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

当下流行的公共管理改革观念对人们长期形成的“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形成了冲击。与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分的政治理论不同,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强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公私混合领域的中间层面,并力求建构一种把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公共管理关系,这其中就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与行政权力存在着不同;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也存在重要的区别。我们必须通过对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的考察,来确保行业协会改革过程中“权力”获取渠道的畅通和“权利”保障方式的有效。文章通过对“权力”和“权利”概念的分析,以及我国行业协会现状的简单描述,揭示了困扰行业协会行使和享有“权力”与“权利”的症结所在。最后提出了在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互动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的对策建议。     

社会管理视角下基层维稳创新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既对基层维稳提出了挑战,也给基层维稳创新提供了机遇。社会管理之于基层维稳的价值在于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社会管理对基层维稳也在理念、体制和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基于社会管理的要求,基层维稳创新的路径包括转变维稳理念、构建维稳体制和创新维稳机制。     

基于社会管理视域的基层维稳运行模式研究

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硬任务和第一责任.维稳首要的是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基于维稳的刚性需求,基层政府在维稳的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维稳的非理性化、目标的短期化、成本的高额化、主体的单一化等.走出维稳困境,探索新的维稳路径、构建理性的维稳运行模式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有益探索.     

理性化建构:我国基层维稳运行范式的一种解读

维稳问责的日益强化与公众日益凸显的利益诉求导致基层维稳运行范式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综观我国的基层维稳情况,其面临着运行成本非理性、运行行为非理性及运行目标非理性的困境.我国基层维稳机制运行理性化的建构路径是:改变目前基层政府直管的维稳模式,通过基层维稳主体多元化的方式,实现维稳运行成本的理性化;改革目前基层维稳中的压力型模式,形成有效的激励型维稳运行范式,实现维稳运行行为的理性化;扩大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空间,将基层维稳的目标从静态稳定转变为动态稳定,实现维稳运行目标的理性化.     

论基层社会稳定机制的若干思考——对几起群体性事件的考察

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威胁,同时,这类事件频发也说明政府主导的维稳机制存在局限。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深层次因素是权力一元化的社会层级结构使利益关系失衡,加剧了社会矛盾,并造成基层民众利益表达不畅。基层社会稳定亟待发展新的制度基础,包括强大的公民组织和社会参与,扶持弱势群体社团,多元化的权力结构下政府与公民合作互动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理念及机制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价值目标是建设法治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需要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应以保障人权、公平正义、民主参与和权力制约的法治理念为导引,进一步完善民生民权保障的法制;加强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法制模式;强化公众民主参与机制;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健全多元化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拓展法院的司法功能。     

政府在公民维权中的指导责任和接受监督

公民维权与政府维稳是统一的。公民维权是对政府维稳的有益补充,指导公民正确维护合法权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是为民众造福,社会稳定是无数个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的结果。维护社会稳定的起点、抓手和归宿都应当是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稳定的权力也可能导致腐败,在当前形势下,必须谨防在维护社会稳定名义下的权利滥用。政府使用"维稳经费"也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对"维稳经费"实施监督十分必要。在政治上承担指导公民正确维权的责任,在经济上把"花钱买太平"公开化,是转变政府职能中必须完成的两项重要任务。     

社会治理视域下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研究——以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为个案

社会治理既顺应了全球治理结构变迁的总体趋势,也为我国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基层不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便是在社会治理视域下对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的有益探索.新时期基层维稳工作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创新动力;由科层式到网络式的治理结构转型,由各自为战到多元互动的运行机制转变,由分散规制到系统构建的制度安排,是这一创新实践的经验所在.同时,也必须看到,如何保证基层维稳工作中人力、物力、财力的供给和配置,如何进一步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自主性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困境与解局：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而建设基层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中之重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沿阵地。当前,我国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民本至上、服务为先”施政理念缺失;重经济管理,轻社会管理的职能偏好难改;财力与事权不对称,基层公共财政步履维艰;公众参与机制滞后;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张力不减以及法治行政失范,公共权力异化等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上实现新的突破。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建设研究

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制度基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依靠是法治。在“依法治国”的总体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积极构建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机制。重点是坚持依法完善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自治的法律制度，保障城乡基层群众自治活力不断增强，构建有利于夯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基础;健全综治信访和维稳的法治机制，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多部门合作的工作机制;强化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责任，推进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的法治化，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和谐;强化宗教事务管理的法治机制建设，坚持完善公共安全和应急处突机制，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监管法治机制，保障公共安全预警防控体系高效运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实现依法推进。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维稳的逻辑解读:以权利贫困为视角的检讨与反思

当下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公问题在法理上可以用权利贫困来概括。权利贫困的提法虽有助于认知权利的实际运行状况,但权利贫困的客观解释论,即资源稀缺造成权利贫困,易误导维稳工作,使维稳的逻辑倾向于资源补偿型,既忽视了沟通型维稳,也使维稳陷入越维越不稳的困境。以权利贫困为视角,梳理并分析权利贫困,阐明其与维稳的内在逻辑联系,探讨社会现象背后的权利和权力的运行机制,可以为维稳和社会公平提供有效路径。     

政府职能转变：和谐社会构建的助力

过去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今后改革的方向应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要求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形成这样一种格局：中心是公民权利运行的私人领域，环绕在外围的是公共领域，行政权力的运行严格限制在此公共领域内，为公民权利在私人领域的正常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保障。此种格局能够有效地保障政府、经济、社会意识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发展，进而促成整个政治社会系统的健康和谐发展，最后形成“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     

自主性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引导性议题

从内在结构、运行方式、发展内涵与问题困境方面看,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自主性——为公民个体、社团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拥有的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威的权益意识和自主能力——正不断成长。自主性管理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其议题就是认真对待权利。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正确面对社会自主性持续增长这一基本事实。作为社会成长的价值认同,自主性管理需要走出主体排斥与问题替代的种种误区,既尊重公民社会的主体性,又理性权衡政府权威的合理性。为此,应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通过人本化的服务型政府转型来推进社会建设,以规约权力、保障权利并为二者建置起法治化的互动关系为中心,培育和规范社会自主性,逐步实现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发展。     

论行政中的知情与保密权悖反

信息权的知情(悉)与保密,是民主法治社会行政管理中公民的一项互为呼应的基本权利,人民享有不受干扰自由取得政府运行各种信息并进而请求提供信息的私权利,而政府是公民私权公权化的结果,享有控制信息权和对信息权管理与破解的保密权力.政府作为最大的信息收集者与拥趸者,有义务提供充足且正确的信息,但当这些信息涉及到国家安全与国家公共利益时,应当授权政府免于公开秘密信息权.公民的知情权与信息保密权的悖反在现代政府创新管理中尤为重要.本文拟以美国保密制度为例,探究其对中国政府信息权利制度的启示.     

中国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与社会管理创新

中国社会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但以“单位社会”为主体的格局依然存在.由于“单位社会”与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执政党生存发展和执政的牢固基础,也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支柱,在保持其稳定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管理的改革与创新无疑是必要的.被称作“公民社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是客观存在的,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力求在传统体制之外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使之成为我国社会形态的主体,并以此为基础推动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且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应当在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下,引导各类社会组织融入社会主流,同群众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协调发展,共同构建健康有序的社会形态格局.要适应社会形态多元化的趋势,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的改革与创新.其总的要求是,“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住房保障中的福利政治与政府行为——以“后单位社会”为背景

福利政治蕴含着福利资源配置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在社会结构框架中的实践呈现出来.以往我国反映这种权力关系和结构特性的是单位制度.目前,单位制度对城市社会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呈现出“后单位社会”的特性.“后单位社会”的住房保障中新旧体制和新旧结构性因素并存,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处于动态建构的状态.政府在联合社会力量推进住房保障的过程中,产生了体制复归和体制创新两种后果,这两种效果是当下社会福利政治的独特表现,应予以辩证理解和科学把握.“后单位社会”福利政治的目标首先是社会成员具有表达并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其次是社会组织在福利资源配置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经济法视域下: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均衡——以Uber等互联网打车平台为展开

从经济法的角度看“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这对矛盾主体。政府的权力越大，干预市场的作用力越强，参与自由竞争的市场主体的权利越没有保障；反之，过度自由竞争同样也无法保障市场主体的权利。但是“权力与权利”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政府权力与早期市场主体已形成利益垄断结合体的情况下，市场的新参与者便可能受到来自政府干预和原市场竞争主体的共同打压。本文结合Uber等互联网打车平台对中国传统出租车市场带来的震荡，以权力—权利的互动博弈为研究路径，通过分析解构“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质”“经济法社会本位的特质”等方面的权力、权利及其互动态势，阐释和论证经济法视域下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均衡。     

论信息公开与信息对称——网络时代公民信息获取权利实现问题研究

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与控制关系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国家社会治理的水平。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角度审视中国的信息治理对中国公民权利保障和社会和谐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公民信息获取权利的实现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应当提高信息公开水平,以实现公民与政府间的信息对称和良性互动,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言论自由与社会稳定的冲突与对接——以刑事规制为视角

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和"宪法性权利",然而历史和现实也证实,无限制的言论自由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这就存在宪法豁免的例外及运用法律进行规制的问题。通过对国内外言论自由和社会稳定的相关法律规范、典型案例的分析,以期厘清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保障与政府维护社会安全的权力行使之间的边界,其中不仅仅是要注意对权力滥用的惩治,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保障权利的正当行使以及避免权力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