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传教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以近代豫北加拿大长老会医药传教为例

关于医药传教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国内外虽已有不少研究,但从个案入手并凸显特异性、地方性的研究并不多见.文章首次以近代豫北加拿大长老会医药传教的史实与影响为例,在依据大量第一手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医药传教与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行了专门具体的发掘,并从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视角来诠释这种关联的原因以及医药传教的客观历史价值.     

批判与调适：近代来华传教医师嘉约翰对中国医学的态度

19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医师嘉约翰(John G. Kerr)等在外刊上集中对中医展开批评，其目的不是客观地进行中西医学交流与比较，而是带着西方殖民的优越感和在华传播基督教的目的来污名化中医。嘉约翰一方面批评中医不科学、落后，鼓吹西医的先进性；一方面又借鉴利用中医中药，为其医疗传教在中国立足和渗透打掩护。这种行为的两面性在外阻碍了近代中医向西方的传播，在内削弱了中医的话语权力，对近代中国医学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州教会医院创办的历史条件——以博习医院为中心

近代在苏州传教的各主要教会都曾在苏州创办医疗卫生机构。中外不平等条约赋予传教士举办医院的权利及地方官府的认可,西方基督教差会对医学传教事业的重视与支持,中国地方社会对西方近代医学的客观需求等因素构成了教会医院得以创办与生存的历史条件。其中尤以监理会及其创办的博习医院最为成功和具有代表性。     

“科学传教”及其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影响

明末清初,受政治背景、文化前提等因素的制约,耶稣会士采取了“科学传教”的在华传教策略。他们的“科学传教”活动历时200余年,其间经历了初始、兴盛、衰落三个阶段的起伏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使他们的传教活动达到其前辈们所无法企及的高度,而且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民国职业化外交成效的检验——以陈介外交活动为考察中心

职业外交官陈介的出现是民国近代外交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的体现之一。在对外交涉上，陈介积极务实，多种策略的推进中国外交发展，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陈介的外交工作对民国外交运作产生了积极作用，从事外交工作对陈介的个人命运又产生很大的影响。陈介外交活动的价值在近代中国大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彰显，二者互动明显。作为民国职业外交官的代表之一，陈介的外交贡献也是民国政府努力推进近代外交体制的成果体现。     

试论国际法的输入对晚清外交近代化的影响

国际法的输入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晚清外交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它适应了当时中国对外交知识的渴求,改变了晚清官员不悉西例的状况,促进了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确立和近代外交观念的产生,极大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     

晚清生物学医学近代化述要

晚清(1840—1911)生物学医学发展的重要事件是西方近代兴起的生物学与医学的大量引进:吴其濬编著《植物名实图考》,李善兰翻译《植物学》,严复编译《天演论》,西方教会开办医院与传教医师接踵来华,英国传教医师合信编译《全体新论》与西方医书络绎传入,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开创医学事业,以及教会大学培养西医人才等,使西方生物学与医学在中国开始扎根并迅速发展,特别是《天演论》的翻译和流传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重要作用。     

试析基督教在近代河南的传教方法

基督教在近代传入河南后,为了扩大传教效果采取了多种传教方法,主要有中心开花式、教职人员本土化、巡回传教、聚会讲道以及行医传教等模式。但由于受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时代背景和中国传统文化强大排斥力的影响,传教效果并不显著。     

中国近代教会女学述论

中国近代教会女学是由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兴办的一项教会教育事业，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显著的特色。论文探讨了近代教会女学产生的背景，发展的阶段，课程、教材、教法、教师及其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主要问题。通过考察和初步研究，认为教会兴办女学是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扩大宗教势力的需要；教会女学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并对近代女学运动产生影响；教会女学有助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转变，但不可能解放中国妇女     

但开风气敢为先—基督教与清末女子教育

清末的中国女子学校教育，是以基督教会的女子学校为发端的，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教士都把教育视为传教活动的从属品，但我们也不应忽略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思潮所产生的正面的和积极的影响，教会女学产生的影响，开始改变清末中国妇女的教育现状，并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多层面的借鉴，教会女学对清末中国妇女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宗教范围之外。     

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外交事业的贡献

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幼童留美计划虽半途夭折,但回国后任职于外交界的留美幼童,作为近代中国新一代外交官,在“弱国无外交”的艰难屈辱中,仍然在维护中国领土完整、铁路主权、华人利益以及力争合理议结教案和索回部分庚子赔款等五个主要方面,有力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加速了近代中国外交现代化的进程。     

早期英国汉学家对唐诗英译的贡献

唐诗向英语世界的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为此事发端并奠定了基础的,是一批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员。传教士汉学家中首开唐诗英译先河的是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迄今所知最早的唐诗单篇英文译介,便见于1815年由广州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的马礼逊译著《汉语原文英译（附注）》（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艾约瑟（Joseph Edkins）作为一位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对唐诗英译的贡献,在于他先后发表的两篇关于李白及其诗歌的论文。而在早期英国驻华外交官出生的汉学家中,戴维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和弗莱彻（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唐诗译介者。其中弗莱彻的《英译唐诗选》（Gems of Chinese Verse）是第一本断代唐诗英译著作,具有较高的传播影响。这些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在中国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精通汉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相当程度的研究和了解。他们的唐诗英文译本,虽然作品选择多非名篇,且瑕瑜互见,远未达到完美的境界,甚至有不少误读误解,但他们的努力,不仅体现了对唐诗这一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尊重与热爱,同时从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上推进了唐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西方文化视野的进程,使英语世界的文化探求者,可以借此约莫遥望到东方诗国的顶峰。     

论一战外交与中国

一战时期,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外交都是自私的,非正义的。中国作为中立国参战是被日美两国拉下水的。日美对中国的态度虽然不同,但实质上都在损害中国利益。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外交上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落后。而赴欧美会议的中国外交官不应承担外交失败的责任,相反,他们的外交斗争精神则应当适当肯定。并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     

论近代中国教案发生的原因

近代中国因民教相争而酿成的教案经常发生,教案的出现涉及到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背景和中国在世界的强弱地位、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外关系的变化.它既是强权侵略与反抗自卫的产物,也是侵略性的基督教文化与处于守势的儒家文化冲突的产物,还是弱势的清王朝屈辱外交的产物.     

近代苏州的教会医疗事业

基督教在近代苏州传播过程中，教会医疗事业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监理会等差会不仅创办医院，而且进行医学、护理等教育活动，对近代苏州社会的变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郭士立的医药传教思想与实践

医药传教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们在中国特有的环境和经历中摸索出来的一种有效的传教方法。最早倡导以医药活动作为叩门砖在中国展开传教活动设想的是德国人郭士立。他以亲身经历证明以往的传教方法在厉行禁教的中国难以实施,而借助施医赠药活动往往可以一举数得。诸多传教医生卓有成效的活动证明其言不谬。     

中华博医会初期的教会医疗事业

1 8 8 6年中华博医会成立后 ,教会医疗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华博医会初期 ( 1 886- 1 90 1年 ) ,教会医疗事业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不断拓展。它不仅在沿海得到加强 ,而且在内地也得到较快发展。不过 ,1 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给教会医疗事业以沉重打击。总体而言 ,这一时期的教会医疗事业与中国社会的冲突有减少的趋势 ,并在文化交流和社会慈善等方面起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教会医院与晚清教案

教会医院与晚清教案发生了较多联系。除一些教案对教会医院产生影响外,教会医院有时还引发教案。因为教会医院所传播的基督教和西医与中国的文化、习俗完全不同,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案的发生。列强的侵略也是教会医院引起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以上二者之外,中外利益冲突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上述诸多因素中,有时是一种原因,有时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作用导致了教案的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教会医院并不必然引发教案。     

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历史分期

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伴随着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程,推动了中国近代本土新型报刊的兴起并进而影响中国社会进程。作为在华传教士报刊活动的两支主流,在华基督教报刊和在华天主教报刊呈现阶段性发展态势和特征,前者经历了起步期、停滞期、初步发展期、转型期、快速发展期、持续发展期,后者经历了发端阶段、初步发展、勃兴时期、快速发展、深入发展阶段。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历史分期是正确认识其发展轨迹和规律的基础。其历史分期反映了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发展态势及其在传教事业和西学东渐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和本土新型报刊兴起所产生的影响。     

辛亥革命与中国外交机构的近代化

中国外交机构的近代化 ,体现的是近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整合。辛亥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主要在于它在国家体制上有过重大变革———从封建专制制度变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正是在资本主义政体逐步确立的过程中 ,通过对旧的外交机构进行改造 ,经过破旧立新 ,完成了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不仅使中国的外交机构完全实现了近代化 ,而且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 ,开始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