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发展路径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实现了"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法治保障力度不断加强,但仍然存在依法行使自治权力度不够,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民族地区法治服务还需要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快速发展。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依法完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法治服务水平,实现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创新和发展。     

迈向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法治化

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指通过法治的社会治理,既要服从善治理念抑或更好生活的需要,也要遵循包括法治在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的属性和规律。在新时代的背景条件下,社会治理法治化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协同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扩大民众的参与,改善社会治理的力量体系,通过依法治理、程序治理与责任治理的路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于法治航天建设的再思考

法治航天建设是一项将各类航天活动规制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的系统工程,其实质是在航天领域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统筹推进航天立法、法律执行、法律监督及法治能力建设等各环节,更需要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文化。加快推进法治航天建设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迫切需要,是打造中国航天事业升级版的内在要求。我国现行法治航天建设工作还存在法律制度供给不足、认识有待提升、航天管理体制改革有待深化等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推进航天立法工作,将法治航天建设与航天管理体制深化改革进行有机结合,共同开创中国航天的法治时代。     

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与中国法治化实践

当前,中国已明确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进入数字化时代,世界银行开创性地将“数字技术指数”设置为《宜商环境报告》跨领域评价指标,将数字立法融入各一级指标测评。这些动向表明,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数字化、法治化水平已成为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的重点评价环节。尽管中国数字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成果丰硕,但是在对标以宜商环境数字指数、数字营商指数等为代表的数字营商环境国际评价体系指标上仍有不足,尚需提升数据治理法治化、平台治理法治化、数字市场监管法治化和立法数字化能力。为此,中国应以完善数据治理规则为核心,加快数据治理法治化进程;以数字平台融合建设为重点,提升平台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以激发数字市场竞争活力为要义,推动监管数字化转型;以建立数字法治体系为目标,加快数字立法进程,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机构养老规制政策的发展、问题及其完善

当前我国中央层面的机构养老法规政策体系虽已初步建立,但地方层面机构养老法律规制发展参差不齐。因此从机构养老准入、运营、监管三个维度,对我国机构养老规制政策进行梳理与分析。研究认为,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机构养老的规制政策,应将养老服务的市场化与养老规制的法治化同步推进,明确机构养老的规制部门权限,建立跨部门协调监管制度;提高规制政策的针对性、可操作性;着重保护机构内老年人的权益;加强地方机构养老的规制政策体系建设。     

协同赋能:农村失能老人养老服务供给研究

农村养老中最大的难题在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需要积极探索农村失能老人养老新路径。以江西省X贫困县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为案例,研究政府、养老机构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下农村失能老人养老工作的推进,结果表明:协同治理是农村失能老人养老服务供给的有效路径,其关键在于各治理主体在政府引导下进行资源、技术及制度的协同协作,从而提高治理能力,最终实现经济、健康和社会三方面赋能。     

基层治理法治化：制度内涵与实践经验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需要处理好法治与效能的关系,基于文献梳理和上海的基层治理实践,对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与困境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基层治理法治化应当包含权力的规范运行及其与权利的有效互动两个要义,通过统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推动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基层治理法治化可以通过健全基层法治体系推动治理权力规范化运行,发挥党建统合优势,深化大联动机制整合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同时规范智能治理运作体系,提升治理有效性;治理模糊性与法治严谨性的内在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制度匹配错位、部门协同难题与绩效考核困境等;新制度主义理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逻辑,法治化、制度化能够降低治理成本,基层治理的资源约束使治理行动存在策略性执行空间,可能会加剧基层治理法治化困境。研究表明,要继续推进基层简约高效治理体制的构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协同整合作用,优化基层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基层治理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论养老服务的法律属性

养老服务法治化建设的首要问题是界定养老服务的范围和法律性质。养老服务源自养老照料义务承担者与实际照料提供者的分离，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经历了老年福利服务—社会养老服务—养老服务的演进历程。养老服务不再是老年社会福利，而是属于社会服务。养老服务属于养老照料服务，而非老龄服务。养老服务是养老服务机构基于委托所提供的生活照料，其是养老照料义务的一种实现方式。养老照料义务应实行多元主体共担机制，家庭、社会和国家都要承担相应的养老照料义务。     

三峡库区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和法治保障

三峡库区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和法治保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的重要内容。移民信访、搬迁重建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导致三峡库区社会治理存在时代性和特殊性。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就业安置、移民心理、移民信访等问题给三峡库区社会治理带来治理困境和全新挑战。倡导三峡库区社会治理的法治理念和采取社会治理的法治方式才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本途径。研究三峡库区社会治理法治保障可为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样本。     

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过程——基于P县砂石盗采治理的分析

基于P县砂石盗采问题治理轨迹的分析,探讨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结果表明,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主要体现为法治剩余如何处置的问题,乡村治理法治化既是乡村治理机制变换的结果,亦是基层法律实践的结果。这一过程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清理法治剩余事务,将治理痼疾转化为法律事实;二是通过乡村治权的重新调配,将执法力量援引到乡村治理实践中,使得乡村治理实践转变为依法治理的过程;三是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符合程序的绩效考核系统,将科层法治理念融入乡村治理实践中,明确法律裁决的权威性。如此,依法治理就不仅仅是国家“送法下乡”的结果,亦非现代司法理念的自然产物,而是乡村治理实践中规则之治的必然要求。     

“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

"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至少包括三种形态:必然态、应然态和实然态。迈向法治化是"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必然趋势;法治保驾护航下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一元单一到多元综合的治理主体与治理方式,型塑法治领导方式、依法约束和保障权力行使,建立法学人才智库为深化边疆治理法治化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全民守法精神意蕴下的法治意识逐步显现、通过法治凝聚边疆民族之国家认同,构建法治治理方式下新型民族权利义务关系是法治化趋势下边疆治理的应然状态;治理评估是边疆治理法治新常态基础上的实然效果面向。三种状态的有机结合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     

诚信建设的困境与法治化对策

“徒法不足以自行”,从根本上突破诚信建设困境,必须确保法的实施,以法治化方式提升法律治理效果.诚信建设法治化实现法治的诚信与诚信的法治的统一,是解决道德治理难题、建设法律信任体系的需要.完善诚信的法律制度、建立诚信的执法保障、培育诚信的法治精神是诚信建设法治化的内在要求.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日本养老服务评价制度及其对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启示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日本在提倡国民选择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服务方式的同时,为了真正保证和提高养老服务质量、规范养老服务市场,从19世纪80年代起便逐步开始探索养老服务评价制度,并将其纳入社会福利基础改革的一环,推行到全国各社区和各养老机构。日本养老服务评价制度对我国规范养老服务、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是,我国养老服务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借鉴日本经验时要注意结合我国国情,循序渐进、事先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避免服务标准与实践脱节。     

民族工作事务治理法治化与治理现代化的互构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更高阶段的内在体现。在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契合,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工作事务法治化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应有之义。法治为民族工作事务治理构建了价值取向、制度供给、执行依据、能力保证及评价机制等,是将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机制转化为卓越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在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化是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的思想、方略和路径,二者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契合且相得益彰的互构逻辑。民族工作事务法治化将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在国家制度体系层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保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源源不断动力。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法治化能够提高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水平,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供保障。随着我国法治化速度不断加快,民族地区的 基层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诸多原因,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在法治化进程中还存在着法律制度不够完备、村级党组织的建 设滞后、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职责不清、基层治理队伍的法律素质不高以及部分群众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 民族地区的法治化水平,我国应当健全法律制度、加强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明确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责、加强基层治 理的队伍建设、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法治原则在大学治理中的适用——于艳茹诉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位案检视

于艳茹诉北京大学撤销学位案是一个普通的侵权案件。鉴于这个案件涉及法律保留、正当程序、比例原则、证据规则等诸多法治原则在大学治理中的适用等重大问题,因而在中国大学治理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借助于艳茹案,各大学应对其治理理念、治理机制和治理方法等作全面反思,并加快大学治理的法治化建设进程,提升其大学治理的法治水平。     

社会治理法治化：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法治轨道上开展社会治理有利于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治理法治化承续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秉持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反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遵循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道路指引。本质上讲,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以良法善治为价值起点,追求公平正义和人民至上,并付诸制度建设实践。新发展阶段下,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确保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依法完善社会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规范体系,发挥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作用,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中接续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     

论我国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

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是指政党内部的各级领导机构及其领导成员与普通党员在宪法的框架内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共同参与、上下互动的方式,依照宪法和法律民主管理政党内部事务的政党建设过程。随着政党入宪的日渐普及和政党政治法治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的宪法性文件不仅对政党依宪治理外部事务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且对政党依宪治理内部事务也作了原则性规定,普遍确立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活动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如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等,极大地促进了政党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人性化。在当代中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规定的民主、法治、人权原则就必须在国家治理层面和政党内部治理层面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实施,政党内部治理与政党治理国家社会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防范政党对国家社会治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域外许多国家都把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规定为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宪法原则。我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应该在宪法中规定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上述原则。     

多中心治理视阈下社区养老服务困境检视与优化路径——以安徽省B市为例

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长期困扰政府的难题。目前,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多元主体正在逐步融入到养老服务的供给体系之中,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局面尚未形成。从多中心治理的角度出发,以安徽省b市为例,论证多中心理论与多元主体参与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契合性,验证多中心治理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可行性。从多中心视角分析,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依旧存在政府角色定位偏差、社会组织发育不全、家庭养老观念落后、养老市场混乱等困境,并从政府明确定位、发挥社会组织优势、政府及大众媒体牵头宣传新观念、政府及市场经营者共同优化养老产业市场秩序等角度提出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