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宪政的“名”“实”之辩

针对近期学术界关于“宪政”概念内涵争论日趋白热化的沉重氛围,应当将目前关于“宪政”概念的争议区分为“名相之争”与“实相之争”。“名相之争”涉及到“宪政”概念是有独立内涵的独立词还是仅仅作为汉语长句的缩写;“实相之争”在于如何赋予“宪政”概念相应的价值内涵。由于“宪政”概念在近百年的演变史中已脱离了原先的概念“名相”,成了目前学术界使用过度泛化的概念,无法产生概念上的基本共识;由于“名相之乱”导致了“实相之乱”,“宪政”价值从法律事实到“梦想状态”,已经成为人云亦云的麻烦概念。为不因“宪政”概念上的无谓之争影响了当下的宪法实践,可以在学术上暂时“去宪政”,围绕着“依宪治国”的价值理念,扎扎实实采取一些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的制度举措,以此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     

论康德的“自然”概念及其与“范畴的先验演绎”之关系

康德在不同时期的“形而上学讲座”中阐明了“自然”一词包含的自然对象和本性的双重含义。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范畴的先验演绎”证明第二步,尽管未解决显象与范畴的“异种难题”,但康德对“范畴如何给视为一切显象的总和的自然先天地规定规律”之谜的解决,证明了认知的自然的规律出自人类本性,克服了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事实和价值的二元对立。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中庸政治思想解读：基于“位”“功”的视角

“中”,从圭表、旗表意义演化为权力、权位的象征。周武王、周公之时,又把地理意义上的“中”（即国土正中）糅合进来,进一步强化了“中”的“位”义。“庸”具“功”义,且在春秋时期相当流行。孔子把“中”“庸”融合为“中庸”,成为新思想。所谓“中庸”,从政治层面而言,即指执政的君子通过“中”位（王权、王位）,心怀诚敬,交通天人,调和上下,选贤任能,以“建立民功”为最重要的“德”,从而实现政通人和,政统长永。简言之,中庸即是以位求功,以功保位,“德”“位”“功”合而为一的治国理政之道。     

国内科学精神研究述评

科学精神是科学中的"灵魂",它贯穿于科学实践中、凝结于科学建制中、体现于科学方法中、内化于科学家的"范式"中。国内关于科学精神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科学精神的本质与内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科学精神的价值与社会功能;中国科学精神的历史与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缺乏对科学精神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缺乏从科学史、科学与经济、科学政治学等维度对科学精神进行解释;忽视结合历史与现实中的科学家的科学实践对科学精神进行具体微观分析;研究结论的抽象性导致对科学实践缺乏真正的引导作用。     

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走向：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

在简要回顾了中国政治学科发展过程,尤其是1979年重建政治学以来经历的恢复与发展、反思与总结,以及在经济市场化推动政治变迁的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科进一步学术化、科学化的三个阶段后,作者提出中国政治学研究应该注意多一点人文精神,多一点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中国政治科学走向发展与成熟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两翼,理应成为共同支撑中国政治学大厦的基石,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条件与前景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科学史中“内史”与“外史”划分的消解——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立场看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在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上经历的一些变化和争论,大多涉及对“内史论”与“外史论”的界定、区分和评价。就此问题,国内学者多以“内史”为重,一些关注“外史”的学者也往往坚持内外史的综合。然而,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这种讨论的前提是坚持“内外史”的彼此对立存在,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要求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进行社会学分析。由此科学观出发,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纯粹的科学“内史”不复存在,“内史”与“外史”的界限相应地也被消解。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下）——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中国科学社与江苏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前,中国科学社是中国科学界最重要的代表,而江苏则是中国科学社的活动基地。江苏是中国科学社的人员汇集地、资金来源地和最主要的活动地区。江苏优越的经济实力和优良的教育氛围是中国科学社选择江苏的重要原因。     

论“古史辨”运动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

“古史辨”运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遵循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对上古史进行了科学、严谨地考辨。其成果不仅对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科学的结论,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文学史、民族学史、民俗民间文化史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和提供了科学方法。古史辨派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辨伪精神,对建设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辨伪,才能“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演变历程探析

科学技术是潜藏在社会劳动中的生产力,与其他生产力相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本观点,立足具体的国情、世情,不断深化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演变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与实践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整体性和目标性相统一,基本经验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立足国情世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为世界上后发国家的科技事业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指导历史研究的实践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许多科学的论断,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建国初期,毛泽东通过编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籍、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等一系列活动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对史学理论的阐述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人以深刻启示,为我们提供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范例,对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毛泽东的史学思想进行回顾与总结,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史学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上）——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从“师夷长技”到提倡“格致之学”——论近代前期的科学思潮

近代中国人学习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历程是不断深化的.最初是经世派提出"师夷长技"口号;接着洋务派继承这一口号,并掀起一个引进西方技术的实际运动;稍后,部分先进分子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背后是发达的格致之学,从而将国人的科技观由感性器物层面发展到"理"与"学"的理论层面.但在整个近代前期,中国人都是在"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框架内提倡学习西方科技的.这表明人们尚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近代科学及科学文化的性质,近代科学思潮尚处于萌发和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