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下）——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之回顾与展望

西方哲学史上自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哲学的主导原则是主体性和主客关系的思维模式,现当代的许多哲学家对主客式采取批判的态度而主张主客浑一。中国哲学史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一批先进思想家起而反对天人合一,强调我与非我之分和“心之力”,大力介绍和赞赏笛卡尔和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和主客式。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从哲学的深度来看就是召唤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主体性。五四以后至今,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在步伐上太缓慢、太曲折。２１世纪的中国哲学必将继续发展主客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主体性。但西方近代的主客式和主体性由于被吹胀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产生了种种弊端。２１世纪的中国哲学应该批判地吸取天人合一思想之合理处,把西方近代的主客思维方式补充进来,使两者相结合。２１世纪的中国哲学将是二者相结合的哲学     

关于"李约瑟难题"引发的几点思考

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孜孜不倦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 ,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否定李约瑟难题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中国古代既有科学又有技术。中国传统科学虽有其弱点 ,但不能以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和近代科学的标准去评判 ,而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观点。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在近代的嬗变

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是直观或思维和经学思维,二者往往结合在一起。它不同于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要求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思维对象的本质,其显著特点是思维过程中的突发性和飞跃性。传统的直观式、经学式思维方式在近代发生了变化。西方近代实证科学和逻辑思维方式传入中国,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许多哲学家做了介绍和可贵尝试,并完成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性演进,这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佛教建筑装饰图案内涵的哲学诠释

以古希腊哲学的基础概念“努斯”和“逻各斯”为框架，解释了中国古代佛教建筑的哲学含义，诠释了中国古代佛教建筑装饰图案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     

由“李约瑟问题”反思中国传统科学的当代意义

"李约瑟问题"所探讨的关于为何拥有泱泱历史五千载和辉煌灿烂文明的中国竟没有为近代自然科学提供孕育和落生的土壤的问题,长期以来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对比结合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历程与特点,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观、社会制度结构及经济发展几方面因素影响下的中国科学技术的特点分析,指出中国传统科学遭遇"李约瑟问题"的原因。同时,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反思和在对中国科学发展现状全面客观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对当代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和教育培养方式的建议,以期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实践理性--解读和探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维度

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哲学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发现 ,思维的不同层面是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之间发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按照康德的方式 ,把哲学思维划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 ,并认为“纯粹理性”是一般哲学的思维方式 ,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是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和合理性做证明 ;而“实践理性”则是在自由基础上的关于信仰的思维方式 ,它要把握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世界 ,所以在严格的意义说 ,“实践理性”所产生或者诠释的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维哲学。“实践理性”大体包括“自由即自律”、“定言命令”和“公设”等三方面的内容。我们依此而推演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般特征和方法论 ,希望梳理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构建逻辑和脉络。     

中国古代建筑朴素的绿色观念概说

中国古代建筑大多数基本上是绿色的,或准绿色的。在古代建筑发展史上形成了“象天法地”“建筑节俭”“因地制宜”“崇尚自然美”和“风水环境意识”等思想观念。总结、继承这份建筑文化遗产,对中国绿色建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科技哲学”取代“自然科技哲学”是新时代的呼唤--陈文化教授学术访谈录

目前现存的科技哲学更多地只是其中的一个门类———自然科技哲学，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全面科技哲学”取代“自然科技哲学”的理论基础。全面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实质、门类构成和研究内容等方面，与传统的自然科技哲学均有较大的区别。根据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科技观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横向活动中的自然科技、人文科技、社会科技“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化；纵向过程中的“全面科学、技术、技术创新、生产生活、社会变革和人的发展”由“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一个反馈圆环，以及科学整体发展的“动—静—动”的无限序列，也由此而提出“全面科技哲学纵横向发展平台”。自然科技哲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而“全面科技哲学”是新世纪、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全面科技哲学”取代自然科技哲学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科技哲学亦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方式的发生

“中和”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 ,通过对“中和”思维方式发生的研究 ,不仅可以探索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发生的一般规律 ,而且可以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人的实践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探讨了“中和”思维方式发生的自然、社会条件 ,论述了“中和”思维方式在实践基础上生成的历史过程。     

中国哲学“天“观念的近代演变

"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上帝、自然、命运、本体(理、气、心)诸多涵义.近代哲学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对它进行了新的诠释,赋予了不同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完成了"天"范畴由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演变.在此转型过程中,凸现了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融合性、批判性、实践性和终结性四个重要特点.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自胡适、冯友兰先生首创"中国哲学"这门学科以来,它的主导方法一直是"逻辑的和科学的"。这种状况不利于研究者理解中国古代思想中非逻辑概念的哲理维度。现在亟须的是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或深层自由,即:一方面鼓励各种古代研究方式的复活,另一方面吸取西方哲学中有可能与中国古代思想进行生动对话的新方法和新思路,以便找到可以真正引发出中国古代哲理思维的当代生命力的治学途径。     

跨世纪的中国科技与人文科学的发展

没有跨世纪的人文科学建设,能有跨世纪的中国科技?或者,不解决整个社会的观念模式和行为模式的现代化问题,科技现代化的文明构想可能实现?我们认为,问题的提出是有历史根据的,问题的回答更富有历史根据。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有一个著名的假说:蒸汽机=水排+风箱。他想用这个公式说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为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心脏——蒸汽机的发明准备了基础。“水排”和“风箱”是中国古代的能工巧匠发明的,可以用来代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而蒸     

建国前西方科学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及影响

19世纪20年代西方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宣告了科学哲学学科的诞生。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对于“西学”的引进有着较强大的内在动力,包括逻辑学、分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在内的“广义的”西方科学哲学在建国前都不同程度地被传入中国。受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当时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比较多地关注其社会变革功能。科学哲学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促成了新的科学观与科学精神的成形,使中国科学哲学大体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泛到精,到中西结合的过程。总体上建国前多数学者缺乏自然科学功底成为了当时制约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障碍。科学哲学在中国要想取得深入的发展,乃至超越西方科学哲学,需要结合中国的思想资源与“科技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通过双向扬弃的融合创新,形成“中国化”的科学哲学。     

“日本近代哲学之父”西周与中国古代哲学

文章认为,在评论西周哲学的形成时,不能只谈西方文化的推动作用,还应重视中国古代哲学的积极影响。作者主要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从自然观、认识论、学术观、心理学及范畴、术语等方面,详细地说明了西周介绍西方近代思想、创立日本近代哲学的重要文化媒质是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实质

李宗桂在《光明日报》2008年4月7日撰文指出，近年一度热闹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研究中国哲学究竟应当采用何种范式的问题。如果采用西方哲学的范式，很显然，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中国哲学是否哲学就要受到挑战。反之，如果采用中国式的语言和表述方式，使用中国固有的概念、范畴、命题和思维去进行诠释，则“中国哲学”是不证自明的、不言而喻的。     

“日本近代哲学之父”西周与中国古代哲学

文章认为,在评论西周哲学的形成时,不能只谈西方文化的推动作用,还应重视中国古代哲学的积极影响。作者主要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从自然观、认识论、学术观、心理学及范畴、术语等方面,详细地说明了西周介绍西方近代思想、创立日本近代哲学的重要文化媒质是中国古代哲学。     

再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中从未提及中国古代科技自某时期就衰落下去，而是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没有15世纪之前的发展势头。无论在何种意义下，“李约瑟难题”都是成立的。它由两部分组成，彼此呈并列关系，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因此，解答“李约瑟难题”非同一般命题。近代科学技术未能在中国产生，其根源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并统治全国；其次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在“后李约瑟时代”国人应追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积极创造条件去超越“李约瑟时代”。     

新世纪中国科技哲学的增长点

中国科技哲学经历了从解放前的萌芽、建国后的创建到改革开放后的空前发展,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一、在自然辩证法及其思想旗帜下关于自然观、科技观、方法论的系统研究,以现代科技前沿的思想方法、哲学问题为主题的专题研究获得不少成果。二、西方科学哲学专著和思潮的翻译、传播、名家思想的评价,在一定规模上得以应用、推广。三、在西方唯科学主义和唯理性主义处境艰难,受到生态环境危机、增长危机挑战的背景下,当代系统科学对非系统性、复杂性、不可逆性、非线性和有机自然观情有独钟。中国科技哲学通过挖掘、整理、复…     

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

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应怎样？换言之,未来中国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预料和说清的问题。不过依据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中国哲学的价值导向,可以预测它不再是中国“王道”的政治概念,“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天理”的伦理赋值,“良知”的道德范式。它有可能是通过对效用历史和价值式能的超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文明资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精华互动会通起来,以激活和转生中华新思维、新理论、新哲学。中国哲学的新生,不是在梦幻之中,而是在化解ZI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中国所面临的西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