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五大着力点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决定着意识形态主导权，影响着意识形态安全。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和众多话语主体的相继出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信息碎片化、表达泛娱乐化、话语“平权化”、传播方式圈层化等不利影响，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受到削弱。当前，必须把准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着力点，重点解决好“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向谁说”“在哪里说”等问题。应通过打造话语主体、创新话语内容、融合话语媒体、增强话语导向、扩大话语空间等有力措施，不断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胜任力、说服力、传播力、向心力及国际影响力，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筑牢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网络拟态空间的意识形态治理路径

大数据、云时代的到来,将人们从现实空间延伸到拟态空间,拟态空间是一种对人们“观念世界”和“意识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象征化、拟似化的虚拟空间,网络拟态空间具有“难控性”与“可控性”的二重性.网络拟态空间的治理应该从统筹布局、完善机制、内容建设、议程设置、环境建设等方面保障主体参与治理的原动力、调动网民参与治理的源动力、增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力,最终形成网络拟态空间意识形态的治理合力,达到“善治”的目标.     

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挑战

互联网时代，人们在“网络社会”的自我存在样态、社会关系样态及主体间互动样态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网络意识形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新样态。“网络空间”作为具有鲜明主权特征的虚拟化“第五空间”，亦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而话语权的争夺是核心内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正演化为全球性安全议题，成为国家安全的新疆域。我国正面临着由网络社会虚拟化无界性特征而衍生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挑战：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控制着互联网的“制网权”和“制信息权”，挤压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另一方面，网络负面信息呈放大效应、网络舆论引导力式微，使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面临压力。因此，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新课题。     

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与提升路径

智媒时代算法技术成为信息传播的新兴主导手段,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成效产生了重大影响。算法从技术、权力和效度3个方面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场域,为分析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全新框架。算法对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在技术层面实现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升级和“生产”,在权力层面实现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分配和“出场”,在效度层面实现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据驱动和“赋能”。但从实际运行来看,算法在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依然面临技术扩张、权力失序和效度失守的困境。为此要以立德树人为导向、主流意识形态为遵循、成人成才为目标,不断推进算法在智媒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转型升级发展。     

算法推荐场域中乡村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

算法推荐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信息的采集、生产、分发、推荐、反馈各个环节,可能影响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在乡村社会,算法推荐深刻影响着农民群体的信息接受与传播行为,导致乡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原本拥有的注意力被分割,面临引领力被削弱、整合力被消融、凝聚力被消解的风险。防范乡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风险,必须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推进算法推荐技术与主流媒体深度融合,以法律制度规范算法权力,培育农民算法素养,从多个维度开展乡村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协同治理,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发展。     

“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的 表征、归因及治理

从“纸媒”到“智媒”的技术之变、从“真相”到“情感”的逻辑之变,昭示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其以情感主导真相的传播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理性坍塌、信任弱化和认同偏差等隐忧。在此背景下,网络政治谣言从形态、主题、内容和话语等方面畸变出与“后真相”时代相适的多重表征,并在利益勾连、技术加持、治理博弈和信任流失等多维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借机滋生和蔓延,严重削弱了网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亟须从事实与情感的逻辑澄清、制度与技术的协同规制、价值与文化的柔性沁润、规则与话语的理性建构等角度破解“后真相”时代的治谣难题。     

大数据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大数据开启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新时代,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开辟了新路径、提供了新范式。同时,大数据的"去人性化""模糊化""碎片化"等隐性特征、中国大数据能力不足的现状以及大数据时代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也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必须借助大数据,创新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和表达机制;提升大数据应用能力,充分挖掘大数据应用价值;秉持理性思维,防止对大数据的盲目崇拜。这些是大数据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应对之策。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研究

进入网络信息时代,高校不仅在教育手段、教学模式、发展方向等方面发生了深刻改变,意识形态领域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不仅是应对网络语言范式变换的现实要求,而且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固本之策。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面临环境喧嚣纷乱、主体能力不足、内容“杂乱无章”、技术尚未成熟等现实困境。构建高校网络意识话语权,须在理论阐释与现实指引基础上,以“认知 解释”为基础,创新话语表达;以“信仰 价值”为核心,凝结话语共识;以“策略 筹措”为关键,掌握话语主动。     

算法推荐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算法推荐已成为影响高校大学生价值观塑造的新变量。因此，必须优化算法生态，营造清朗空间；掌握算法特点，走出信息茧房；创新教育模式，搭建互动平台；坚守话语阵地，主动规训算法之“术”,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     

人工智能时代主流媒体网络舆论引导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基于网络空间的社会舆论表达成为常态，网络成为主流媒体强化正面宣传、引导舆论走向、进行舆情治理、传播主流价值的核心阵地。人工智能驱动网络舆论生态中舆论主体、客体、环境及规则的全面变革，引发了主流媒体网络舆论引导的逻辑转向，即引导理念上从“用户本位”到“场景为王”,运作机制上从内容生产到“内容+关系”的双向融合，技术路径上从协同引导到智能化治理体系的建构，效果评价上从工具理性到工具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基于"信息茧房"理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日臻成熟,通过“网络算法”推送个人感兴趣的信息形成的“信息茧房”却让受众成为“信息孤岛”的“原住民”,它桎梏了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传递;导致“沉默的螺旋”不断增大;削弱了“把关人”的作用。计算机通过大数据隐性地给个人匹配相似的信息,并为用户推荐相似的传播方式,这些现象都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消解和孤立的作用。个人慢慢会处于自己编织的“信息茧房”困境中,因此,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监管者牢牢掌握话语权;转变话语的讲述方式;提高网络信息的供给侧改革;占领网络领域的主战场,防止意识形态领域主体空间的挤压和缩小。      

论新时代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策略

新时代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呈现出话语主体多元化、话语载体多样化、话语内容复杂化的新特点,也面临着国内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日益激烈、国际网络领域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权渗透交锋不断、我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应对乏力等新挑战。掌控新时代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就必须提高话语主体素养以引导网络意见领袖发挥正能量,拓展话语载体多样性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坚持话语议题守正创新以打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推进话语表达方式转换以实现中国话语标准的“国际化”。     

论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构建策略 ——以自媒体网络传播为视角

高校是新时代意识形态“极端重要”工作的重要阵地。在自媒体网络舆论环境下,把握新时代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不仅是凝聚共识的需要、占领阵地的要求,也是弥补失语的必然以及对冲挑战之必需。针对自媒体主体多样化、信息碎片化以及内容随意化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性、系统性、权威性所提出的挑战,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强化主导辐射意识,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效力和吸引力,增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制胜本领,加强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主体意识,提高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媒介素养,着力构建大数据话语新平台,建立健全舆论焦点应对机制,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共识,更加牢固地掌控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主导权。     

生态视域下的网络意识形态协同治理实现路径

网络空间具有拟生态环境特点，网络意识形态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竞争性、开放性、均衡性和演进性等生态属性。网络安全已成为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因素，研究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的一元性与多样化、网上与网下的交织、国内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隐性渗透与显性教育疏离等现实困境，提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对策举措。从多样性视角看，需要求同存异，实现多元“共治”；从竞争性视角看，要开展话语争夺，实现网络“法治”；从开放性视角看，要做到润物无声，实现网民“德治”；从均衡性视角看，要强调民主参与，实现基层“自治”；从演进性视角看，要推进协商合作，实现政府“善治”。总之，意识形态风险是影响国家政治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推进我国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算法的意识形态风险：属性、机理与出路

算法并非意识形态无涉的价值真空地带,技术与价值的相互耦合促使算法产生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在算法所座驾而形成的数字社会中,算法歧视、算法牢笼、算法黑箱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引领力和凝聚力都陷入了新的风险情境,而这些意识形态风险得以生成的内在机理表现为：大数据通过对社会建构的中介性作用诱使人们形成了数据崇拜的意识形态方式,算法权力通过对人们的数字权利的支配而形成了算法统治的监控体系,算法与大数据的深度联合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智能操控,由此,算法成为意识形态风险滋生的数字温床。然而,算法的意识形态风险不应导致对算法的“卢德主义”拒斥,算法仍是赋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利器。基于此,必须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算法的价值引领、矫正算法的技术漏洞,从而推动算法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强大助力。     

新媒体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危局、误读与突围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微时代”“移动互联时代”“信息网络化时代”“自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多年来,我们面临史无前例的网络治理难题以及应对相对乏力,致使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确很不稳固,甚至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存在旁落的危险。为了加强新媒体时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破除并拒斥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5个认识误区,即“网络价值中立论”“网络自由论”以及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伪命题论”“附属论”“唯技术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进路,即从理念重构、制度建设、机制构建等3方面切入,推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切实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功能。     

ChatGPT的意识形态风险:样态、肇因及防范

ChatGPT以其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在赋能各行各业的同时也潜藏着意识形态渗透风险、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淡化风险、主流思想传导弱化风险、操纵网络舆论风险、意识形态排斥风险等各类意识形态风险。通过对ChatGPT意识形态风险的肇因分析，发现算法霸权扩张、算法强化偏见与不确定性、资本对技术统摄、文化软实力较量、协同监管滞后等因素共同导致了ChatGPT意识形态风险“在场”的必然性。因此，要坚持整体观来防范ChatGPT的意识形态风险，坚持引导算法权力,优化算法技术,矫治资本逻辑,提升文化软实力,完善法律法规，使这一新的“变量”成为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最大“增量”。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出场及表达

话语承载着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交往实践中反复生成，其内容和形式充满意识形态意味。意识形态话语由特定概念、判断和推理等语词要素组合而成，依托话语进行表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属性，以新时代为语境，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为旨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根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其实质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需要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民族复兴和世界繁荣的战略高度上发出中国强音，展现中国实力，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层诉求中完成时代出场。围绕唱响话语主旋律、规范话语表达秩序、优化话语表达形态3方面，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新时代场域中延展社会意识空间，发挥发展优势和话语优势的双重效应。     

主流意识形态全媒体传播的效能与进路

全媒体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境遇。主流意识形态全媒体传播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和传播媒介的跨形态整合，面临着传播主导性泛化与降维、思想引领力旁落与消解、话语权威性衰减与蒙尘、认知共同体茧房与阻滞、价值安全线模糊与损坏的实践困境，具有突破时空界域的能动性触达机制、依托富媒框架的沉浸式共识建构、强调平等交互的轻量型话语阐释、彰显分众需求的精准化供求模式的效能，应该通过健全体制机制，“一元化+博弈式”增强价值引领；锐意破壁创新，“正能量+大流量”培育传播动能；扩容技术接口，“精准化+普适性”丰富传播方式；协同多元主体，“把方向+造血液”壮大传播阵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实效，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信息茧房”背景下大学生价值观的矫正

智媒时代下,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为人们提供获取信息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茧房”式的负面影响,使处在价值观形成阶段的大学生出现对主流意识形态认知模糊、个人思想被群体束缚、理性自觉沉默等情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遵循,构建培养理性自觉意识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体系,是破解“信息茧房”的有效途径。实现社会、学校、家庭之间合力共育,完善社会多元主体治理,建设家文化“保育带”,可以引导学生从他律到自律,在觉解中“破茧成蝶”,实现价值观认知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