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与“不隔”——论梁实秋创作与翻译的文化心态

梁实秋的创作与翻译相得益彰,其代表作“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恪守“中庸”之道,体现了“隔”与“不隔”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在闲适、幽默的氛围中描摹人性,匡救世风,他的莎剧译文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陌生化”效应,这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形成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局面;另一方面,梁实秋的散文倡导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和文学的道德价值,他的莎剧译文传递了“信”、“仁”、“中”、“和”等伦理观念,这种“不隔”的文化心态有助于弘扬中西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优良特质,促进中外文学的互动。     

印度书写：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的历史关联

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在书写东方印度主题方面，存在一些复杂微妙的历史联系，存在着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东方”话语，这与一些英国作家和印裔英国作家的东方主义心态有关。     

个性气质·文学积累·历史语境——端木蕻良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导论(下篇)

端木的“个性气质”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下形成,反转来又影响到传统继承的取向;“文学积累”包括作家文学起步前的生活积累、知识准备,端木的积累富有自学、杂学、实践三大特点,决定其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联系的程度;端木生活、创作的时代“历史语境”则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这种联系。     

家国同构的变异--从"家"的形象看战时中国文学

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家国同构”的传统 ,而战时中国文学开始的“家国同构”的重建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存在 ,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异。“家国同构”的传统既在民族命运和无产阶级政治的层面上得到重构 ,又在个体生命的层面上被质疑 ,成为战时民族心理和作家心态的历史呈现 ,也预示出战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     

略谈中国现代作家的忧患意识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深受中国文人忧国忧民传统意识的影响,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改造国民心态、变革社会制度、寻求国家出路紧紧结合在一起,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文学者的态度”--新文学理想与沈从文的创作危机

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遭遇创作危机,同时不断重申以胡适为主导的五四新文学的理想和传统,这种文学主张和态度与他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关于“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一脉相承。沈从文关于作家主体、创作的重要性、作家与读者关系的讨论及其“回乡之行”的写作与五四新文学的理想遥相呼应,从中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现代性启蒙与新时期文学的身份认同

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文艺制度的松绑而发生了重要的身份转向。这种“转向”一方面表现为作家写作心态的重要变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文学风格的根本变化,同时还表现为文学启蒙主义现代性使命的重新回归。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的这种复杂现代性身份转型,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现代性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想象支持。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谈雅舍小品与明清小品文的内在精神联系

作为现代作家的梁实秋在精神气质上受传统文化心态影响很大,他的小品文与明清小品文相比,在文化境界和文化心态上既有所继承又有所超越。雅舍小品继承了明清小品文对市民文化的关注,并以现代文化的目光加以审视。在创作心态上,梁实秋的文学选择与明清小品文大家的文学选择一样,经历了由迫不得已,不再关心于重新架构文学理想,选择独抒性灵的小品写作,到认同这种边缘的文化身份而终的过程。     

20世纪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化心态

在“关于‘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中 ,黄子平、陈平原与钱理群认为 ,2 0世纪中国文学担负着过重的历史责任 ,在整体上认识价值大于审美价值 ,并把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特定的历史条件 ,对作为创作主体的 2 0世纪中国作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却只字未提。这种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外部历史条件的作法给人一种错觉 ,似乎 2 0世纪中国作家是完全无辜的 ,从而回避了对创作主体的反思与批判。实际上 ,2 0世纪的中国文学之所以在整体上认识价值大于审美价值 ,作为创作主体的中国作家应当负主要责任。在整整一个世纪的精神历程中 ,他们不断地对国民性与自我进行改造 ,但实施这种改造背后的文化心态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尽管他们在作品中采用了新的题材、新的内容、新的形式甚至是新的观念 ,他们的创作心态却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局限之中 ,延续着传统士人的理想价值     

近代早期启蒙者的"经世致用"思想

中国近代早期启蒙者,创立了近代"经世致用"的文艺美学理论.其主要代表龚自珍倡导关心"民生饮食"与"尊史",以此阐明其文艺美学"经世致用"观;魏源发表了"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的理论见解,主张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基础,发挥文学的治政作用;包世臣强调文学不能脱离"民事",把"悠关国家"作为文学的最高目的和最大价值;冯桂芬呼吁发挥文学"考镜得失,匡时济世"的社会作用.他们的思想虽都鲜明地表现出"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对于更新时人的文艺美学思想,促进文学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     

中国古典文论中的“言”“意”辩考

“言”和“意”是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对美学范畴,其关系问题是中国古典文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言”和“意”的关系主要是指语言能否准确无误地描绘社会生活或自然景观,表达作家的主观意图或思想情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开始就存在着分歧:儒家认为“言能尽意”,道家却认为“言不尽意”。魏晋至唐宋的理论家也各执一端,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虚实、形神、意境等重要理论命题。本文认为“言”“意”关系的实质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并且与虚实关系、形神关系、意境关系同根异脉,血肉相连。     

神化的小英雄——“十七年”阶级斗争题材儿童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

“十七年”儿童文学随着教育论、工具论的愈演愈烈,到60年代,完全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大都描写少年儿童与阶级敌人的斗智斗勇,他们个个都是降妖除魔的小英雄,能发现成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完成成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儿童形象的游戏天性被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所蔽,儿童文学的美学精神——“游戏精神”也就荡然无存。     

透视灰色人生的三棱镜——论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

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圣手;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和创作,构成了"小人物"灰色人生的三棱镜。俄罗斯文学是沉重的,俄罗斯精神是宗教性的。果戈理在继承普希金开创的"小人物"基础上,将"小人物"深层意识的展示与作者的基督仁爱理想合二为一,寄希望于上帝的拯救;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对"小人物"的内心剖析拓展为多声部的"复调",突出了"小人物"灵魂中谦恭、自我贬抑的宗教意识和宗教人格,寻求在虔诚的宗教信仰下的自我救赎;契诃夫在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和人性发出质疑和反思后,将20世纪的现代意识注入到"小人物"内心精神的创作中。     

泰缅民族民间文学与傣族民间文学题材类型比较

泰缅民族民间文学与云南傣族民间文学,从语言系统上看,共同归属于“Tai”,也即“Thai-Dai”系统。从民族文化上看,它记录了此区域民族的社会历史与社会生活,表达了居住于这一区域人民对世界特有的认知,他们的情感体验、审美追求和价值理想。     

论明清时期《牡丹亭》的闺阁传播

《牡丹亭》在明清时期引起极大轰动,特别是受到了广大闺阁妇女的喜爱,从而风靡闺阁。受时代环境和性别因素的影响,明清时期女性对《牡丹亭》的接受带有卷入性理解的特点,她们以自身的心理期待和感情需求去理解剧中的人物,认同杜丽娘的行为,并以此观照自我的生存状态。在女性对《牡丹亭》的评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和男性评点者不同的重情特点。     

张平小说写作的方向、价值简析

张平小说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它的强烈的关注现实的情怀、实实在在的生活的“含金量”和近距离的“纪实品格”。其《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对面的女孩》都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 ,都有大量的现实素材做基础。张平的小说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问题小说” ,它不仅仅限于提出问题 ,而是要积极地干预现实 ,尤其重视对社会正面力量的褒扬和歌颂 ,充满了正面的激情 ,散射出积极的理想主义光彩。张平小说其实正代表着一种文学传统 :为人民代言 ,为老百姓鼓呼。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优秀的、源远流长的写作传统 ,如儒家的“文以载道”论 ,以《诗经》为开端的现实主义传统 ,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 ,杜甫的“三吏、三别” ,白居易的“惟歌生民病” ,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 ,赵树理的全心全意为农民写作、甘当“文摊作家” ,当然 ,还有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我们党后来的一系列类似的文艺政策等等。张平的小说创作正是这一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它的出现、成功 ,无疑是对文学领域那种远离“大众生活”的私人化倾向的有力针砭和拨正。代言传统小说 ,过去曾经步入公式化、概念化和庸俗政治化的歧途 ,而张平却未落窠臼 ,他的小说写作已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如自?     

论前期创造社艺术主张之成因

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是在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中作为一种策略被提出来的,创造社同人自己对此缺乏真诚的信仰,也没有真正践行这种艺术主张,一旦在文坛站稳脚跟,他们也就抛弃了这一主张,转而大力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和"革命文学",从而造成了所谓"方向大转换"的假相。     

新文学源流的政治文化再考

0世纪中国文学的源流、传统问题 ,似乎已有了文学史的定论。但是 ,过往的认识 :一是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再现考察其演变 ;一是从文学本身的表现中寻求文学本质或规律。近代中国文学自觉与不自觉地走进了政治的系统中寻求生路 ,她不同于简单化的“政治”概念 ,很大程度是政治的心理诉求和文学精神现象的互动认知。新文学源流应该是 ,“文学救国”与“文学革命”所表现的特殊文化语境中的整合现象 ,是文学载体与历史转型交织生成的过程     

静谧的田园与躁动的诗魂——陶渊明、华兹华斯对自然和田园生活体认的比较

陶渊明和华兹华斯是中英文学史上田园诗的双璧 ,他们性格中都有“静”和“动”的成分 ,但他们对他们所生活的自然和田园的体认有着巨大的差异。从他们对自然和田园生活描绘的广度上来说 ,华兹华斯为我们展现的社会画卷多姿多彩 ,从这点上来说华兹华斯胜于陶渊明 ;从他们对自然和田园生活表现的深度上来说 ,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完成了人格与精神的升华 ,达到了物我交融的程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陶渊明胜于华兹华斯。本文的结论是 :陶渊明的自然是自己的自然 ,华兹华斯的自然是自然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