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界民族问题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区别

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跨界",而在于主动和被动的区别,跨界民族是被国家主权政治分割的产物,而跨境民族是民族主动跨境即移民的结果。有人把民族理解为政治实体,有人理解为文化实体。跨界民族必然否认跨界民族的成立而用跨界人民来代替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则证实跨界民族的成立。一般来讲,跨界民族问题远比跨境民族问题要严重得多,但不排除特殊例外,如"9·11"事件。"9·11"事件是跨境民族问题而不是跨界民族问题。引发跨境民族问题的主要条件是跨境民族与所在国的文明的不兼容或不相容。     

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及其挑战

现代民族国家产物的跨界民族,对于民族国家边界的形成与边疆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既是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实现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基本方略。在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建构过程中,政治法律、文化心理与公民文化途径被普遍采用。在全球化背景下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面临着族性张扬、参与困境与权益维护等挑战。     

跨界民族问题与中国国家安全:建国60年来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形式的跨界民族问题,主要有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土司归属和边界划分问题、以"藏独"和"疆独"为代表的分裂活动、跨界民族的大规模境外移民问题、跨界民族群体性事件问题、跨界民族的跨国犯罪问题等.要充分认识多民族的国情和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跨界民族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冷静应对复杂局面,创新处理跨界民族问题的方式方法;推行睦邻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为处理国内跨界民族问题创造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大力加强跨界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力度,增强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根除跨界民族问题危害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加强边界管理和边防建设,建立防控跨界民族问题滋生蔓延的长效机制,构筑保卫祖国的铜墙铁壁.     

中国边疆政治视阈中的跨界民族问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拥有漫长的边界线和广阔的边疆地区,因此具有治理边疆的丰富经验。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民族分布的突出特点是汉族居于中心区域,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近代以来连续不断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是导致我国边疆地区出现跨界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边疆政治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政治,跨界民族跨国界而居的特点使得跨界民族问题不仅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领土主权和边疆安全,而且可能影响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跨界民族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边疆政治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与公民身份建构

因民族国家政治分隔力形成的跨界民族,其成员的民族与国民双重身份对应着两种认同形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严重制约并影响着民族国家的边疆秩序及其地缘政治关系。跨界民族成员依靠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获得公民身份、实现利益诉求、建立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时,深受跨界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通过民族国家的有效治理、公民权益维护等认同政治实现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是较为直接且有效的途径。     

跨界民族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

认同意识是研究跨界民族问题的核心,跨界民族在地缘安全领域中产生复杂作用的原因及其表现,都与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直接相关。随着全球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和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广泛深入,跨界民族问题已经超出经济作用的范围,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我们认为,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是保持跨界民族判断力的一个基本因素,而这种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是决定认同判断力的重要指标。     

中亚地缘政治及跨界民族问题对我国西部的影响

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的变化是中亚跨界民族问题产生的主要背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对我国西部安全和开发带来了消极影响。     

论我国跨界民族的双重作用与双刃剑效应

我国是一个多跨界民族的国家,跨界民族在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都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学术界对于跨界民族作用的认识可归结为四个方面：和平跨居论;族群—国家冲突论;边疆跨界民族问题治理论;特定边疆跨界民族非传统安全治理论。这些观点往往只侧重于跨界民族作用的某一方面,而且总体上偏重于突出其消极作用。应辩证分析和看待跨界民族的双重作用和双刃剑效应。     

跨界民族的经济文化互动与民族关系发展——以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南浪村为例

跨界民族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国在民族和社会发展中必须重视和处理好的社会问题。南浪村所处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和跨界哈尼族的特殊性决定了处理好南浪村跨界民族关系的重要性。笔者运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对南浪村跨界民族关系进行实地考察,在分析和总结当地跨界民族关系的现状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看法。     

“跨界民族”概念辨析

目前在跨界民族的研究中存在着概念多样性的尴尬局面,虽经学界多年的论争,仍无法达成一致.笔者认为对于基本概念的模糊,不利于学理的严谨和研究的深入.因此笔者列举出跨界民族研究中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比如"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国民族"、"跨界人民"、"历史民族"、"文化民族"、"无国家民族",并通过对以上语义相近的概念一一进行辨析,以使人们对跨界民族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近代云南段国界线变迁与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

云南跨境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既是长期以来社会文化发展形成的结果，同时还与各种政治历史变动密切关联，在这些政治历史事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近代以来云南段国界线的变动。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中国边疆危机，发生在云南的中缅、中越、中老边界交涉活动，通过国家政治以及国家意志对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论我国跨境远程教育的质量保障

随着国际教育贸易竞争的不断加剧,世界各国的跨境远程教育迅速发展,为维护我国在国际教育竞争中的地位,亟需从整体上建立健全我国跨境远程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该体系既应包含外部质量保障和内部质量保障两个层面,更应体现其自身的独具特色,涵盖网络公开课和微课程、跨境学生学习支助服务、双向信息交互、国家安全、跨境远程教育项目的管理和评估等诸多方面的质量保障,唯有如此,才能推动我国的跨境远程教育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浅谈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外资并购问题

随着我国加入 WTO,国外跨国企业并购投资将取代新设投资成为在华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我国的证券市场将成为外资并购的主要阵地。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上外资并购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指出了要开展外资并购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提出了解决我国证券市场外资并购问题的对策以及几点建议     

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同源跨国民族问题

本文认为,当今世界跨国民族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往往受主体民族与母族文化的影响;对于跨国民族的发展需要始终关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否促进所在国与客位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其二,是否影响所在国和客位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同源跨国民族形成的原因是历史的变迁。当前,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跨国民族问题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民族主义的泛滥,成为影响主位国和客位国社会稳定乃至边疆安全的一个现实问题。     

制度视角下的边民跨国婚姻研究——以云南德宏州为例

边民跨国婚姻的产生除了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之外,还与边境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特殊场域——跨疆界传统小社会及其内部孕育的民族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紧密相关。国家为履行社会控制职能而制定的跨国婚姻相关法规,是从控制跨境人口流动和保护入境通婚人员权益的角度进行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对跨国婚姻的有序管理,然而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的跨国婚姻行为选择与正式制度社会控制职能之间难以弥合的张力,使得边民跨国婚姻面临一定的制度困境。     

构建生态经济 夯实湘鄂渝黔边区民族经济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生态经济正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主题。湘鄂渝黔边区是我国典型的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如何合理开发利用绿色资源,着力解决资源富饶中的贫困落后问题,值得进行思考。大力发展生态经济、科学规划、综合治理;制订符合经济发展的区域政策;积极探索"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创建,实施生态建设系统工程,是湘鄂渝黔边区扬长避短、谋求后发优势,夯实民族经济的战略性选择。     

伦理文化研究不能忽视民间“小传统”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植根于民众生活土壤,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民间伦理文化的内容,是把握整个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真实面貌的必要条件.     

跨境河流水量冲突诱致因素解析

厘清跨境河流水量冲突的诱致因素是降低跨境河流冲突风险的前提。根据国内外跨境河流数据库资料,分析跨境河流水量冲突的诱致因素。基于跨境河流水量冲突的频次筛选典型河流;对典型河流水量冲突的相关事件进行深入剖析,提取典型河流水量冲突的诱致因素,并分析共性因素;利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对共性因素进行验证,定量分析水量冲突共性诱致因素的影响力。研究发现：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水文条件对水量冲突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水文条件与水量冲突呈现负相关性,而政治外交关系和约束体系的影响并不显著。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视阈下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的逻辑理路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动态发展的科学理论,新时代“一条道路”“中国梦”“两个共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全新发展;新时代对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时代课题的回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步破解、对新征程的大力推进确立了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的全新坐标。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通过“缩小政策差异”+“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共建良好的发展机制,运用法律手段创设“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协调边疆民族关系”的有序法治机制,结合“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共同构建全面教育机制,借助边疆各民族“互嵌”+“沁入”共创共居、共事、共享的协同机制,为边疆地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健康发展开辟了全新道路。     

世贸组织竞争政策与跨国并购管制法律问题探析

随着以贸易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为特征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世界各国的经济正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跨国并购也风起云涌。传统的以新建企业为主的国际直接投资模式已逐渐被跨国并购所取代。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急需用法律加以管制。加入世贸组织后 ,直面跨国并购的潮流 ,中国在立法上应有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