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立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

王立教授新著《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列入“当代名家文库”面世了，这是国内主题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标志。该书由四编组成：“国别文学主题史接受编”、“国别文学主题母题个案研究编”、“文学母题跨文化溯源比较编”、“主题学思想及主题学研究史总结编”。之所以以这最后一编命名，是因为这一编，在作者的主题学研究中，占有一个新起点、新高度的突出地位，即从个别性的母题追索，上升为一种理论方法的提升概括，并且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提炼主题学的思路，很有启发意义。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金庸小说母题研究——读刘卫英、王立教授《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

金庸小说作为中国武侠文学的重要一隅,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和文化意蕴。刘卫英、王立教授《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一书从主题学研究方法入手,从16个母题和意象专题研究来阐释金庸小说中的深层意蕴以及某些人类学解读。不同于其他一般性金庸小说研究的论著的是:该书创新性地从部分母题的中外文学主题史来源、以及民国武侠小说代表作的介入等方面阐发,成为该书的重要特色。     

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1月,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与文学史理论及方法研究、文学主题或母题演变研究、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社会历史演进与人文话语之流变研究,各体文学演变研究、古典文学的现代阐释研究等议题,多方面发掘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术价值,取得了可喜成绩.     

从复仇文学主题看复仇动机的传奇质素

主题学理论中的母题、情境、人物、题材、主题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与区别,复仇主题的特定内容也构成了某种形式结构功能,其制约了叙事作品的通体氛围和构思鉴赏。母题在复仇这里,也往往具有了“双重的形式”。主题学视野中的复仇悬念不限于一般的具体本文结构中的伏笔铺垫,它基于并扩散为由对复仇奇趣的涉猎到对人命运的关注,对与人的伦理使命相关的憎爱情感愿望实现与否、何种形式实现的关注。以主题学理论、主题史的眼光来看具体的复仇作品,不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人的恩怨悲欢,还能更深刻地理解许多相关的文学与文化现象。     

中国传统艺术的图文间性——以诗文书画的“渔隐”主题为例

"图文间性"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性范畴,用以描绘在中国艺术领域,特别是诗文书画方面普遍存在的一种艺术创造现象。探讨中国诗文书画中的"渔隐"主题,可以有助于认识这一新概念。人们常以"诗画一律"和"图文并茂"对中国艺术的"渔隐"主题进行解读。但要完成对"渔隐"母题及其相关的传统绘画意象的"阅读",仅聚焦于图像学层面上的画面结构分析远远不够,还须对其中的来源广泛的隐喻进行探讨,关注题材和主题的象征涵义、传统典故,甚至"政治隐情"及心态史、接受史,还有文学上的诗文唱和等哲学与美学问题。而且,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图像的价值不仅仅是被观看,其意义的彰显还涉及作者/观者与历史、人生、社会、自然的存在关系,只有从多元媒介的多元视角探讨才能深刻理解其哲学和美学意蕴。可以说,中国诗文书画中"渔隐"主题所体现的视觉语言与文字语言的相互作用就是一种图文间性,对此进行探讨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图像学理论。     

悼祭文学主题与丧悼文化的精神史意义

文学主题学探究的重点,应落实在哪些主题、母题引起了古人的偏爱,这些主题母题之间有何内在有机联系.只有将主题学与心态史沟通,才有可能更为切近历史和精神史.顾颉刚先生孟姜女故事研究的成功,昭示了民族精神史研究的广阔前景.悼条文学与丧悼文化的综合研究,当是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延伸泛化.     

文学主题与文化史研究的新拓展——评王立《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

80年代中期以来,王立教授的主题学研究,在国内外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继《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中国文学主题学》(全四册)等反响广泛的专著之后,他近来出版的《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以下简称《复仇文学主题》)为学术界填补了一项空白。《复仇文学主题》从中西比较和传统主题、母题史多方面溯源清流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厘清、描述了诸多复仇作品之间的承续关系;论述了复仇文学同传统文化一些重要分支的关联;发掘了作品所反映的作家复仇观念及情感心态;分析了复仇心态的动因及其情绪泄导、心理补偿功能,复仇动机的传奇质…     

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读王立《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

王立先生是我国利用主题学的理念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卓有成就的学者 ,他多年来在这个领域中辛苦耕耘 ,可说是硕果累累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受到了学界的注意和称赞。他在继《中国文学主题学》(四册 )、《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宗教民俗文献与小说母题》等专著之后 ,又出版了洋洋4 0万字的《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专著 (辽宁出版社 2 0 0 3年版。责任编辑 :徐桂秋 ) ,使我们不能不感佩作者的勤奋和对学术的追求。作者运用主题学和“神话 -原型”理论 ,通过惜时、相思、悲秋、春恨、思乡、出处、游仙、怀古、黍离、生死等十大主…     

主题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相得益彰

主题学研究同一主题、母题、题材、情境等在不同民族、国家文学中的流传与表现。这种方法来源于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并且民间文学中同一主题、题材等的大量异文为主题学研究提供了资料上的保证。同时,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主题学理论也是民间文学研究的指南之一。二者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     

斧破千帆,花开树头——读王立教授《武侠文化通论》

《武侠文化通论》(以下简称《通论》)集作者十余年中国武侠文化研究成果之所成，运用主题学原理，从文学母题的文化内蕴贯通流变角度，将侠文化与民俗、文学主题相结合，分析了二十余种卓有意趣的武侠文学范式，探讨了侠文学及其慕侠习俗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价值，生动而具体地探讨了中国古代侠义精神在民俗传统中的流变、道教仙话、女性观念、饮食文化、武侠文化、江湖侠盗伦理等武侠崇拜民俗的双向、多向互动关系。对”侠”这一特殊人群的行为方式、心态及其亚文化观念等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梳理，将文学主题研究延伸到江湖…     

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及其文学意义的思考

就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与文学的关联互动而言,所谓民族融合一般指作为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之间的融合。民族融合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总体走向。民族融合的文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体质融合和文化融合两大方面。这也是其文学功效实现的两大路径。体质融合与文化融合往往扭织在一起,或互为因果,或形成一种合力而共同对文学产生影响。两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的时效也不同,前者呈渐现性,后者呈即时性。     

比较中西历史弘扬中华文明--孙培良论著读后感

孙培良教授的学术活动 ,早年遍及中外文、史、哲众多领域 ,后期致力于史学 ,尤其是中外关系史 ,晚年专注于伊朗史。他治学严谨 ,坚持用唯物史观和考据方法 ,对中外古籍和传世碑铭的文字记载、近代的考古发掘及近人的学术成果 ,进行精心研究。在比较中西历史、弘扬中华文明方面 ,他所论证的中国画法西渐引起了伊朗绘画革命、孟子学说西传被马兹达克用作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 ,是前人未曾提及或未能断定的 ,是对国际学术界的一大贡献。     

广府在古代中国外贸体制中的地位及其文化分析

本文从三方面阐述广府文化在古代中国外贸体制中的地位。第一，三度一口通商彰显广府在中国外贸体制中最突出的地位。第二，历代外贸体制在广州的先行先试充分表现了广府对于中国外贸体制的贡献和地位。第三，通过广府外贸地位的文化分析：地理环境和海外市场分析；海洋文化传统最早形成和成熟；海洋文化精神的强固，论证广府在中国外贸体制中获得显赫地位，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发展逻辑。     

西南丝路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西南丝路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条通道,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古代文献也有很多重要记述。四川境内发现的一些早期佛教造像表明,印度佛教很可能是由西南丝路传入中国的。西南丝路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韩国古今游记中的中国观

游记是游者的见闻纪录,是旅行者对异域文化体验的归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古至今,中国始终是韩国最为关注的大国,本文通过韩国古代和当代游记的比较,揭示不同时代韩国人的中国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国与中国关系的发展,韩国人对中国文化认识的发展.     

中国文化延续中的地理环境保护机制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唯一未因外族入侵而导致文化发展中断的国家,中国文化的延续性除了中国文化自身的内聚力外,根本因素在于中国文化所诞生的地理环境的保护机制:条件优越的农耕世界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提供了物质基础;辽阔的文化地域,使得中国文化有足以回旋的余地和应付环境变迁的能力;地理环境的偏远、封闭免除了中国文化遭受其他文明的冲击,保证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马尔克斯在中国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思潮的发展离不开外国作家的影响,"异域作家与中国"的关系研究也因此成为中国学者不断关注和探讨的课题,马尔克斯作为一个广泛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学的外国作家应该受到重视.以文化研究的视角,简要指出了马氏在本土与中国的所处的境况和对马氏译介及研究现状做一番梳理.通过选取中国两个代表作家与马氏的比较分析,用事实证明中国大批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创作方面的变化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吸收和创新引起的.     

论日本汉文学史

日本汉文学是一笔数量十分可观的文学遗产。但近百年来,它不仅在日本几乎处于被遗忘、湮没的境地,在中国更少为人知。对汉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日本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有些日本人对汉文学过于轻视、鄙薄,甚至认为是殖民地化的文学,这是不对的。而中国有的读者以为日本人用中文写不出什么好诗文,也是不对的。中国大智者钱钟书把文学史研究工作戏说为“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发掘文墓”殆指文史考证带有考古发掘的性质;“揭开文幕”则说叙述文学史就像演历史剧,还有让观众(读者)鉴赏的目的。研究日本汉文学史,首先就是一种挖其古坟、文化寻根的工作。同时,对日本汉文学作鉴赏评析,也是为了充分实现其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面对浩瀚的汉文学作品,研究者常常会有惊喜的发现。有一些日本汉文学家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并且得到中国方面的承认和推崇。有些人对日本汉文学的轻视是缘于自己的无知。     

《近代中外文学关系·引论》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半个世纪中，中国社会经历了政治历史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产生了“中体西用”论、洋务派、维新派等一系列文化思潮与流派，兴起了翻译的高潮，这个结果，引发了中国文学的变革──开始了与外来文学的冲突、交往与融合，使中国文学史自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变化是文学变革的前提与条件.     

西方早期丝绸的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①

丝绸是古代中国的主要外销产品,也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近年来,国外发现了一些早期丝绸,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依据.古代地中海地区曾利用野蚕丝进行过纺织,西方文献所说的"科斯丝绸”就是指这种野蚕丝,而不是指中国丝绸.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传到了欧洲,并且很可能是沿着草原通道西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