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悖论”与政府转型

统治发展型政府模式所具有的"制度困境"在制造"中产崛起"幻景的同时,也在为"中产"生产和再生产制造着"中产陷阱"。破解这一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政府转型,即由统治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治理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型意味着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这一根本性转变将为"中产"——"中产阶层"——"中产社会"的成长路径提供制度空间。以中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权力的成长为形成"中产社会"——改革政府——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消费需求结构改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产"——"中产阶层"——"中产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路径,提供动力基础和物质条件,从而从根本上破解"中产悖论"。     

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的国外政府改革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新世纪推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总体思路,其中负责主体的战略定位赋予了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我国而言,如何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已有经验尚不成熟,需要广泛借鉴国外做法,西方国家在保障公民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协调平衡的价值导向下,通过系统的政府改革创建了分工合理的政府职责体系、整合性的社会管理机构、多元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科学民主的社会管理程序和开放透明的社会管理平台,对于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极具启发。     

村庄新型精英内涵与形成路径

村庄精英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能够形成对村庄的带动性力量。通过对樟村个案的考察,村民成长为精英是其自主性扩展的结果,也是多元权威杂糅互构的过程。不过,应该引起重视的是,虽然新型精英的自主性扩展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精英自主性的过度扩展也存在一些风险。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培育新型的村庄精英,新型村庄精英的成长也将能够形成对农村发展和农民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服务型政府构建: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也是政府转型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公民社会在构建服务型政府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发生了转变,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慢慢成长起来。文章以公民社会为视角,分析了公民社会在服务型政府构建过程中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培育公民社会,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论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嬗变

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利是公民社会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反映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以利益为联系纽带的对立统一关系。权力具有社会性、非对称性、强制性、与职责相对应性;权利体现自主性、公认性、与义务相对应性。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努力维护权利、切实保障权利、充分享有权利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当代中国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根本转变。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基层政权建设

公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并且依靠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运转、调控的自主性机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社会价值与原则的总和。以公民社会为分析工具,审视基层政权建设,便会发现基层政权问题日益突出,这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分野模糊造成的,是政治国家权力构成、公民社会发展与成熟以及权力监督及制约制度的问题。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首先必须以农村社会资源整合和政治国家活动领域的界分为首要任务,换言之,就是要确立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结构。这一结构的确立,对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具有如下重要意义:一是肯定农民及其自治组织的自主性,基层民主制度才可以保证;二是农村市场才能健康发展,从而为基层政权良性运作奠定经济基础;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才能实现;四是形成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当代中国:转型性社会发展与创新性社会管理

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型性发展的关键时期。结构转型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政府与市场双重驱动、多质经济因素交互作用、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复杂交汇、发展不平衡贯穿经济社会转型全过程,是转型性发展的突出特点。面对转型中的矛盾与问题,必须注重社会管理创新,以创新性的社会管理促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与转化。当前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主要应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实现社会管理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二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弊端,创新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大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三是从实际出发,创新与完善法治手段和德治手段相辅相成的社会管理方法。     

民权保障: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逻辑起点——基于维稳与维权关系的分析框架

基层维稳视阈下的“民权保障”包括公民的经济权利保障、社会权利保障与政治权利保障.在基层维稳过程中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目前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甚至被公权力公然侵害的发展态势,这是造成基层维稳机制无序运行的根源.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属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范畴,社会管理创新不仅仅是基层政府治理方法上的变革,核心应当是通过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能通过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而相互制约,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能通过权力与权利的制衡得以消解.要保证基层维稳机制的有序运行,其逻辑起点应当从“保障民权”入手,谋求建立一个动态的、均衡的“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合作治理视野下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探析

在现代社会中,失业、贫困、环境、卫生、安全等社会问题日趋显露并困扰着各地政府,大量的社会事务已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能力。在合作治理视野下,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成为推动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是地方政府基于环境的外部激励以及自身的合法性困境,为了提高地方社会管理效能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可视作地方社会管理的模式创新;其内涵属性表现为以善治为价值追求,本质是公共权力的理性成长,实现了地方社会管理精细化;其现实效应体现为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政策制定的科学与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而有力地增强了地方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角色及演变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也是国家和政府的活动的依据与目标,因此公民参与既是公共政策的基本要求,又是检验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意的指标。本文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角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公共政策过程中对公民参与角色背离,转型社会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角色的复苏和现代公民社会中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带来角色回归。结合具体情境剖析其得失,为我们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如何吸纳民意和在多大程度让公民有序合理的参与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