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的调和思想——兼论东方文化派的孔子观

五四时期,当众多知识分子就文化选择、孔子评价等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东方文化派也积极参与,深入评论,成为这场中西文化大论战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他们一方面要求保存传统、昌明孔教,另一方面,反对顽固守旧,提倡中西融合,批判神化孔子,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调和中西、折衷新旧,是东方文化派中西文化观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形成于新旧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反映了五四时期文化选择的艰难。     

保守与激进 --中国传统道德现代转型的两大特征

在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以东方文化派、学衡派与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道德立场和以西化派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道德立场两大特征。     

李安电影中东方文化的抽象继承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在第85届奥斯卡大获成功,让中西方电影人和评论家再次看到了东方文化的根源,然而这种根源。是以抽象性的继承方式表现出来的。从《卧虎藏龙》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在当今中国消费社会和商业背景下,以东方文化中的侠、东方梦和写意形式的立意点,重新诠释了电影的文化价值。     

中西思维模式差异对英语口语教学的文化影响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思维模式上有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语言本身,也影响人们的交际模式.本文主要讨论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对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口语的影响及其对策.     

从清代浙东学派看中西科技交流——以黄宗羲、黄百家为一典型案例的研究

时处明末清初中西交流日盛的清代浙东学派,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典型的中国文化传统,为它在中西科技交流中的醒目角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清代浙东学派在中西科技交流诸多方面的考察,能够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西科技交流。     

文化的守望：“东方文化派”的民族主义关怀

五四前后“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关怀，应该被纳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框架内进行理解。在面对20世纪初年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时，“东方文化派”认为能够挽救民族国家命运的，最终只能是民族自身的传统价值。因此，他们提出以复兴中国文化来振兴中国民族。这一文化民族主义的运思，的确反映了国人克服民族自卑，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精神现象，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融化传统文化、文学的思路

本文通过阐释郭沫若“五四”时期文化、文学观念、文化思想史研究、文学创作实践的一些特点,说明他在当时对于融化传统文化、文学有价值成份问题已有自觉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与复古派、东方文化派固守传统文化封建主义旧质的保守主义态度绝然不同,而对早期《新青年》派不无偏激的建设新文化观则是一种补充。     

瞿秋白哲学论战代表的文化方向

本文通过对瞿秋白与“东方文化派”、“玄学科学派”、“实验主义派”以及“孔孙道统论”的哲学论战的阐述 ,说明了瞿秋白所代表的先进文化方向 ,即哲学上代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方向 ,政治上代表新民主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的方向 ,民生上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大众的利益     

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观疏解

20世纪以来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等不断举起“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帜,试图在争取国家独立富强的同时,发扬传统,重建起独立的民族新文化。钱穆的整个学术活动,就具有这样的时代和文化流派特征。厘清了钱穆“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线索,实际上也就抓住了其整个学术路向演变的主脉。     

论学衡派的文学观

立足于文化守成的立场,学衡派注重文学中传统因素的传承。模仿说和道德论在中西文学理论中根基深厚、源远流长,成为学衡派考察文学问题的两个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模仿说和道德论的创造性阐释,学衡派表达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主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值得重视。     

印度古代哲学文献中的“四大”观念

［摘要］“四大”是古印度哲学中经常论及的四个物质元素,在许多派别的重要文献中都有记述。印度哲学中的顺世论将“四大”作为其理论的核心;胜论派、正理派以及耆那教也认为“四大”实有;大乘佛教、数论派及吠檀多派中的主流思想否定“四大”的实在性。各派提出的关于“四大”的思想构成了古印度哲学中的一种重要的事物本原理论。这方面的理论对推动世界东方文化中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新人文主义”与东南学风——以“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思想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学派之争，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冲突。聚集于东南大学、以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姿态出现的“学衡派”，持中西会通的文化理念、举新人文主义之大旗，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这种以南北两所著名大学为阵地的不同思想间的论争，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健康发展及南北学风的互补。“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及其教育实践活动对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浅谈近代中国绘画的发展趋势

我国历代所传之画十分丰富,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革命和西方思潮的影响,美术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中国绘画如何传承与发展本土艺术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道路。本文截取处于中西绘画交流与冲突的近代这一历史阶段,围绕外来派、传统派和融合派的发展道路论述。     

论20年代醒狮派的文化保守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思想界"东方文化救世论"的流行,是促使醒狮派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是刺激醒狮派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直接原因。在醒狮派看来,"传统"并不是一个绝对同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西化论全盘反传统的观点是不可理解的。醒狮派虽然接受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接受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融合。醒狮派指出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内在缺陷,并据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意义做出了合理的阐释,西化论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被动承受是不能赞同的。总的来说,醒狮派对西方现代性持一种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这种复杂心态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普遍具有的。     

20世纪的“中体西用”论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 ,以王新命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派 ,以贺麟为代表的抗战时期的新儒家以及 50年代以后的港台新儒家 ,他们的文化主张 ,虽然都没有明确提出“中体西用”论 ,甚至反对“中体西用”论。但本文认为 ,这些文化主张无论在方法论上 ,还是在具体的内容上都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中体西用”的模式 ,相反却是“中体西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     

在中西新旧之间穿行:五四前后的清华国文教学

五四运动以前,清华在教学上是重西文轻国文,且在国文教学中对新文学持抵制态度。对国文教学的改革主要停留在教学方法层面,内容上仍以"尊孔"为主,表现出一种不新偏旧的立场。五四运动后,清华在课程设置上开始中西并重,对于新文学的态度也由排斥变为吸收乃至接受。国文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也实现了从"为实用而改革"到"为文化而改革"的转变。在改革过程中,清华既不趋新,也不守旧,而是在中西新旧之间穿行,最终走出了一条融会中西的新路。五四运动前后清华的国文教学改革反映了一种与当时主流新文化派不同的文化观念和教育理念。     

民国时期寓居津门的江苏籍医家考

民国时期,寓居津门的江苏籍医家陆观虎、董晓初、杨达夫、郑静侯、陆观豹、华佩文、沈金山、周鼎勋、李振南、徐玉林、沈汉卿、沈肖卿等,继承了江苏如“吴门医派”“山阳医派”“孟河医派”等的流派特色,在温病、针灸、中药学和中西汇通等方面,与津门的医家流派交融合作,传道授业解惑,为天津地区的中医药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批评的错位——兼论学衡派的文化重构理想

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是一场"迟到的批评",学衡派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胡适,然而论战中胡适始终缺乏积极回应,而学衡派面对五四新文化派的反击也同样不予正面应对,于是造成批评时共同"在场"却又批评对象"缺席"的错位现象。学衡派有自己的文化重构理想,他们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加以熔铸贯通的文化整合观念。     

新批评派在中国的接受与启示

新批评派在中西学界都曾经形成了持久的冲击，其影响至今犹存。该派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历程，不仅表现出同步性与渐进性、系统性与零散性并存等特征，而且呈现出“中国化”的诸种现象。基于此，以下对于该派在中国学界的译介情况、接受境遇及其对于当下若干问题的借鉴价值等问题予以阐释。     

从凡·高绘画图式看东方艺术的影响

在世界绘画史上,作为“后印象派”画家的凡.高被誉为“表现主义”绘画的先驱。他的绘画图式深受东方艺术的影响,表现出对东方文化的深切感悟,以及对东方艺术精神和绘画语言的吸收。凡.高的绘画注重自我的精神性表达和对创作主体个性的尊重,具有独特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