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力斯·恺撒》与《奥赛罗》之比较

《裘力斯·恺撒》与《奥赛罗》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两部悲剧作品。虽然两部作品差别迥然,前者为历史悲剧,后者为家庭悲剧,但本文通过深刻分析,反复比较,揭示了二者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一,两部作品中主人公都是受卑鄙小人的挑拨而杀其至爱;其二,者他们的谋杀行动仿佛都是在进行宗教的仪式。本文就此作了详尽的论述     

《白蛇传》的神话引子与《红楼梦》的神话楔子

中国古代的戏曲和说唱文艺作品,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在叙述正文之前,往往先讲一个“引子”,旧称为“入话”,引入作品的正题。最初,这种“引子”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当时“说话”、“演戏”实际需要,与作品的内容有没有联系,无关大体。后来,随着戏曲和话本艺术的发展,作品运用“引子”的艺术也逐步得到了发展和完善,成为正文有机的铺垫。它所叙述的内容与正文或相同,或相反,或相关,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结构上加强了与正文的映照,造成一种引人入胜的效果。     

论《怀念狼》的悲剧内涵

《怀念狼》体现了贾平凹“以实写虚”的文学创作理念,是一部独具特色的长篇小说.《怀念狼》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因整体性意象构建而造成文本主题的多义性,而且更在于整部作品蕴含深刻的悲剧寓意.小说展现了触目惊心的狼的灭绝和人的异化,在这双重悲剧后面,又隐藏着作者借这部悲剧作品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人类精神的迷失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危机.     

反思"文革"悲剧根源的力作--长篇小说《桃源梦》的寓意解读

“文革”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正在远去 ,但它带给我们民族的灾难与悲剧及其巨大影响 ,却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就当代作家而言 ,他们在创作“文革”题材的作品的时候 ,重点应当放在揭示“文革”时期广大人民的特殊精神状态得以形成的现实土壤上 ,应当放在挖掘、反思“文革”的悲剧根源上。而不必以现在的种种眼光、标准为前提 ,去评价、衡量“文革”时期广大人民的特殊精神状态。《桃源梦》的作者借助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的“桃源梦”意象 ,通过合情合理的演绎 ,展现了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梦成梦灭的历史 ;使人从中看出“文革”悲剧根源的所在 :无论多么理想的意识形态 ,如果长期缺乏相应的物质基础的支撑 ,定会遭到现实的拒斥。在迄今为止的众多同类题材的作品中 ,《桃源梦》当属反思“文革”悲剧根源的力作 ,值得我们予以高度重视、高度评价     

《红楼梦》的文化命义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体现了他重要的重情尚真的“情教”思想,他的创作重点在众女儿身上,寄托了他的情教理想。同时作者自己又封号“绛洞花主”,认为自己是护花王子,呵护体贴着青春女儿们花朵般的生命。可到头来“干红一哭,万艳同悲”,所有花朵都凋零了,进了葬花冢,给人感觉即使这部作品是悲剧,也是富合美的悲剧,是饱含情的悲剧,是令人惋惜的女儿们的悲剧。《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爱情悲剧,而且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悲剧,更是一部提倡情教文化的杰作。     

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离婚》与《伤逝》的悲剧意义比较

本文对《离婚》、《伤逝》主人公爱姑和子君的悲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提出她们的悲剧分别是“熟睡国民”的悲剧和“梦醒女性”的悲剧。上升到美学范畴 ,本文把这两个悲剧分别归入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 ,并在此基础上把鲁迅的悲剧作品作了大致划分 ,肯定了鲁迅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作用。     

《德伯家的苔丝》的音乐性解读

文学与音乐的结合是哈代小说的一大特色。他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具有强烈的音乐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音乐性是哈代进行景物描写和塑造主人公诗化形象的重要手段。其次,哈代借音乐性来揭示主题,“主导动机”的音乐手法与小说表现的悲剧内容相一致,有力地渲染了悲剧气氛。再则,哈代成功地借用音乐中的一些技巧于作品总体构思中,体现了小说叙事立场的多元化,展示主人公悲喜交织、起伏不定的生命旋律。     

论《骆驼祥子》中虎妞和祥子婚姻的悲剧性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传世名作,这部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祥子和虎妞婚姻的悲剧,他们的结合真实地再现了特定时代下特定人物的命运之悲剧性。在这一婚姻悲剧中,不但虎妞丧失了生命,祥子更是因为虎妞的出现而被彻底打倒并最终完成了堕落的过程。     

论《水浒传》的悲剧特质

一一部悲剧性的作品如何才能获得成功,成名说,成功的悲剧性作品必须具备什么特质,这是理论家们颇感兴趣的命题。有人说:“再现一种巨大的不幸,是悲剧的唯一职能”。也有人说:“悲剧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这“不幸”与“可怕的事物”,大凡是指流血,灾变与毁灭之类。但有人却又认为:“悲剧性的本质不在流血的结局,那只会引起令人窒     

从《窦娥冤》的双重结构看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

《窦娥冤》《桃花扇》等剧具有双重结构,中国古代大多数悲剧作品的悲剧性和深层结构具有很多的共性,其“悲剧原型”是各个悲剧的深层主题,它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是由既定的信念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引起的,中国古代悲剧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悲剧。文章从此出发,讨论了中国古代悲剧意识的相关问题。     

论穆旦诗歌对现代“异化”个体的抒写

现代社会对生命个体的“异化”是穆旦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穆旦在三个层面上对“异化”展开抒写。第一,通过对“被压迫、被蹂躏的肉体”的诗性表达,抒写战争以及现代社会规训体制中身体的异化体验及其反抗;第二,通过对“二十世纪”、“八小时”等现代时间意象的深度观照,彰显“现代时间”中生命个体的“异化”生存;第三,通过对现代城市“灿烂整齐的空洞”的象征化抒写,展现了现代城市空间中生命个体的“异化”生存景观。穆旦对现代生命个体“异化”的抒写是其对现代中国生存困境的诗性表达,这是穆旦精神探索内在悲剧的外在体现,在更深层上彰显了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的内在困境。     

从《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看中西方悲剧心理

《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描写贵族男女冲破世俗观念和封建礼教,并争取自由恋爱的催人泪下的浪漫悲剧,但折射出中西方在思想意识领域悲剧审美情趣的差异。本文就这两部剧作所展示的中西方悲剧心理作对比阐述。     

审美的政治转向和马克思主义对悲剧的政治研究

当下所强调的审美的政治转向并不是对统治阶级可以运用审美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再次强调， 或是通过揭示让被统治阶级看清社会权力的运作而识别意识形态的虚幻性； 而是关注那些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平等 ／不平等、 控制 ／反控制权力关系的群体， 通过审美或艺术手段， 在改变人的感觉方式时让我们看到、 读到、 感觉到这些非主体的存在， 重新思考权力的分配和享用。 ２０ 世纪之后， 现代悲剧不再仅仅作为一种戏剧形式， 而是作为一种美学观念繁盛一时。 作为美学观念的悲剧决不是认识的， 而是在更情感、 更直觉的审美层次上达成的认同。 由此， 马克思主义对悲剧的研究和阐发总是基于一种政治的维度。 在这种政治维度的关怀下， 马克思主义对悲剧的研究跳离了以往亚里士多德式的研究框架， 回到悲剧最先的仪式表演中以获得对悲剧的元认识， 因而注重的是悲剧的语境研究、 悲剧事件的真理性呈现以及悲剧情感中的政治学分析， 并将悲剧与社会性危机、悲剧与真理、 悲剧与政治联结起来。 马克思主义对悲剧的政治性分析意在揭示悲剧中所包含的新的感受和反应， 培养新的情感结构和社会关系， 从而在介入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功用。     

马克思“现代悲剧”观念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展开——重读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

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与以往的任何悲剧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是从现代社会的社会矛盾及其最终解决矛盾这个意义上提出和思考现代悲剧观念问题的,把社会主义目标作为历史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一目标暂时不可实现,现代悲剧观念就是对这一冲突的艺术表现。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具有深刻的悲剧人文主义对于当代社会确立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念中的社会主义目标（西方学者称之为乌托邦）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由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由“乡愁乌托邦”和“红色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成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结构,这一情感结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中的辩证张力成为中国人民在苦难深重的现代化过程中得以支撑情感和心灵,在绝望中保持希望,在失败中顽强前行的文化力量和情感支柱。这也是文艺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     

城邦卫士与性情净化———亚里士多德《论诗术》中的肃剧定义试 解简

对肃剧（悲剧）所下的定义,是亚里士多德《论诗术》中最具争议、难释读的段落。其实,识读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最大障碍是现代西方学术自己设置的,现代西方学者把《论诗术》视为现代意义上的文艺理论,以为亚里士多德谈的是如今意义上的戏剧理论问题。论题从字义疏证人手识读肃剧定义,通过对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修辞术》尤其是柏拉图的《王制》,展示亚里士多德肃剧定义的政治哲学意涵：肃剧情感净化含义指向的是治邦者（政治家）的性情陶冶。     

悲剧精神的正义论

按照理性主义的观点,由于正义愿望与历史阻力之间的永恒冲突,正义蕴含着悲剧精神。首先,在发生论上,悲剧滥觞于古希腊,而古希腊悲剧常产生在人的命运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具体表现常演化为哲学家对正义问题的思辨及论争,文学家以悲剧形式对正义价值进行追问,两者殊途同归;其次,在形式论上,人类对正义的追求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并在这种非理性的超越中实现人的卓越性,这种非理性的特性在形式上表现为悲剧式的酒神精神的狂热和迷醉;最后,在效果论上,悲剧是对正义的理性反思,它旨在培养人的正义理念,构建正义与悲剧同构同属的理性基础。在人类本体论的视域中探究悲剧精神的正义论,能给予我们生存论上的启示。     

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

发端于《易经》的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既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也与那些业已“对根的遗忘”的晚出的中国哲学(如“理学”、“心学”)相异,其实质上是一种旗帜鲜明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理论。这种宇宙论的身体性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把整个宇宙视作是人身体的化身,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通过一种身体的发生学把男女交感视作是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而且还表现在其对作为宇宙之道的“时”的概念的一种不无独特的机体主义的理解上。显然,这一中国古代宇宙论哲学中的身体性思想的揭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不容低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它可被目为是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更为彻底的还原,并且同时也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批判。     

民族悲剧美学的丰碑——陈瘦竹悲剧学思想新探

与西方视“悲剧”为“艺术皇冠”不同,温柔敦厚的儒雅气质和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导致中国悲剧学长久缓行在直觉水平。然20世纪中国的现实和艺术,充满悲剧意味,作为民族现代悲剧美学家的陈瘦竹,富有创见地将古今中外悲剧艺术相接通,予以知性和情感观照。他以崇高为悲剧之本质内涵,依此透析英雄悲剧、平凡人物的悲剧和错误造成的悲剧三者迥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并强调悲剧中乐观豪迈的因素。晚年的陈瘦竹潜心研究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等悲剧理论,全面阐发现代化潮流给悲剧艺术带来的巨大变化,深刻揭示现代悲剧新趋势,比如以悲剧崇高征服和超越苦难,悲喜因素的混同交融和“富有诗的目的”等。陈瘦竹坚持从现实关切、社会冲突中寻求悲、悲剧和悲剧快感的合理解答,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他鄙弃偏于一隅的闭门造车,主张“东张西望”“兼收并蓄”,可信性、科学性是陈瘦竹悲剧美学的重要出发点,由此他实现对现代悲剧美学原则的重大发展。     

论席勒的激情观

席勒的《论激情》和散见于各篇的关于激情的言说,不仅对当时文坛中不表现人性的真相的新古典主义创作和为了激情而激情的创作进行了反驳,而且对激情的类型,激情的表现,激情对于人性完善的意义,激情与悲剧、崇高的联系进行具体和深入的阐述。其激情观将激情与悲剧性、崇高联系起来,拓展了三者的内涵,扬弃了柏拉图激情神附和郎吉弩斯将激情“神化”的倾向,将激情与审美教育结合起来,把激情从形而上学的玄学领域回归于审美领域,回归于人的生活世界,在西方美学史上具有承前启下的意义和价值。     

悲剧的他者——论尼采的悲剧观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早期一部很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从题目上看是谈论艺术的,但尼采实际上借助对艺术的思考进行对悲剧的哲学解释,或者借助于艺术解释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旁注。历来的西方学者在解读《悲剧的诞生》时也仅仅从哲学单一维度进行解读。因而,尼采的悲剧观与尼采的哲学观往往混同在一起而无法对尼采的悲剧观作真正的解读。针对以往西方学者解读尼采时存在的不足,本文试图运用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列维纳斯的他者理论,在确立悲剧作为艺术主体地位的同时,综合运用哲学、美学、伦理、宗教、神话等他性视角对尼采的悲剧观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解读。在运用他者视角进行解读的同时,又通过他者视角对尼采的悲剧观进行非我的特征观照,以进一步通过他者的确证来界定悲剧的自身特征,从而达到多视角、多维度对悲剧的自我确证的目的。总而言之,尼采的悲剧观是一种崭新的悲剧哲学,这种哲学全力弘扬生命本体特征,具有多元文化整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