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视角下建立军民融合管理机构的思考

基于“委托—代理”视角,分析了当前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管理机构数量多、关系复杂,整合难度大,职能不清,管理范围不明确等问题,追寻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委托—代理”链杂长且缺乏有效监督管理、关系指向模糊、信息不对称情况严重。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是建立“中央—地方”的两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明确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中相关主体及其职责权限,并完善相关约束与监督机制。     

治理视域下的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探析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多元利益诉求的兴起,中国各级政府顺应世界治理的发展趋势,推行各项改革以实现政府—社会的关系调整与权力配置,从而提升政府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但随着地方政府自主发展意识与权力的强化,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却陷入困境。从治理导向即分权化框架和治理的核心理念出发,剖析区域地方政府间低效合作现象的深层机理即分权化体制下的权责失衡与“经济人”的行动逻辑,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完善分权化宏观制度为支撑、以培育公民资格与多元治理主体为基础、以建立治理组织网络模式为依托的有效途径,构建区域地方政府引导下与市场、社会组织、公民高度融合的区域多中心治理体制,以保证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高效运行。     

国家治理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要素、目标与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系统型地方治理,其特殊性表征为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复合性、特定的民族事务治理与一般性地方事务治理的交叉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融汇性。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特殊性、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政府职责配置等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各种原因,使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存在着显著的国家治理要素,包括治理理念层面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性知识相互融入,治理结构层面中央权责配置与地方权责配置相互协调,治理过程层面中央决策领导与地方执行实施相互结合。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需兼顾地方性治理目标和国家性治理目标的“五维双层结构式”目标,涵括政治维度上维护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社会维度上深化民族和谐与社会整合、经济维度上推动兴边富民与区域协调、文化维度上实现文化交融与文化自信、生态维度上建设生态屏障与美丽中国。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应通过完善分工协同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资源分配机制和纠偏监督机制,不断协调优化国家治理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系,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走向现代化。     

中国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及纠偏路径——基于15个警示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分析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是解决失效问题的基础。基于目标管理理论，建立了包括责任落实、政策执行、过程监管的内部因素以及政社协同、媒体监督的外部因素的分析框架，借助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生态环境部公布的15个警示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是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必要条件。应对产生失效的三种组态，需要建立目标责任机制、终身责任追究机制、政策执行与环保理念耦合机制、社会组织参与“委托-代理”机制、“双重顾客满意度”评价机制以及“媒介融合”监督机制等纠偏路径。地方政府要在强化主体责任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问题情境对生态环境采用不同组合机制进行有效治理。     

"合作-交易":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实质是一种"合作-交易"行为.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发生和持续阶段需要"合作-交易"准备、实施和维持成本.地方政府间协同治理全过程容易存在主体认知、联合行动、利益分配、责任分担等"合作-交易"困境.建立信任、协调、整合、监督等"合作-交易"机制,是降低地方政府成本支出、优化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结构的策略选择.     

政府协同视角下废旧电子产品跨区域治理

城市化发展中废旧电子产品跨区域治理成为重点社会问题,协调政府间关系、促进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废旧电子产品显得尤为重要。区域环境整体性要求地方政府在治理中共同努力,然而地方政府责任界定不清晰、"理性经济人"特性和监管机制不完善导致废旧电子产品协同治理陷入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不仅要完善协同治理与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有效的区域协同治理机构,而且要健全废旧电子产品治理法律体系,推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协同治理的规范构造探析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具有后发优势和鲜明特点,是成果最丰富、进展最迅速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领域。在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因其多元的治理主体和复杂的治理内容的实践需求,要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协同治理是唯一可行的路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及其构造,涵盖了多元主体、多元方式、多元治理机制3个主要方面。其中,多元主体在我国国家公园协同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这些主体涉及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各级政府、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一般社会公众以及包括特许经营企业和社区居民在内的特定社会主体。在治理方式上,多元主体之间在推进国家公园治理过程中,通过管理机构与所在地方政府、社区居民、社会公众的横向协同,以及政党与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纵向协同,进行互动、交流、协调,形成治理的合力。在治理机制方面,我国国家公园的协同治理机制主要由沟通协调机制、利益平衡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以及约束监督机制等核心机制构成。     

论乡村振兴的地方政府职责

地方政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导力量,承担着乡村振兴的主体责任."统筹规划责任",要求地方政府创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政策协调责任",要求地方政府促进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衔接;"组织规范责任",要求地方政府助力构建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但地方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必须创新"政府+"治理模式,促进政府能力发展与履行主体责任的有机融合.     

同级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博弈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利益的表达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最大限度地获取、维持地方利益就成为政府行为的目标。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对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章以市场保护和污染治理为分析对象,对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展开分析。虽然在博弈过程中,同级地方政府难免陷入“囚徒困境,但是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对市场认识的加深,在地方长短期利益的权衡以及上级政府激励惩罚机制的约束下,同级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突破“囚徒困境”,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将趋于理性化。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演进:经验总结与发展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一体化发展机制有力地促进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从整体上来看,长三角区域目前形成了以实现全面对接为主要目标的政府协商机制、以促进市场一体化为主要目标的经贸合作机制、以规范市场运行秩序为主要目标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以及以实现区域共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资源共享机制。然而现阶段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也面临利益协调与政策协调机制不健全、推进和保障机制不完善以及考核体系约束等多重挑战。在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为促进长三角区域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应当以市场机制建设为重点,积极推进新型城市合作机制建设,加快跨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现有一体化发展机制。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模式研究

军民融合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模式研究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在分析军民融合发展思想变迁的基础上,界定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内涵,明确了发展目标,提出了发展原则,并从模式的概念出发,以资源为配置对象,设计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模式。军民融合发展思想的变迁反映了国家对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其本质在于优化资源配置,目标在于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模式由体制融合、机制融合、法制融合和资源融合构成。体制、机制和法制三大体系的融合,有利于发挥政府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的形成。     

关于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思考

优化资源配置是军民融合的本质,也是理解军民融合内涵的重要思路。军民融合的逻辑起点在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在于社会总需求的牵引,并兼顾多种主体的权利和利益。军民融合体现的是国家整体利益,需要把它转化为各利益主体都可以接受并能积极推进的工作格局。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关键要抓住优化资源配置,国家、政府、军队、产业、企业不同层级各有所侧重展开工作。国家注重顶层设计,政府部门按职能分工贯彻军民融合战略,军队部门重在破除封闭体系,产业层面注重产业融合,企业要坚持市场导向,加快企业改革。     

军民融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与机制——基于产业外部性视角

军民融合是实现强国梦和强军梦的重要战略,对推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军民融合产业外部性效应和发展脉络的分析和梳理,发现产业外部性是军民融合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从内部机制来看,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契合了调整转型和创新升级的发展逻辑;从外部机制来看,军民融合集聚通过诱发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强化效应、优化资源有效配置的资本强化效应、提升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技术强化效应以及增强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市场强化效应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驱动因素来看,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实现了从资本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演变。     

中国军民融合度测算:理论与实证

军民融合度的测算一直是理论界和政策界面临的难题。以军、民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利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两个经济部门要素产出差值,构建军民融合度的测算方法。基于中国1952-2015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采用结构计量的方法,对中国1952-2015年的军民融合度进行了计算。研究发现:以军民分割的二元体制时期为参照点,中国的军民融合度在不断上升,其上升速率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规律,2015年中国的军民融合度达到了90%。     

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的系统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军民融合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基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现实要求,界定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的内涵。针对发展战略目标,从顶层设计角度对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进行系统分析,力图打破军队科研体系、国防科技工业科研生产体系和民用经济创新体系界限,梳理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的过程,协调各类相关主体,优化配置各领域的创新资源,满足军队需求,并促进国家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由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和创新法制构成,体制、机制、法制的创新融合有利于国防科技工业科研生产体系与军队科研体系、民用经济创新体系的协同发展,有利于发挥政府在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有利于提高市场配置创新资源及创新成果的效率,推动国防科技协同创新的深度发展。     

国防企业军民结合策略的模糊综合评判研究

为了对国防企业军民结合策略做出科学、准确的评价,对国防企业内部军民部门之间的结构进行了研究。在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国防企业军民结合策略的基础上,结合国防企业自身的特征,分析了我国国防企业军民结合的现状,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国防企业结构。通过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三种类型的国防企业结构进行了分析,得出综合评价结果,进而提出有效实现军民结合策略的国防企业结构,从而为国防企业实现军民结合策略提供了评价标准和决策依据。针对影响未来军民结合发展的障碍提出了相应解决措施,并提出促进国防企业军民结合策略发展的有效途径。     

金融支持军民融合产业创新研究--以西安为例

军民融合产业将促进军工产业融入地方经济,实现与地方的民用产业的对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由于缺乏良好的融资机制和政策支持,西安的军民融合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研究结果表明,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途径主要有：金融支持是军民融合产业降低融资成本,突破金融瓶颈;完善军民产业融合的顶层设计;加大商业银行对军民融合产业支持的力度;多渠道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军民融合产业。     

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军民科技融合发展实质上是一个技术扩散过程,必须解决好技术势差、距离与扩散通道等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个军工科技资源大省,陕西推动军民科技融合发展,必须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构建军民融合科技产业基地,健全军民科技融合创新平台,创新军工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制定有利于军民科技融合发展的知识产权政策。     

创新异质性、政府补贴与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发展

军民融合正处于由初级阶段向深度融合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创新是推动军民融合发展、促进两用技术以及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而政府补贴手段在军民融合创新活动中能否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还有待验证。因此，有必要对军民融合上市公司的政府补贴、创新异质性以及企业发展之间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2）政府补贴在研究型创新活动中支持效果较好，而在开发型创新活动中则不显著。（3）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国有企业要好于民营企业；而在企业绩效方面则相反。（4）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影响从高到低传导渠道依次为:研究型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开发型创新投入。因此，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企业性质壁垒、提高成果转换率等方式提高政府补贴的影响效果，对促进中国军民融合创新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立法研究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军民融合发展法治建设存在着立法碎片化、立法层级低等不足之处,导致军民融合发展管理体制不清、职责交叉以及各项政策措施缺乏强制力保障等问题,不利于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等国家通过制定军民融合基本法律,规范军民融合发展管理体制、保障措施等,取得了较好成效。中国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应当借鉴美国等军民融合较为成功的经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统一的军民融合发展基本法,对军民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领导机制、具体措施和法律责任作出框架性规定,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法治保障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