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城市化时期城市理论转型及其启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城市发展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进入了以大都市区化为主要形态的新城市化阶段,城市呈现出离心式发展形态,政府对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干预力度进一步增强,开始出现大都市区管理体制的改革. 面对城市发展的转型,城市管理理论也对此作出回应,应运而生的多元主义理论对传统的精英主义提出了批判,推动了城市管理理论的创新. 同样处于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转型时期的中国可以从中汲取有价值的启示.     

新城市社会学:197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社会学的范式转变

文章从城市社会学学科角度出发,简要回溯了西方传统城市社会学的兴起与衰变,着眼于1970年代以来新城市社会学的范式转变,并着重论述了1990年代以后作为新城市社会学主导范式的“社会空间观点”,从其完整的研究理论框架与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应用框架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最后概括了新城市社会学的“新”的特征与趋势.     

“去家庭化”与“家庭化”:“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的双重突破路径

生育政策的完善是加强生育保障,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从“家庭主义”理论逻辑推演并结合实证角度分析判断,我国现阶段生育政策应定性为“显性家庭主义”,表现为支持家庭照护的积极化倾向和缺乏家庭照护替代选项的消极化态势,弊端在于多重因素结合下的家庭育儿负担过重,从而影响社会整体生育意愿。促使“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向“可选择的家庭主义”转变,是突破现行生育政策困境的总体可行性思路,其转变可从“去家庭化”和“家庭化”角度着手,能有效避免政策工具化,为家庭减负并提高社会整体生育意愿,进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区域主义:通往全球主义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

全球主义与区域主义是上世纪 80年代尤其是冷战后同时发展的重要国际关系现象 ,学术界对两者关系主要有“冲突论”、“兼容论”、“过渡论”三种看法。出现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区域主义的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区域主义的初始内涵是民族主义的体现和放大 ,经过旧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 ,封闭性的区域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等不同阶段对区域主义内涵的改造 ,其当代内涵与全球主义日益接近。新帝国主义披着全球主义外衣为殖民主义张目 ,对区域主义造成一定冲击 ,我们在推进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同时 ,应坚决反对新帝国主义。     

向城市社区居委会跨越性转变——“城中村”转型发展系列研究之二

“城中村”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积极妥善解决“城中村”问题 ,加快“城中村”转型发展 ,使其真正融入城市 ,是城市化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这些村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城中村”的转型发展 ,关键在于管理体制的转变。传统的路子是从村委会转为居委会 ,但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今天 ,不必要也不应该再走这个弯路 ,而应该直接向城市社区居委会跨越性转变。这种转变是必要的 ,也是可能的。要积极探索和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促进“城中村”跨越性转变     

课堂教学由“封闭”到“开放”的尝试

物理教学理论的教学，只有经过理论与实践的反复结合过程，即实现课堂教学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才能收到实效。     

略论德意志帝国政治架构的发展趋势

德意志帝国是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的产物,在其成立时的政治架构特征具有联邦主义色彩,随着帝国统一的日益巩固和力量的强大,逐渐向中央集权主义方向发展,并最后导向专制主义。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帝国内部也出现向民主化和议会政体转变的迹象,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德意志帝国政治长期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到２０世纪初,德国依然是一个以容克贵族势力为主、资产阶级参与统治的“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德意志帝国是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的产物,在其成立时的政治架构特征具有联邦主义色彩,随着帝国统一的日益巩固和力量的强大,逐渐向中央集权主义方向发展,并最后导向专制主义。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帝国内部也出现向民主化和议会政体转变的迹象,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德意志帝国政治长期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到２０世纪初,德国依然是一个以容克贵族势力为主、资产阶级参与统治的“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     

西方经济的“三大事变”与西方经济学的演变——20世纪百年回顾

本文分析了20世纪西方经济的“三大事变”,即(1)30年代大危机;(2)70年代西方经济的“滞胀”;(3)90年代金融混乱;及“三大事变”对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城市叙述

介绍了城市叙述的过程 ,认为城市叙述构成了城市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它往往表现在音乐、视觉、宗教和文学中 ,呈现着反城市化 /城市化的对立状况 ,体现了人类在建设城市的历史过程中 ,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全面反省。对所谓“反城市化浪潮”提出质疑 ,认为那只是“城市乡村主义”的动力。     

基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社区治理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社区逐步由街区制——国家行政全能主义治理模式,逐步转变为社区制——合作主义治理模式,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原则对于“社区再造”同样适用,而且它为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改造战略与工具.     

论罗马帝国城市化的历史作用

城市化广泛传播了城市生活方式和罗马文化 ,促进了帝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扩大了帝国的统治基础 ,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城市自治制度 ,解决了兵源和官吏短缺问题 ,巩固了帝国在行省的统治 ,促进了帝国城市经济的发展 ,加速了西欧凯尔特人的文明开化 ;发达的道路交通系统加速了基督教的传播。但是政治因素的介入和过度忽视经济基础的作用 ,片面追求生活方式城市化 ,造成城市财政困难 ,削弱了帝国的统治基础     

贫困山区统筹城乡发展“左权模式”之一——左权县“1城34村”特色城镇化路径探析

城镇化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左权县结合县域实际,探索实践了一条以＂1城34村＂为目标的特色城镇化发展之路。坚持规划先行,通过加快县城和中心村建设、大力度移民搬迁、开发生态庄园经济、加大劳务输出力度、统筹城乡区划和教育资源配置等措施,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为贫困山区破解＂三农＂难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新城市主义之缘起探析

二战以来,随着美国郊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郊区的低密度蔓延在全美形成一种趋势.这导致了城市中心的衰落、不同人群分化隔离加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新城市主义理论、实践运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如同所有的城市规划理论一样,新城市主义的产生亦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本文试图在梳理战后郊区蔓延进程的基础上,对新城市主义的缘起做一探析.     

论制度认同建构中意识形态的价值与限度

制度认同的形成,是人们对制度规范的认知性期待与规范性期待实现统一基础之上的实践证成过程。意识形态对于制度认同建构的意义在于：意识形态可以实现对制度信息的定向性控制,左右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和理解;意识形态通过发挥“占有他人意志”的功能,改变或置换社会大众原有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形塑人们对制度的规范性期待。意识形态为制度认同奠定着思想基础,但由于制度认同不只是一个理论理性的问题,还是个实践理性的问题,制度认同最终能否形成,还取决于人们对制度的认知性期待和规范性期待在制度实施过程中能否得到证成,这构成了意识形态作用的限度。制度认同的形成不仅需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而且还需制度本身合正确性与正当性以及加强对制度实施过程的监督管理,以为制度认同的建构提供必要的“经验原则”。     

意识形态：马克思的立场与诠释

在分析和批判以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和使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克思站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揭示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普遍性的立场上,对意识形态的真实根源和阶级属性、意识形态与科学理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诠释。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探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使意识形态概念获得了理论上的重大意义，也为学者们研究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新路径。近代启蒙理性为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科学认识的保障，而拿破仑开创了意识形态概念的贬义史，德国古典哲学则使意识形态概念拥有了历史哲学的框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主要有4种方式：虚假的观念体系、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一系列由日常风俗、行为和信仰所构成的传统的象征形式和价值观。在马克思之后，意识形态理论在理性与价值批判两个维度获得了充分发展。     

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芬伯格

马尔库塞指出技术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强化了社会统治;哈贝马斯把技术合理性看做是一种工具合理性,分析技术如何转变成意识形态,并把技术统治解释成生活世界殖民化;芬伯格批判吸收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重视技术的可选择性,从技术批判理论的角度分析技术合理性与社会统治的关系。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芬伯格的演变,为我们正确看待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启示。     

启蒙精神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启蒙开启了现代社会的进程,现代性深深扎根于启蒙运动之中。本文对现代性的起源做出历史的考察,探讨了现代性与启蒙精神的渊源关系,并深入分析现代性的基本原则(理性与主体性)在文化、思想领域确立自身地位的过程,指出启蒙理性僵化的思维方式乃是造成现代性的矛盾与异化的思想根源。     

建国60年来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维护与重构

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是指那些能提高民众对执政党认同的各种要素.合法性资源的内容主要内容包括:意识形态的资源、政治层面的资源和经济层面的资源.建国60年来,随着执政能力和外部因素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获得新的合法性资源的同时,也伴随着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合法性资源的探索与实践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政治合法性资源的不断获得与流失的交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努力维护既有的合法性资源,同时面对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可以说建国60年来中国产党执政的历史进程也是对自身合法性资源不断维护和重构的过程.     

从意识形态批判到“交往理性”构建——深度解释学视域中的哈贝马斯技术批判理论

意识形态研究可以在深度解释学方法论构架内得到恰当说明。法兰克福学派将意识形态理论融合进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框架内,其技术统治论是一种新意识形态理论。从深度解释学视角看,新意识形态论是具有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象征形式,是一种历史谋划;相对于旧意识形态,新意识形态更具迷惑、辩护和操作性;在韦伯对自然祛魅和现代社会理性化解释基础上,哈贝马斯新意识形态论是对现代性的再解释:现代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工具理性在交往领域的扩张并占据支配地位;回到生活世界,重建交往理性可以为现代社会发展建立牢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