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通道侗族织锦技艺调查

文章结合文献和田野调查,对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侗族织锦技艺(以下简称通道侗锦)的基本类型与制作工序进行了详细梳理与总结。通道侗锦按颜色可分为素锦和彩锦,按用途可分为日用锦、寿锦、法锦等,根据织造工具不同可分为机织锦和手工编织花带,根据构图方式可分为大花锦和小花锦;侗锦有斜织机和木梳式手工编织两种织造方式,其中斜织机织锦有十三道主要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没有图谱,仅靠织娘口耳相传。通道侗锦是侗族传统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多彩的纹样是侗族民间信仰的符号化表征,它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唤醒当地织娘的文化自觉,营造良好的整体文化生态;同时还必须在传统与创新之间不断调试,既实现对技艺及其文化内涵的坚守与保护,同时又能实现创新和传承。      

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理论溯源

女性主义技术社会研究是西方女性主义技术理论的重要研究进路之一,它批判性地借鉴和丰富了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技术社会建构论和技术文化理论。其研究主题和理论框架也因此经历了从"技术-女性"研究转向"技术-社会性别"研究,到"技术与社会性别的文化研究"的变迁。其理论主张与经验研究的成果对增进技术文化与技术价值的理解,促进技术领域的性别平等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     

从古代文献探"物勒工名"

论文主要从历史文献中发现与物勒工名制度和产品质量评定有关的记载,并对其进行研究,并从国家对手工业的管理,对产品质量的监管评定以及相应的管理官员等方面分析物勒工名的历史发展过程,并简述物勒工名的历史作用和对当代产品质量监督的启示。      

试论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的历史分期

从编史学的角度梳理和分析了女性主义技术史的发展脉络及其编史理念的变迁,认为其先后经历了精英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三个基本发展阶段。其编史理念从“补偿式”转向“批判式”及“多元化”;研究视角从生理性别转为社会性别;编史内容从西方社会中的技术性别政治扩展到非西方社会中的性别与技术研究;编史目的从力争两性在技术史上的同等地位转为揭示技术的父权制内涵,并趋向于从传统的“身与心”、“男与女”、“人工与自然”、“奴役与解放”等二元论中突破出来,赋予技术史以新的评价视角。      

简论柯旺的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及其特点

以性别观和技术观的嬗变为视角,考察柯旺的技术研究进路及其特点,认为她的技术思想经历了从“技术决定论”到“建构论”的转向;其研究对象经历了从家用技术、生产技术到生育技术的基本变迁;研究视角从强调技术与性别的社会建构性,逐渐转变为强调它们在文化上的相互建构关系。     

人类学与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层面的同异研究

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出发,结合一定的案例分析.比较研究了人类学和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在编史理论与方法上的同和异,认为二者在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综合运用,对科学技术史研究以及人类学和女性主义均具有重要意义.     

多元学术与多元人生——人类学学者访谈之四十六

科学史、科学编史学研究本身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与科学文化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来自科学史、科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多元的科学观,可以对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见解,也可以在其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以这样的方式从事研究,既会遇到误解,也另有一种价值.     

新中国X射线学的领行者--北京钢铁学院X射线学的创建与发展（1950-1963）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北京钢铁学院(原名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现名北京科技大学)成为全国X射线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之一。文章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学术带头人——方正知教授的访谈,梳理出北京钢铁学院X射线学创建与发展的相关情况:在筹建金属物理专业之初,北京钢铁学院便将X射线学纳入科研和教学体系之中,具体科研、教学工作由方正知教授负责领导;1950年至1963年期间,北京钢铁学院金属物理专业X射线科研教学小组先后开展了变形合金的X射线线形分析、X射线小角散射等新技术研究,全国10余所高校派教师和学生前来进修X射线学和做毕业论文,为新中国X射线学的教育和科研发展作出了贡献。      

转基因生物对我们来说是好的么——人类学家对这场争论的贡献

转基因生物是有望带来巨大益处的新的生物体,同时也会带来诸多风险.人类学能够在看待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问题上提供重要的批判视角.为了对有关转基因生物的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区分公共转基因生物和公司特基因生物十分必要,并且还必须坚持关注新技术的社会维度和政治维度.     

民国时期大众报刊中的女打字员形象阐释

通过对民国时期大众报刊有关打字员的新闻、漫画及广告等进行文本分析，文章发现当时大众报刊上出现了两类相互矛盾的关于女打字员的形象话语，即“胜任、生利、独立”的正面形象和“花瓶、娇妻”的负面形象；结合有关档案史料，分析认为正面形象因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女学及妇女解放思潮的兴起，促使女性积极走出家庭、走入社会而起，负面形象则因旧有劳动性别分工观念的强大惯性及男权文化焦虑使然；这两种形象的并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性别文化尤其是劳动性别分工观念在社会转型时期呈现的新旧杂糅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