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石砌技艺传统与石碉起源——对甘孜州丹巴中路乡罕额依村的分析

根据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中路乡新石器时代罕额依遗址、丹巴县罕额依村石棺葬墓群、罕额依村康波古碉的比较研究，发现罕额依遗址、中路石棺墓与康波四角古碉使用了相同的建筑材料和砌石技术。三者在地理上的高度重合和石砌技艺的发展水平，以及文化含义上的相似，都说明罕额依遗址很有可能是青藏高原碉楼的起源地。     

格子藏文碑与吐蕃告身制度的几个问题

格子藏文碑是滇西北地区近年来发现的吐蕃时代重要碑刻。分析此碑碑文 ,可以认为吐蕃王朝在滇西北地区及磨些部落中施行了告身制度。碑文记载还证实了吐蕃告身制度确有加赐告身的规定     

试析西藏史前石棺葬的类型与年代

根据目前资料，西藏境内史前石棺葬的分布情况如下：山南地区：隆子县斗玉乡夏拉木石棺葬一座、库久塔五座，三安曲林乡玛尼当五座，列麦乡聂荣十座，松巴乡秋俄一座，下洛乡乌坚古如一座产另外，在隆子县南部的乃东结桑村三座②拉萨：曲贡村二座。③日喀则；仁布县让君村四座。④昌都：小恩达遗址一座。⑤林芝：都普七座。③根据李永宪先生对西藏新石器遗存的类型划分，可把西藏新石器时代各类遗存划分为四个文化类型：卡着文化类型；曲贡文化类型；林芝文化类型；藏西北文化类型。①这种划分方式，显然是针对西藏新石器时期的整个文化遗存…     

一块反映壮族地区土流赋税之争的石碑

我于1985年8月3日到广西西林县进行社会历史调究,在该县定安镇大院内厨房门口水沟上发现清朝嘉庆十八年二月立的《奉宪严禁积弊告示》碑。碑长120厘米,宽68厘米,厚11厘米。碑的内容主要反映当时桂西壮族地区士流赋税之争的情况,对研究清王朝与桂西壮族当时的土官及其后裔成员的矛盾与斗争,亦有参考价值。下为抄录的石碑全文及其对碑文的初步分析。     

蕃音新证——藏文字母第二部t■、t■h、d■和第六、第七部■、■的古音辨读

蕃音新证非指“蕃”字本身读音的考证,而是将藏文三十个字母中的tg,toh、do,6、p的读音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根据敦煌古藏文残卷和《唐蕃会盟碑》等史料证明,以上五个字母的读音与近现代藏文书面语及大部分方言口语的读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似乎一些专家学者已发现这方面的读音规则,并有大量的译文和研究专著公之于世,然未曾见到专门研究个别字母读音的文章。 近日因工作需要,捡索手头并不丰富的文献资料,发现tQ,tQh,do、幂和p在藏汉音译字词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当在公元642年—762年间。较完整的要数《唐蕃会盟碑》碑文中出现的字词音译资料,除此大部分保存于敦煌古藏文文献中:     

石碑说话:见证中华民族的亲密——对话舒乙先生

舒乙先生的新作《见证亲密——纪北京承德两市带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2011年8月在京出版。该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北京、承德两地多块带有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并由此考证我国藏、汉等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历史源远流长。年逾七旬的舒乙先生近年来多次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文物保护疾声呼吁。此次出版的新书,是他在遍访北京和承德两市刻有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后写就的。在这部书中,     

铁尔浑碑(研究初稿)

1957年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于杭爱山脉西北部的铁尔浑河流域发现露出地面的四面体碑柱的断片,上面刻有古突厥文字符号。1969年9月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并在碑的周围掘开一个底面积为2×2米、深0.8米的坑,结果发现露出地面的断片树立在石龟台座上,石龟的尾部也刻有古突厥文字和纹章。对这些发现我们进行了目力观察,拍了照并作了拓片。1970年又有两位考古学家在石龟旁边挖了一道沟并发现了碑的另两个断块。遗憾的是最顶上的一节至今没有找到。已找到的三节和石龟已全都运送到乌兰巴托,目前保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     

西藏本教文化与纳西东巴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十三札拉神》中的“威玛”与《东巴文化真籍》中的“尤玛”为例

在西藏本教文化的视野里,纳西东巴文化中的“尤玛神”,藏语称“威玛”,藏文转写为“wer—ma”,“威玛”在象雄语里被解释为保佑人类的非人（鬼神）之一种。随着纳西格子藏文碑的出土,“威玛神”在纳西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755年以前。通过纳西东巴文化中的尤玛神与西藏本教文化中的威玛神比较研究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尤玛”与“威玛”是同一个神系在纳西东巴文化和西藏本教文化中的存在形式,同时可以发现这个神系比较庞杂,想找到完全相同完全相一致是非常困难的。另一方面,“尤玛与威玛”现象说明纳西东巴文化与西藏本教文化之间普遍存在进行互识互证互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地方民族史话

三老石碑,指1942年4月在乐都县白崖子村发现的一块完整的《汉三老赵掾之碑》。通高1.1米,宽0.55米,碑额篆书,碑文23行,每行32字,末题“光和三年十一月丁未造”,隶书镌刻。光和系东汉灵帝年号,该碑文立于公元180年。碑主是赵充国裔孙赵宽,曾任金城郡“三老”,故又称“三老赵宽碑”。该碑原存省图书馆,1951年元月8日失火,被焚,目前仅留残片。传世者有该碑拓片,共694字。该碑为我省目前所知的最古     

藏文书法形态发微

一、藏文书法的历史形态藏文书法的书写媒介自然是藏族文字，而藏文的产生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7世纪前，藏族就已有文字，但尚不完备，主要为巫师、笨教徒书符、画咒、记述教义使用。到7世纪前叶，藏王松赞干布建立吐警王朝后，为与邻国往来和治理民众颁布法令的需要，他派遣大臣吞米·桑布利等人赴天竺学习，返藏后制成藏文字母和文法，并著八部论，解释藏文的用法。与此同时，吞米·桑布礼还仿梵文兰查体创藏文正楷体，又据乌尔都体创藏文草书体，这些书体成为以后藏文书法字体的滥筋。藏文的创制和使用突破了藏语的时空限制，对藏族文…     

重庆彭水"象鼻塞碑"考释

对田野调查发现于重庆彭水向家坝蒙古族村象鼻子洞的"象鼻塞碑"及残碑进行考释与分析,确认二碑立于1862年和1864.年;"象鼻塞碑"及其残碑的发现和研究,不仅对推动重庆民族地区地方文化和清代重庆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而且对探究清代重庆蒙古族与周边民族关系和文化互动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锡塔尔寺记事碑译释

一解题 此碑立于塔尔寺内弥勒殿(俗称贤康,为塔尔寺兴建最早之佛殿,因殿内至供弥勒佛像而得名)门前北侧,碑高约1.9米,宽0.8米,碑额中心绘莲花宝座,两侧各刻一条龙,碑额正中刻一正方形印,印文藏汉对照,汉文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班禅之印”,藏文为“rgal-khab skyog-ba'i-dge-rgàn chen-po rgyal-bstan yongs-kyi bdag-po thamd-cadmkhyen-pa pan-chen er-ti-ni'i-tham-ka”。石碑左、右及下面边缘刻有八宝图案。此碑刻藏文57行,楷书,全文清晰可读。碑文主要内容是记述九世班禅大师1935年5月至1936     

清代回族将领马进祥

清代回族将领马进祥马兴民，马苏坤一、残存的《三代节孝墓表》碑１９８８年夏，笔者在固原城关镇田家洼村的果园内找到马进祥的半块碑石。碑石残高１米，宽６８公分，厚１８公分，碑文为楷书。我少年时代见此碑全文共三块，这是其中的下半块，共１８行。现将碑文缺字参照...     

六省市藏文古籍工作协作会在京举行

六省市藏文古籍工作协作会在京举行由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北京6省市区藏文古籍工作协作领导小组主办、北京市民委承办的藏文古籍工作第8次协作会，于10月22日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国家民委副主任李晋有、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卓嘎、甘肃省副省长洛桑灵智多杰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藏文古籍专家任继愈、拉巴平措、嘉木样·图木布丹等出席会议。北京市副市长张茅致开幕词。6省市区藏文古籍工作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怀，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以来国内已出版藏文古籍近600种，涉及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法律、医…     

现代藏文辞书的发展

1834年,亚里克斯·乔玛·德·克鲁斯编纂了《藏英词典》,这是现代藏文辞书的发端。新中国成立以来,《格西曲扎藏文词典》《汉藏词汇》《新编藏文字典》等辞书的编纂出版翻开了现代藏文辞书出版的新篇章。改革开放以来,《藏汉大辞典》《汉藏大词典》等一批藏文辞书的出版进一步推进了我国藏文辞书的发展。2007年国家重点出版项目《藏文大辞典》工作正式启动,藏文辞书出版逐步向综合性、百科性的方向发展,以适应藏族社会文化迅猛发展的要求,藏文辞书出版也进入了全面繁荣阶段。文章通过对历史上一些主要辞书的介绍和分析,梳理了藏文辞书发展的历史脉络。     

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

巴基斯坦斯卡杜地区的历史文化学者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先生收藏有一块吐蕃王朝时期藏文碑刻的残段,经过对碑文的解读,说明此碑是当地民众为现证菩提节而举行供佛法会和祈愿功德回向于赞普王室而竖立的。此碑虽然已经不完整,但是对研究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活动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丹玛”史地杂考

“丹玛”一词在藏文史籍和《格萨尔王传》中有三种不同的藏文形式：清代以来的汉文译名又作“邓柯”、“登科”等。作为地名，《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传》中把丹玛定义为“多康下部的金沙江流域，以隆塘度母寺为中心的地区”。近代的地理区划中把丹玛分为东西或上下两部，以金沙江为界，江西为上丹玛（西邓柯），江东为下丹玛（东邓柯），西邓柯现属西藏自治区昌都专区江达县，东邓柯于宣统元年（1909年）经改上归流后设边北道邓科府，民国二年（1913年）政府为县，1978年撤县，并入四Ill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石渠县和德格县，即今石渠县的洛…     

试论敦煌吐蕃历史文献的文献学和历史学价值

本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大批历史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藏文历史文献，其卷数据统计约有5000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藏文手卷现大部分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从内容上看，这批手写本涉及范围很广，宗教、历史、法律、文学、医药、科技、社会经济等无所不包。可以说，这批文献开辟了一个新的视窗，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古代藏族更为真实和丰富的历史面貌。     

西藏墨竹工卡县民间制陶业情况调查

陶器在西藏有着悠久的历史。史前陶器发现于昌都的卡若,林芝的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墨脱的背崩村、马尼翁,拉萨北郊的曲贡村,山南乃东的钦巴村,阿里的扎达等文化遗址。这些文化遗址均地处藏南各地,是存在“磨制石器和陶器的新石器后期遗存”。其中,卡若遗址中发现的陶器是目前有据可查的西藏最早的陶器。卡若遗址位于昌都镇卡若村,出土陶片两万多,均为夹砂陶,大部分表面经过打磨。陶色有红、黄、灰、     

浅议西藏卓卡寺藏经与敦煌《大般若经》的关系

藏经洞古藏文文献自20世纪初出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保存至今的吐蕃古藏文文献，除了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献外，只有敦煌藏文文献。然而随着近二三十年的调查研究，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西藏仍有大量吐蕃古藏文文献，与藏经洞文献属同一时代；这些文献属佛教典籍，收藏地都是藏传佛教寺院；由此，这批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献的收藏地就成了今天西藏的“藏经洞”。文章就西藏卓卡寺藏《大般若经》与藏经洞出土钟经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