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封建史学基本特点的初步认识

本文作者认为,形式的多样同内容的贫乏之畸形关系,史学从属于封建政治、经学及神学渗透史学,这是我国封建史学的基本特点。它极大地限制了史学本身的发展,磨灭了从宏观上研究历史、探讨古今变化的治史宗旨,使史学走上了“史纂”、“史考” 的狭窄胡同。     

简论中国经学传统与文化的现代化建设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和重要任务。但在我国要很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研究我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经学传统;不研究经学传统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是不行的。本文仅就这一问题作一探索,求教于理论界的同志们。     

"六经皆史"与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思

章学诚通过反思乾嘉考据学风,对“六经皆史”观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以挽救日趋尖锐的汉宋之争和门户之见,力图将学术发展导向客观理性的经史合一、史学经世的道路,纠正当时经学研究沉溺于训诂考证,脱离社会的弊端,为经学和史学研究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论抗战时期翦伯赞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

翦伯赞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史学活动,在鼓舞人民抗日信心,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等方面都发挥了历史学的经世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注重现实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特点。他的史论史著,成为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的光辉典范。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扩大,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之间的积极配合。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党史、农民问题、民族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学术成就,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治史方法上的鲜明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使之不仅成为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一环,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关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写在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出版之际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先贤李大钊为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60年代前期是它的奠立时期,至中国新时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创新,当下必须重新认识它的重要性,即它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注重史学思想、并重历史观与史学观、关注西方史学史之史、重视中西史学交流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等项,是本文作者近年来思考或正在付诸实践的建设路径。在这行进过程中,当然需要唯物史观的指引,反之唯物史观也应充分汲取西方史学的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在互动与回应中实现各自的发展。     

论抗战时期范文澜的史学研究

抗战时期。范文澜的治史旨趣发生了根本转变,他由一名正统派汉学经师成长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这一时期,他构筑中国通史新体系,开辟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新境地,还首创用唯物史观总结经学;取得了多方面的史学成就。不过,由于时代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范著也存在非历史主义倾向等问题。     

温故而知新——史学方法更新论

史学的发展是与史学观念的进步和史学方法的更新分不开的。萌芽时期,史学观念是朦胧的,治史也是直观性的;中世纪神学史观指导下的是实录式的记史方法;近代资产阶级兴起,与理性主义、英雄史观相适应的是思辨分析的治史方法;马克思主义诞生,唯物史观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史论结合等方法成为唯物史论者治史的主要方法。近年来,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可见更新史学观念,拓宽知识结构,才能使古老的史学充满活力。     

超越“有奴论”:论嵇文甫对中国上古史的探索及意义

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研讨中国上古史有"无奴论"与"有奴论"等多种视野。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研讨中国上古史的先驱之一，嵇文甫由于不满郭沫若在"有奴论"视野下把中国上古定性为"奴隶制社会"，基于旧学传人深厚素养和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苏联主流学界关于中国"无奴论"理论，通过探讨"奴隶"标准界定、区分存在奴隶、奴隶制与奴隶社会定性两个问题之差别、考察殷商西周劳动者身份、思考宗族制度在中国上古社会演进中重要地位等问题，从"长期封建论"走向"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国家初形成时代"和"原始国家封建时代"，否定了中国上古"有奴论"的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学术重塑，除学术队伍的扩大外，对学派内部成员基于对唯物史观不同理解引发的"学术层面"争论，以及由此导致的研究多样性发掘也不可或缺。奴隶制社会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讨中国上古文明的唯一理路，无论"有奴论""无奴论"或早期国家形成等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理论探讨和材料支撑基础上，都应取长补短，重视对方研究成果。     

抗战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论

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时期,在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家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运用新的史观理解阐释历史,系统总结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发展规律。他们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引领并坚守爱国主义史学阵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了发展方向。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在学科体系、历史观和方法论、重视民族风格和史学遗产以及史家自身修养的境界等方面,都有突出的特点。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的研究,对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浅论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的社会革命密切相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学研究,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澄清了许多混乱的认识,坚定了人们继续革命的信念,也显示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不断总结其在理论与史实结合上出现的缺点和不足,开始对历史学的学术性与科学性予以更多的重视,不断加强和完善着自己的学术内涵和科学体系。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研究的新成就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理论领域的贡献,主要反映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阐述了人们所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社会形态理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等问题的讨论,历来为史学界所重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历史理论的观点和著作已经成为宝贵的史学遗产,对于阐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文化观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政策的指引下,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讨论中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他们的探讨结合了自身对中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其成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事业,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其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和学术进程,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总结也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     

“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     

论钱谦益的史学观

有“一代文宗”之称的钱谦益,不仅在文学上颇有造诣,而且在史学上也有重要的成就,他以援经入史的方法对史学功能、史学方法、史学得失都作了深入的思考,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明末清初的学术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的逻辑必然

百年探索史、奋斗史深刻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其背后蕴含历史、现实与理论的深刻逻辑必然性:它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光辉传统予以承继的历史必然;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哲学思维有效化解改革发展问题的现实必然;还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前提与方法论意义,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持久的指导作用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