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义利”说基本特征新探

传统“义利”说可谓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与“利”是一对重要的道德范畴,二者关涉的内涵甚多,“义利之辩”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没有停歇。关于“义利”的基本特征的探讨很多,但是如果从历史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看,传统“义利”说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四个方面：外在形式上体现了精神物质与整体个体并存,历史发展上体现了由统而分与由分而合递进,具体内涵上体现了政权核心与人本核心互动,内在实质上体现了具体合理与目标合理统一。     

邓小平同志的义利观

义利关系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中一这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把握时代特征,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和发展了传统的义利观,既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论儒家思想与人的现代性的培养

人的现代性是科学的现代教育培养和传统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会打上本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因而儒家文化中的“智仁双修”、“义利统一”和“天人合一”等思想对于人的现代性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中原传统思想文化的现时代意义

传统文化及其孕育的民族精神是真正地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并赖以生存繁衍、世代延续的根。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的中原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的思想文化精华仍具有不容忽视的现时代价值。传统的“持中”、“尚和”、“宽厚”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思想基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复兴而奋发进取提供动力之源;有关义利关系思想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提供重要的价值导向。     

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的多维阐释

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的重要论述,业已成为我国外事工作的重要价值导向。这一科学观点的形成,是一个以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为理论之基、以中国传统义利思想为文化之源、以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伦理智慧的演进为历史之维的建构过程。在理论之基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继承了国家利益观、国际主义思想、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道德和正义原则的理论精髓,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向当代形态的转换;在文化之源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科学地把握传统义利关系中“义”“利”的价值定位,实现了对传统义利思想的超越;在历史之维上,习近平关于正确义利观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义利观、社会主义义利观等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伦理智慧的演进发展,实现了义利关系由国内战略向国际战略的视域转换。     

义利之辩与科学发展

中国古代义利观经历了“义利相和”、“重义轻利”、“义利对立”的演变过程.“义利对立”是中国古代义利关系发展的一个误区.正确地处理义利关系,要回归“义利相和”的原始观念.“义利相和”与科学发展观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遵循“义利相和”原则,必须处理好效益与公平的关系、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儒家思想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本文以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修身为本、和为贵、义利合一思想来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     

浅析中国古代权利概念的缺失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关于它的讨论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中国古代文化中“义利之辨”中的“利”并非是指我们现在所讲的权利;中国古代的特殊的社会结构导致权利主体的缺失;和谐的价值追求阻碍了权利观念的萌发;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扼杀了权利观念。     

义利之辩与社会进步和稳定

中国古代伦理史上一场义利之辩,从春秋战国时期延续到宋明时代,乃至目前伦理界重新对义利之辩的反思。可见,如何认识“义”与“利”?是提倡“义”,还是“利”,或者是“义利并重”,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从中国古代义利之辩的历史背景,中西方伦理之本质差别,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国家与地区的伦理道德在变化等分析中,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特定条件下,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须提倡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义”与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利”并重。     

论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及特点

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以义生利,兴利除弊;洋务运动时期主张重义兴利,利国利民;维新运动时期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和谐;辛亥革命时期主张义利统一,建立革命道德。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是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贯穿着强烈的救亡意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与利的冲突与协调

道德并不是和一切利益对立 ,相反 ,利益是道德的基础 ,义与利二者既有相互冲突的一面 ,也有和谐一致的一面。义与利的冲突是义与不义之利的冲突 ,义与利的协调是义对正当利益的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要本着实然与应然相统一的原则 ,协调义利关系 ,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及其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

先秦时期是我国社会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其理论思想成为后世思想的源头基础。儒家重义轻利、义以为上、以义克利的义利思想,影响着之后二千多年的义利之辩。企业作为利益与道德的结合体,如何正确地处理企业经营中的义利关系,成为关乎企业和社会健康平稳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论正义的整体利益原则

与现代西方伦理学将正义与整体利益对立起来不同,整体利益原则应当成为正义的一项重要原则, 它以维持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为内容,而这又是以对整体利益的准确定位及其构成因素的揭示为前提的。     

环境正义刍论

环境正义是环境伦理学中的前沿问题,它的凸现标志着世界环境保护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环境伦理学的转向。环境正义的实质是环境责任和生态利益的合理分担和分配,由此能够清晰地看到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以及解决生态危机所应采取的正确应对方略。环境正义的实现对于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十分重要的。     

辨析公平、公正、正义的基本含义

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大调整的变革时代。对公平、公正和正义的含义予以再辨析,不仅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公平一般是指对于以利益分配对称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做出的价值评判,合理划分利益是公平的深层本质;公正是“权利（利益）的平等交换”,其核心要求是“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在同一标准规则下的相同对待;正义的基本内涵是人们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各取所值,做当做之事,得当得之物,其核心意旨是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权力和责任之间达到基本的均衡（平衡）。     

论正义原则

正义的核心含义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正义原则合乎自然道德法规和社会实证法规两种规范 ,它是一种秩序原则、行为原则、分配原则和评价原则 ,它还涉及到代际正义和国际正义问题。它要求我们每位社会成员合乎正义地待人和为社会财富的增加作贡献 ,要求政府为我们提供一个正义原则践行的环境。正义原则的践行是一个机会平等原则、规则公平原则、分配公正原则等具体规则实行的过程 ,其践行的现状同其理想态还有相当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们每位社会成员和政府要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 ,通过实际的努力逐步实现正义原则 ,使每位成员都能相近程度地享受到社会财富增加带来的好处。     

相邻纠纷处理中的司法职能

相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的一种类型具有自身特征,本文以杭州市拱墅区法院四年审理的相邻权案件为样本,从微观的角度考察司法。相邻纠纷多为无法调解的邻里纠纷,司法判决的比例高。规范相邻纠纷的法律规则具有原则性特征,这为司法活动留下了空间。司法实践对相邻纠纷的处理体现出了:司法能动性、本土性,以及某种创造性。     

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比较研究及中国选择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国家整个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是衡量一国司法制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杆。由于法律传统与社会制度的差异性,使得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方式有所不同。通过对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处遇的比较研究,将对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构与完备大有裨益。     

义利观：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

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义利观。国有企业一方面要追求经济效益,追求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还要加强企业的精神动力、追求文化软实力。中国传统文化为当代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义利观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基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国有企业文化建设要处理好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国有企业内部企业人个体与企业集体之间的关系,实现追求“利益”要以“道义”为原则。基于“仓廪实而知礼节”命题,要克服假言判断的误解,从综合判断的角度出发,把“仓廪实”和“知礼节”看作是并存关系,从而实现国有企业“义”和“利”并重的义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