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西域人蒙古化考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军队西征后,有大批西域人以各种途径移居蒙古草原。他们以后对元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巨大。经元朝百年的磨和,他们不仅有很多人融入中原文化中而"华化",同时由于元代蒙古贵族政治地位的影响和蒙古文化的强势存在,尚有许多西域人接受蒙古文化,认同蒙古民族共同体,终化为蒙古人之一部分。至北元时期,在蒙古各部中仍有很多西域部族名称存在,但实质上已作为地道的蒙古人出现,并积极参与北元政治军事活动。     

元末士大夫组织"义兵"问题探析

元末农民战争期间,许多士大夫出于"卫身"、"保乡"、"勤王"之目的,纷纷组织"义兵",为挽救元朝做最后的努力.其间,"义兵"组织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组织者主要是在野的汉族士人及一些在任的官员、致仕的旧僚和少数进士.由于"义兵"依托于地方宗族社会和民众力量,且分布较广,故在一定时期内确乎成为抵抗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力量,短期内实现了"保乡"的目的,收复了一些失陷的地方,支援了元军的军事行动;但从长远来看,它只能在短期内延缓元朝的灭亡时间,却无法阻挡元明更迭的历史步伐.     

以"红船精神"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江

"红船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伟大开篇,立时代之潮头,发历史之先声.回首百年路,"红船精神"蕴涵深刻的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集中表达,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投身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生动实践的精神源泉.放眼新时代,"红船精神"已经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精神支撑,成为激励人民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奋进明灯,成为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竭动力.站在建党百年历史起点,我们要大力弘扬和践行"红船精神",将其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江新征程中,首创开拓,肩负龙江全面振兴发展时代重任;知行合一、满怀龙江全面振兴发展奋斗豪情;赤诚奉献,凝聚龙江全面振兴发展奋进力量,以奋斗姿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江建设中勇立新功.     

土族的土司制及其式微

中国历史上历代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统治特意实行不同于中原内地的一种羁縻政策.自明至清,基本上也是延续了元朝的治边方略,继续实行“封土司民、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增加及其实力的巨大膨胀,对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实行的封土司民的“土司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因为地方政权或地方势力的崛起或存在,对中央政府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在中原及汉族地区行之有效的“流官制”最终取代被统治者仅仅作为一种权益之计而不得不为之的封土司民的治理模式,便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土族的土司制度同样也经历了由盛及衰的这一过程.     

边地中国:从"野蛮"到"文明"

从多元一体的格局来看,"边地中国"是值得关注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本文联系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实例,探讨学界有关"文明"与"野蛮"的划分及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     

论元代的“华化”与民族融合——以《元西域人华化考》为分析中心

《元西域人华化考》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撰写于1923年的一部学术经典著作,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史料和艰辛的努力考证了元代色目人(即文中所称"西域人")之"华化"问题,是为了达到唤醒国人、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文章认为,元西域人"华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征服或民族同化,而是西域人主动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认同运动。这场运动背后不仅深藏着中国传统民族观的悄然变化和民族融合势不可挡的坚定步伐,而且还暗含着中国历史上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之间的规律。     

元末名将察罕帖木儿传略

察罕贴木儿为元朝末年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崛起的一位重要将领。其先祖为西域人，随蒙古大军进占河南后，居于颖州，察罕帖木儿出身于这样一个汉化的色目家族，从小接受到良好的汉化教育。元末从军镇压农民起义军，成为名将，最终死于任上。观其生平，功业虽然卓著，但由于逆历史潮流而动，到头来落了个历史罪人的下场。     

"目瑙纵歌"在景颇文化现代传承中的功能

源于景颇族远古时期的"目瑙纵歌",在经历了景颇族社会文化漫长的历史发展与变迁之后,在现代多元文化的氛围中,已成为景颇文化在现代社会最显明的民族文化标识。在景颇族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适应中,"目瑙纵歌"是一部活着的民族文化"史册"、载负着强化族群认同、传递族群文化、整合现代文明的文化传承功能。     

唐以来西域刀剑器的传人、制造与使用

自唐代起,来自西域地区的大食刀、米昔刀、环刀、回回剑等不同名目的冷兵器,不断被输入中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元明两代,由镔铁制造的环刀、米昔刀在国家兵器制作机构专门生产,用以装备军队,乃使得古代中国与西域地区间的兵器技术获得了充分的交流.     

论瓦刺蒙古与西域社会

元末明初,瓦剌诸部在"元朝强臣"猛哥帖木儿管辖下,一方面由于自身部落繁衍,另一方面也由于不断吸收和联合周围蒙古与突厥语族其他部落,势力渐强,人数发展到4万户以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明初对蒙政策的实施结果,使北元国势衰微,可汗势力大大减弱,于是握有实力的权臣贵族们乘机雄据一方,形成了封建割据局面.由于东蒙古日趋衰落,而蒙古瓦剌势力从此坐大.随着瓦剌活动重心逐渐西移的漫长过程,与西域诸族发生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对西域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为17世纪准噶尔政权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15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初的瓦剌,并不是像有些史学家所说的那样,随着也先之死销声匿迹了,而是在西域诸多事务尤其在哈萨克等民族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域多民族社会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逻辑哲学论》中“死亡”概念的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伦》是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是基于现代逻辑方法进行论述的,包括他对"死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死亡"概念的诠释,并得出以下结论:(1)"死亡"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生存的状态"。"死亡"意味着个体生活世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终止,而整个"逻辑可能世界"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消长;(2)"死亡"和"生活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不能体验"死亡";(3)"生活世界"在个体那里是无限的;(4)对于"死亡的灵魂"与"在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只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来理解,但是不可能。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