的重要范畴 ,“效”决定了《墨经》逻辑研究的对象、性质和目的 ,在《墨经》逻辑学中有很高的地位     

思辨性与实践性：秦汉时期的推类原则思想研究

推类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被普遍运用的推理类型。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推类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对推理本身的一种称呼。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蓬勃发展的阶段,但在秦汉时期,推类的方法仍然被思想家们广泛采用并深入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思辨性与实践性双重特征,既关注抽象的逻辑思维规律,也注重具体的政治伦理原则。《吕氏春秋》《淮南子》和《论衡》中关于推类及推类原则的思考和探讨,对我们全面把握中国古代推类思想的发展脉络与特征,进而从思维方式和推理类型本身的角度理解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具有重要作用。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