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角下秦汉时期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研究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同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秦汉时期在国家治理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及其历史特点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独特性的一个缩影。在中央层面,以皇权为中心,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且相互制衡;在地方层面,以皇权和中央权力为中心,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一且高度集中。这一历史时期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展现出了实践理性、私有特质、大一统社会状态和社会文化下权力关系模式的"同心圆"规律。这一权力关系模式及其特点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权力关系模式的缩影,对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政治权力关系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权与行政权权力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启示。     

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制的实质意涵及其权力配置

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三权分立,而是以行政长官负责为核心的行政主导制,行政权相对于立法权和司法权处于优位,但并不是支配地位,司法权独立,行政权和立法权既分立制衡又互相配合的政制结构模式,实质上是以行政长官为权力结构核心的权力配置模式和权力秩序。行政主导制有助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统一和推动香港澳门的繁荣发展,维护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因为香港和澳门的具体情况不同,二者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又有所不同。     

西方权力制约途径之检讨--从福柯的权力立场出发

迄今为止,权力制约途径主要有二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社会制约权力".从福柯式的权力立场出发,对权力的法律化概念进行了反思,以此为起点,检讨了西方权力制约的两条途径.其中,认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立与制衡构成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核心,而"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则成为现代西方权力制约途径的发展趋势.最后,文章指出,西方的权力制约途径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西方现代社会的权力制约权力途径已形成了一项系统性机制.     

我国法院司法权的宪法地位

20世纪后期司法权呈现出明显的扩张趋势，这在大陆法系国家表现尤为明显。我国宪法适应了宪政发展的趋势将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分立出来，由其依据法律独立行使。从我国宪法规范的应然层面上而言，法院司法权并不从属于行政权，然而，司法权在实然层面上却并非如此。     

论分权总统制与超级总统制的区分

总统制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分权总统制和超级总统制两种亚类型。从结构上看,分权总统制总统在宪法上是政府的行政首脑,掌握与立法权和司法权平行分立制衡的行政权;超级总统制总统在事实上是政府的行政首脑,掌握着行政权,但政府总理才是宪法上的政府行政首脑,并对行政事务负责,由此导致总统游离于三权平行分立制衡的边缘,处于一种超然于上的地位。在功能上,分权总统制侧重于保障自由,而超级总统制侧重于维持秩序。区分总统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总统制国家的政治架构,有助于我们进行政治制度创新。     

人权视野下的国家教育权理论探析!

国家教育权作为一个教育法学概念,指的是国家按照法律规定对国民教育进行合理统治、发展与管理的公权力。它以公民自然权利为合法性基础,宪法与教育法是它的直接性权源。在尊重人权与教育公平的价值导向下,国家教育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须在纵横两个维度上进行合理分配,形成权力、权利与伦理等多种力量综合作用下的多元制衡机制,并从主体、内容、程序、监督等多方面逐步实现权力行使制度的全方位优化。     

浅议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成因及政治平衡功能

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有深刻而独特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美国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及三权制衡原则为违宪审查制度提供了政治保障,法官享有的社会威望和民众对法律的信心奠定了法治基础。通过运用违宪审查权,普通法院不仅达到了制约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目的,而且实现了司法权对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横向平衡和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平衡功能。     

政党在美国立法中的利益博弈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三权分立"是美国宪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相互分权立与制衡。但是三权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也享有一定程度的立法权。这种立法权的分配模式为政党之间进行利益博弈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研究了政党在美国宪政模式下的立法博弈途径及其对美国立法的影响。希望能够对我国立法民主化建设有所启示。     

论检察权的定位

我国实际上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行政权、司法权、检察权的“三权分立”。这三项 权能分别由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实施。其中立法权是其他三项权能的统领，是“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体现，但在具体行使上，则又与其他权能互相独立、互相制约。而其 他三项权能则是平行并列、互相独立、互相制衡的。检察权的定位就是法律监督权。     

六权分工:中国政治体制概括新探

中国政治体制"六权分工"的新概括,即党中央的领导权、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国务院的行政权、人民政协的协商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权、中央军委的军事权六项国家权力的分工体制,它是基于职能的分工体制,而不是分立体制,党的领导统合是分工体制的基础。"六权分工"体制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探索形成的,渊源于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八大开始奠基,"文革"期间受到了破坏,改革开放后,开始恢复重建,并不断完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行政执法是行政权的组成部分,刑事司法是司法权的主要表现形式。行政权与司法权本来应当相对分立,但在打击犯罪行为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任务面前,两者却是相互衔接的。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执法实践中存在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脱节的问题,提出了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机制的设想。     

民事执行:从部门分权到身份分权

部门分权是民事执行裁决权与实施权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行使，而身份分权则是指在部门分权的基础上，民事执行裁决权与实施权分别由不同身份的人来行使，并且这两种身份的划分应当界限分明，有不可逾越性和相当的确定性。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之释义分析——兼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全面管治权是中央依主权而对特别行政区居民和事务,直接或间接行使的管辖、统治、治理的权力。全面管治权是基于《宪法》和两部《基本法》之规范,归纳和总结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上的权力关系。全面管治权综合了“管辖权”之法律属性与“治权”之政治意涵,兼具法理基础、规范依据与宪制需要。一国两制语境下,中央依主权,将部分管治权之权力行使权授权给特别行政区,形成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权力本源。     

行政管辖略论

行政管辖是行政机关之间就某一类行政事务的首次处理所作的权限划分。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辖的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力就是行政管辖权。行政管辖可分为一般管辖与特殊管辖。就对某一事务何者享有管辖权,行政机关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即为行政管辖的争议。依据争议的不同类型,对其可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新时期改造我国民事审判权的若干思考

从民事审判权应有的规定性看，我国的民事审判权处于缺失的状态，存在职权化过重、主管范围狭窄、运行不够顺畅、公开性不足等弊端。本文提出民事审判权改革的四个基本思路由以法院为本位过渡到以当事人为本位；由个案处理功能到兼顾社会公共政策制定功能；由单一注重判决手段到注重多重手段并用；由封闭的审判权发展到开放的审判权。     

对审判权监督的必要性——一个实证的角度

审判独立无疑是司法改革进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焦点所在.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审判必须独立,但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对审判权实施监督不仅有充分的理论基础,而且我国目前的法官队伍现状、司法腐败现象、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现状构成了对审判权实施监督的实证依据.因此,在逐渐提升审判权地位的同时必须重视对其的监督.     

行政公益诉讼管辖模式选择

在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已经达成共识的情形下，管辖问题的改革不仅要考虑保护相对人私人利益，同时也要注意保障公共利益。对三种管辖模式利弊分析后，“对于涉及私人利益的行政案件施行异地管辖，涉及公共利益的行政案件施行提级管辖”的思路，更能通过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从制度层面切断或阻隔行政等外部力量对司法的不当干预，实现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良性互动。     

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判例调控

刑事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但刑事自由裁量权过大 ,会导致诸多弊端 ,用刑事判例制度克服刑事自由裁量权过大 ,既能适应刑事司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需要 ,又能保持刑事司法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强化对审判权实施监督的实证分析

审判独立无疑是司法改革进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焦点所在。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审判必须独立,但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对审判权实施监督不仅有充分的理论基础,而且我国目前的法官队伍现状、司法腐败现象、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现状构成了对审判权实施监督的实证依据。因此,在逐渐提升审判权地位的同时必须重视对其的监督。     

国际民航不循规旅客管辖权问题研究

随着国际民用航空运输业的飞速发展,在航空器上不循规旅客案件数量也呈现激增趋势. 仅仅依照1963年《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东京公约》)已远远不能实现对该类案件的有效规制:因其在管辖权方面的规定过窄,导致很多案件出现"管辖空白"的情况. 国际民航组织2014年通过《关于修订〈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的议定书》(《蒙特利尔议定书》),作为《东京公约》现代化的最终成果,对管辖权方面做出了新规定,在原有的航空器登记国管辖权基础上增加了航空器降落地国和航空器经营人所在国的管辖权规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东京公约》管辖权规定的不足. 在系统梳理国际民航不循规旅客管辖权规则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探讨现有规则的积极意义及不足之处,建议中国相关规定亦需要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