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三苏的史论

宋代三苏文史兼长,史论作品极为丰富。史论是三苏史学的重心所在,主要包括史事评论和史学评论两部分,前者以观风察势为核心,以借古鉴今为目的;后者以苏洵的经史观、苏轼的正统论和苏辙评论《史记》最有名。三苏史论在形式上笔势纵横,议论横生,在内容上喜言得失成败,罕及纲常伦理,与理学家的论史尺度迥然不同,不仅在宋代占有重要地位,在宋以降的历史长河中亦有很大的影响力。     

徐复观治史渊源述略

徐复观认为，史学的价值必须对现实人生和民族文化有所鉴戒。他以心性史观为基础，显扬史家主体意识，认为治史的态度比方法重要。徐复观治史渊源脉络的形成有四方面的因素，对时代学风的反省批评，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与拓展，关注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向及汲取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     

理学与宋代史学发展的特点

宋代史学在研究领域、史著作例、文学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与宋代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统治地位的理学密切相关。从史学研究领域来说，理学对促进宋代的唐五代史与家本朝史的发达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史著作例来说，理学与宋代编年体史的盛行、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创立、学术史专著的编撰有着密切关系，方志体例的确立也折射出理学的影响；从史学方法来说，宋人治史求会通与理学联系在一起，理学促使这一时期史论史考空前发达、只有把理学与宋代史学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正确而全面地认识宋代文学发展的特点。     

史学危机?思想启蒙?学术建构——试析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史学主潮

百年中国史学可以说是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这一明显特征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几乎有一全程展示。八十年代初是史学无所适从的年代,旧有范式的失落使历史研究者转而引进了各种宏大范式来填补史学研究的空白。九十年代是中国史学真正发生危机的年代,危机的发生来自乾嘉传统的大步回归,乾嘉传统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陈寅恪热”的出现即可看做是史料考订派“硬想回到乾嘉去”的载体。史观与实证的“兼容并包”是未来史学的不可争议的正确取向,任何一派的一统天下都将重蹈史学研究的闹剧。随着新实证研究方法的兴起,彻底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还历史以丰富多彩的原始风貌,可能是解除目前史学危机的一种新的尝试。     

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

讨论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应该包括历史观念史.困难在于,从史学史的角度,陈述历史观念史,与一般的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的分工,如何体现?本文注意到,中国传统史学,常由传统医学那里借用某种经验型的权威理念,例如司马迁征引春秋晚期已流传的"上医医国,其次疾人"观念,直到清末还不断被以史论作政论的作者援用.司马迁意在批判汉武帝君臣滥用权力与民争利而导致"国病"不治的经济政策.然而它的历史效应,在易代之后的盐铁会议上便已凸显.因此本文通过司马迁将扁鹊传奇和仓公医案相结合的专门史的文本考察,尝试探讨作为史学史题中应有之义的历史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或为愚者一得.     

文学史观研究 主持人语

最近这20年中,文学史的治史观念与方法的讨论和实践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在物质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的文学史观也悄悄地发生着剧烈变化。直到今天,究竟用什么样的观念、方法和眼光去解读以往文学史中的思潮、现象、社团、流派和作家作品,可能仍是我们在治史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学术瓶颈。为此,我们特辟"文学史观研究"专栏,拟陆续发表一系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史学史与思想史新论

作者认为 ,史学史和思想史分为知识范型 (专门史性质 )和存在层面 (实际状态 )两种 ,而作为实际状态的史学史和思想史则为所有试图思考历史的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域 ,并为一切思考历史的人所创造。因此 ,实际状态的史学史观和思想史观应该关注所有思考历史的人。这样 ,重视普通人的历史需要 ,历史研究才不再是象牙塔里的死学问 ,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活经验     

吕思勉的史学方法论

吕思勉将史学研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治史应重常人常事,不宜预设成见,应注意学与术的区别,要学会中外比较的方法。治史要坚持史学进化论,了解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一道理,明白物质文明的发达对国家历史发展的影响,杜绝盲目的崇古观念。这些史学方法论对当代的史学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     

试论周一良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

周一良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学贯中西，尤以治魏晋南北朝史最闻名，其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贡献体现在三本著作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其中他对典章制度、民族关系、史学特点、文化发展、历史人物的研究以及在史料的汇集、整理、校订、注释方面的造诣等都有开拓创建之功；此外其在治学过程中所形成的研究方法也都给人以启迪。     

郭廷以史学研究综述

郭廷以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始人,一生著述颜丰.中国学术界对他的生平活动和学术贡献,特别是他在边疆史、台湾史、太平天国史、中国近代化等领域研究成果有所论述,还探讨了他的“通史”观念、“国民革命”和文化史观、史料整理与运用、史学思想与方法等.尽管如此,在史料征引、研究内容与研究角度等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拓展空间.     

情感史: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

情感史研究旨在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参与者自身经历的事件,洞悉其情感表达,并解读他们情感体验背后的历史意义。作为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开展情感史研究能转换教育史学研究范式,推动教育史研究重心下移;践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价值;强化教育史鉴今功能,给教育情感以历史观照;顺应国际史学发展趋势,拓宽教育史学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开展情感史研究,应以学校和家庭教育情感史为主题,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树立大教育史观,注重记忆、回忆录、自传、书信等史料的搜集,采用教育叙事和口述历史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试析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学的科学化主要表现在唯物史观的传入与确立、具体的史学观念的变化以及史学方法的更新三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 ,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他们所倡导的进化史观、客观的治史态度、广泛的史料范围和严谨的治史方法在奠定我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新格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中国园林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本文跳出传统古典园林史的研究思路,结合当代史学研究的新观点、新动向,从史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国古典园林研究方法论进行了反思。笔者发现在史学地理观方面,存在以中国文化圈为单位的地域史观进行园林史研究的必要性;在园林史的结构方面,存在明代之前文献的丰富与实例的缺乏之间的反差;在史学客观性方面,存在民族主义对园林研究的影响;在古人对园林的认知方面,存在着不同于学院式认知视角的另类园林认知。     

论中国近代蒙元史研究的历史发展

近代蒙元史研究可从四个时期考察其历史发展。鸦片战争时期是近代蒙元史研究的开创时期，作为这一时期边疆史研究重要内容的蒙元史研究，直接服务于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其治史旨趣已经不同于乾嘉学派脱离现实的古史考据；洋务运动时期是近代蒙元史研究承前启后的时期，蒙元史料搜集范围扩大了，域外史料的采用使治史方法上有了创新；从甲午战后到五四运动是近代蒙元史研究新旧递嬗时期，一些旧史家继续沿用封建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蒙元史，其史学思想与治史方法是陈腐的，但其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订功不可没，而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使一些学者尝试用资产阶级文学思想与方法研究蒙元支，代表了蒙元史研究中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文学演进的历史趋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运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与方法研究蒙元史的时期，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在蒙元史研究中突破了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取得了巨大成就。     

近代英国经济史观学派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

一、英国经济史观学派的产生 英国经济史观学派是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发展史上一个新的学派,它开始出现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其繁荣兴盛时期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这一学派的出现为英国资产阶级史学研究开辟新的研究方向,提出了新的史学理论,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这一学派把历史上的社会经济事实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把经济因素置于人类历史发展中重要地位。英国经济史观学派奠基人索罗尔德·罗杰斯,在其《经济史观》著作中说,研究历史首先研究历史上的经济事实,他甚至认为:英国民族是各种力量的产物,各种力量     

论魏徵的史学思想

唐代杰出的政治家魏徵也是优秀的历史学家。魏徵史学思想的核心是：一、重人事、轻天命的进步史观;二、取鉴致治的历史意识;三、通鉴反思的治史方法。魏徵所重的人事既包括帝王将相,也包括人民群众。如何取鉴、取鉴什么以求致治,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魏征以史为鉴,不囿一时一事,不主一尊一经,纵贯古今,旁通各派,具有鲜明的通鉴反思的特点     

黄仁宇对史学的贡献

黄仁宇时史学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不拘一格的治史方法、多元化的历史发展史观、大历史观。此外基于他对道德和数字的独到见解,也单独列出,以期对黄先生的史学贡献有更为深刻的了解。黄仁宇先生不仅为我们的史学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而且大历史观本身即历史方法,在对历史做专业性探讨的时候可以有多种选择的方法和模式,在借鉴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同时还要与本国特色相连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孔子史学思想探析

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孔子史学思想的特征表现为：以民本主义为核心的人文史观，以“《春秋》之义”为形式的史论结合方法，以“训诲史学”为宗旨的史学目的意识。孔子的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历史学科的基本模式，并高出了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甚至在某些方面就是整个古希腊的史学思想也无可比拟。     

“以史论经”和“以经论史”——刘知几经史观探源

刘知几的《史通》,为历代史学家推崇。然其《惑经》《申左》两篇的论述与其余诸篇截然不同。学界对刘知几经史观的考察多侧重经学或史学的单一角度,鲜有合而论之的全面研究。他在《惑经》篇中"以史论经",即以史的标准考订《春秋》,提出"十二未谕",且认为后人对《春秋》多有虚美。在《申左》篇中"以经论史",即以经的理念极力推崇《左传》,提出"三长五短"之说。这种全新的论述反映出刘知几特殊的经史观,极具探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