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与聚集效应分析

应用聚集经济原理,通过对适度城市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相应指标对长三角不同规模城市的效益进行了动态和静态比较分析,提出我国现阶段通过优先发展大城市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基本原则,同时提出对东中西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及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最后对城市化过程中导致的“城市病”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值得重视的城市蔓延问题

揭示了目前中国城市化过程值得重视的现象城市蔓延。认为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无序建设、大学建设由城市中心向郊区的扩张等乃是城市蔓延的主要原因。分析了城市蔓延带来的环境问题,指出城市蔓延将导致城市水资源、土地资源和湿地资源的浪费,是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提出了解决城市蔓延问题的相应对策:城市管理者应该转变观念,关注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精明增长”和“紧凑型城市”的理论;注意城市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并加强城市的环境管理等。     

“城中村”：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是我国城乡不统筹的产物。“城中村”严重制约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已成为困扰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重要问题。要提高城市化质量,提升城市素质,必须进行“城中村”改造。要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实现“城中村”的城市化。     

“反规划”视角下的城市森林景区生态规划

“反规划”基于尊重自然的思想,关注生态资源维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将开发控制作为规划的重点,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城市森林景区的开发思路。在“反规划”理念的指导下,城市森林景区的规划与开发将更加重视生态基础设施建设而非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了景区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因此,“反规划”视角下的城市森林景区生态规划可以作为城市化高速发展背景下平衡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旅游开发的有效手段,能够构建城市森林景区生态安全格局,促进域市生态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旧城改造中对城市个性延续的探讨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使城市空间迅速更新,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对旧城进行拆建使得传统街巷和民居被拆掉,城市的地方特色正在逐渐消失,城市个性在城市改造中为其“现代化”进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章通过探讨旧城改造中对城市个性的延续、提升与城市再造的认知。     

浅析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生态城市有着不同于传统城市的特点,强调社会、经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城市的本质是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针对我国城市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确立建设生态城市的必然性,进而探讨我国建设生态城市的对策。     

金融危机的城市根源: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城市重建

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历史中吸收资本和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手段。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野蛮的城市空间实践方式巩固了从金融体系中获取巨额财富的剥夺性积累的巨大领域,也使得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不平衡发展的复杂的地理构型。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萧条,与投机性资金流动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而且这些繁荣和萧条对宏观经济总体,以及各种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外部影响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因此,理解城市化的动力学,需要弄清楚生产与虚拟资本循环如何在房地产市场语境的信用体系中结合起来。若想构建城市化的新模式,城市生产者必须起来反抗,并且重新索回他们集体地生产出来的城市权利。城市生活的转变,尤其是城市化生产中阶级关系的废除将成为走向反资本主义过渡的路径之一。这是左翼需要构想的政治策略的核心。     

中国当代城市电影：历史的性格决定命运

中国当代城市电影是一个历史的特定的概念,是中国当下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它的发展走向是与中国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所呈现的由南而北的区域历程相一致的。当城市电影的创作由南粤而进入北京、西安等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内陆城市时,文本表现出人对现代都市的强烈的“震惊”体验,呈现出鲜明的“反城市化”创作特征。它无疑具有很大的社会认知价值,即便是在历史评判的尺度上,也是具有实质理性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具有自己特定历史内涵的中国当代城市电影,也就日益显示出其局限和落寞而逐渐走向了边缘。     

对我国城市化质量的深度思考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城市化中的一些城市病和二元社会结构等城市问题的出现,“质”的城市化取代了“量”的城市化的地位,成为现代城市化发展的主流。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正处于特殊时期,而且又独具特色,这使城市化质量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     

试论当代城市社区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在城市社区层面，随着单位制逐渐解体，城市社区进入了后单位制时期，并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治理形态从“管治”到“自治”、邻里关系从“解体”到“重构”、社会阶层结构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分异与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