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

<正> 在明代,广东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若从贸易的方式看,可以分为市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明人王圻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①这种解释,在严格执行海禁时期,从法的观点来划分,分为合法贸易,即贡舶贸易,非法贸易,即商舶贸易,是对的。但隆庆以后,海禁松弛,允许海商出洋贸易,商舶贸易不再是非法而是合法的了。因此,本文所说的贡舶贸易,以王圻所说为据,商舶贸易则包括海商的合法非法贸易在内,并不拘泥于海商的非法贸易的叙述。今为便于叙述起见,先从贡舶贸易谈起。     

论明朝对澳门实施的外贸税制

明朝的外贸税制极为复杂。朝贡贸易体制下的税制与市舶贸易下的税制有不同。即使在市舶贸易中，明廷对广东与对福建的外贸税制规定又有很大差别。本文着重分析明中叶后足以影响明外贸体制的澳门外贸税制，希望以此能理清明廷对澳门实施的外贸税制的发展脉络。一、市烟司提学与地方官员协同负责演门的对外贸易市舶司制度是明一代外贸管理中的重要制度。明初全国有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广东市舶提举司设于明洪武三年（1371年），设提举一人，从五品；副提举一人，从六品8其属吏目一人，从九品，统辖于广东布政司。明嘉靖以后广东市舶提…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试探

<正>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可分为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按照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一书中的说法,贡舶贸易,“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亦即合法的官方贸易;它确立于洪武间,永乐、宣德间臻于鼎盛,但正德之后就趋于衰微.商舶贸易,“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亦即私人贸易;在隆庆改元之前,这种贸易形式是非法的,受到明廷的禁止,但在此之后,开放海禁,这种贸易勃兴而居广州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隆庆改元为界标,把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分为前后二个时期:前期:洪武至隆庆改元,为贡舶贸易时期.后期:隆庆改元后至明终,为商舶贸易时期.本文要探讨的,就是这二大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两种形式的发展、内容、影响等问题.     

“十三行”名称由来考

本文从行商的职能来探索“十三行”名称的由来。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实行“闭关政策”。清代入关之初厉行海禁。康熙23年(1684)始开禁准许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四口通商。到乾隆22年(1757)则只准广州一口通商。当时清政府在广州指定若干特许的行商(洋货行或外洋行)垄断和管理经营对外贸易,又被称为“十三行”。一直到鸦片战争后1842年订立江宁条约,才打破了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十三行”的公行制度也随之瓦解。清代广东经营外贸业务的行商为什么又名“十三行”?过去的研究者有四种不同的意见:一说是以广东行商有十三个行数而得名。二说是这个名称,明时已有,     

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

永乐元年,明朝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同时差遣中使提督,市舶宦官成为朝贡贸易的实际管理者。正统以后市舶宦官经常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盐政、珠池等职,权势倍增。嘉靖初年,裁撤外派内官,市舶宦官暂时退出海外贸易管理。宦官主导贸易管理,不仅构成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的特色,而且体现了明朝宦官势力发展的一般趋势。     

明朝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

明朝对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围绕着被动依赖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动或主动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刚开始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企图通过外交活动来抑制倭寇的侵扰,但由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遂引发了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明朝以此罢市舶,严海禁,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并一直维持到明朝末年.     

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

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蒋祖缘清初实行海禁政策，广州的对外贸易曾一度陷于停顿。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设立粤海关，允许开海贸易。从翌年至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这１５０多年间，设在广州西关的十三行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独揽了广州的外贸，还自乾...     

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若干有关下西洋终止的传统观点存在问题。首先是海禁说不能成立,下西洋与明朝紧接着下颁的禁海令之间没有直接关连,朝贡贸易与海禁是明朝两种不同内涵的政策;其次下西洋有“充溢库市”的一面,耗费巨大乃至物力不支说是一种误解;最后下西洋终止有偶然因素和必然性,下西洋推动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拉近了海外市场与中国的距离,从此中国不必舍近求远前往印度洋,终止与中国从先进到落后没有逻辑的联系。     

论明代的私人海外贸易

<正> 综观有明一代的私人海外贸易,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洪武至弘治时为前期。由于明王朝厉行海禁,私人海外贸易只能在暗中艰难进行;正德、嘉靖两朝为中期,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并出现了一些大的海商集团;隆庆至明末为后期,私人海外贸易终于冲破海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明初,朱元璋鉴于“海疆不靖”,担心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和防备“倭寇”的骚扰,便     

明代广东三十六行新论

在有关明代海外贸易的论述中,人们往往提到广东三十六行。这条史料主要来自于周玄(日韦)的《泾林续记》,其载述如下: “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咽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舶提举同县官盘验,各有长例。而额外隐漏,所得不赀,     

明前期海外政策简论

对于明朝的开放和闭关问题,多年来史界争论不休,聚讼难下,成为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虽然产生论点分歧的因素有多种,但重要因素之一是对明朝海外政策整体理解的差异。实际上朝贡贸易与海禁构成明代海外政策的两大支柱,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孤立看待;却又判然有别,不应混淆为一。以往的研究中却多忽略了这一点,以致许多问题解释不清,看法分歧,造成历史的误解,应予澄清。 明代前期,即明开国至正德初年的一百多年间,明朝海外政策定型于兹,调整于兹,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西方历史性冲击的前夜,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涌动变革潜流,这时封建王朝海外政策的变化趋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尤当引起足够的注意。 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明代前期以朝贡贸易和海禁为两大支柱的海外政策,实际含有颇具特征的三个发展阶段。下面试从政策的动态性及其互动作用分阶段进行论述,以期有助于我们对明朝海外政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     

明代海禁政策及其对中暹经贸关系的影响

136 8年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采取海禁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开国之初国防上的需要 ,除了针对倭寇之外 ,更主要的是针对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明代私人海商活动也已成力明朝政府最大心患之一 ,实行海禁政策也有防范明代私人海商的一面。至隆庆元年 [15 6 7],明朝政府被迫放宽海禁。 2 0 0多年的海禁政策 ,影响了中暹经贸关系。海禁的严紧和松驰对朝贡贸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明廷制定的海禁政策 ,只是束缚了中暹民间的海外贸易 ,而为官方的垄断贸易提供了条件。隆庆时期 ,海禁宽驰 ,民间贸易便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     

解放前上海是怎样成为我国主要对外贸易中心

一 上海原为—滨海渔村。1074年(北宋熙宁7年)设上海镇,已设立了管理船舶外贸的市舶提举司。1277年(元至元14年)设立市舶司,1292年(至元29年)立县于镇。至明代中叶,市面日趋繁荣。但1553年(明嘉靖32年)连遭倭寇蹂躏,这时官民筹议筑城。清初厉行海禁,上海对外贸易又形停顿。至康熙23年(1684)部分解除海禁,上海的对内对外贸易逐步恢复发展。迄1757年(乾隆22年)以后清政府由于种种原因,实行“锁国政策”,上海对外贸易又趋衰落。清政府规定通商限于广州一口,大大限制了对外贸易。当时主要的出口物资是丝与茶,产地都远离广州。由于长途跋涉,物资沿途损耗又很大,成本增高,有人估计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

<正> 清代前期的对外贸易政策经历了由禁海闭关到开禁,由多口贸易到严加限制的广州一口贸易的变化。大体说来,略可分为两大时期三个阶段:第一时期,从顺治元年起到康熙二十三年止(1644—1684),这四十年间是实行海禁时期,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顺治元年起到十二年止(1644—1655)是沿袭明制实行海禁的第一     

元代泉州八次设省与蒲寿庚任泉州行省平章政事考

宋元鼎革之际,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主市舶蒲寿庚以泉州城降元,加速南宋政权的覆亡。蒲寿庚降元后,元世祖授他“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又授“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表明元廷十分重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元世祖征日本、占城、缅甸、爪畦和元成宗的“觇琉求”等军事行动,泉州港都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此     

论明中期以后的海外贸易

明中期以后,海禁政策日渐松弛,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隆庆元年部分解除海禁以后,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白银大量地流入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东南沿海地区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国内生产力的提高是社会发展变革的根本原因,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此期间,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成长几乎同步进行。     

《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

明清时代徽商在海外的活动，国内以往的研究集中在明代中叶（特别是“海禁”和“倭寇”的问题上）。本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曾认为：明清时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以王直的活动为其顶点，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则主要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①。1984年，松浦章先生发表《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一文，利用海事资料（主要是汪姓铜商的史料），首次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进行海外贸易的事实。这是专门研究清代中日贸易中徽州史迹的主要论文②。此外，管见所及，零星涉及于此的学者还有山胁梯二郎…     

明清时期广东士宦开海思想的历史发展

明清两代,是我国历史上推行海禁政策最为严厉的王朝。但明中叶以后,就广东地区而言,对外贸易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究其原因,除了中央政府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以及当时国内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之外,明清两朝的广东士宦为解除海禁、开海通商的争辩和疾呼,亦起着无可否认的积极作用。本文试图就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广东士宦开海思想的发展及其对中央政府外贸政策的影响,并对产生这些思想的社会经济根源作初步的探讨。     

两宋市舶贸易出口税初探

<正> 继唐代海上对外贸易蓬勃发展之后,在宋重商政策的推动下,两宋的市舶贸易尤盛于唐.这时的市舶贸易,中国方面有无出口税的问题,迄今未见认真研究.本文就此作一初步探索.一、两宋市舶贸易征出口税中国的对外海上贸易,自汉至唐,均未见中外商船在中国通商港口缴纳货物出口税的记载.北宋开宝四年(971)始置广州市舶司,对中外商船征市舶进口货物税,抽分实物,名曰抽解.接着又置杭、明二市舶司,制度同广州.关于市舶贸易是否征货物出口税,今所见最早的是广州置市舶司45年后的如下一则记载:     

五口通商时期的福建对外贸易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众多的海湾良港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远在汉代,福建已有对外贸易活动。唐宋以降,它更一直是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沿海居民“资海为田,浪舶云帆,交于域外”。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辟为通商口岸,从而揭开了福建对外贸易史新的一页。本文欲加探讨的五口通商时期福建对外贸易,作为近代福建对外贸易史的开端,无疑具有其特殊的意义。一、进口贸易:洋货的滞销与狂想的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