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教信仰与西北少数民族的互动关系——以伊斯兰教团结思想与回族互动关系为视角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伊斯兰教经典作家们继承了伊斯兰教的传统团结思想,在"感主恩"基础之上,创造性地发展出具有中国伊斯兰特色的团结思想:其一,尊崇真主,尊崇国家并重的思想。其二,天道五功与人道五典相结合的天人合一思想。其三,真主前定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伊斯兰教上述团结思想通过宗教信仰、宗教节日、知恩图报、和谐相处、交往平等影响回族群众。这些思想与民族团结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巩固和增强了回族群众国家认同意识,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进步。     

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双向建构——再论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围绕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这一问题,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维系论"、"切割论"和"匹配论"."维系论"在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之间建立起单线对应的关系;"匹配论"区分了两种公民身份和两种国家认同,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双线匹配的关系;"切割论"则主张彻底割裂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联.通过对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人类认识的特性、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以及国际移民等要素的检视表明,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模糊和动态匹配的关系;通过对阶级属性、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等国家认同的形成性因素的考察表明,公民的国家认同还表现在阶级认同、差异性认同、超国家认同和亚国家认同等方面;通过对人类认识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的分析则显示,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公民"理性地建构"与社会"结构性制约"双向互动的产物.由此可见,上述三种观点并不全面,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和"双向建构"的关系.     

伊斯兰教创立及传播的三大基石

伊斯兰教的创立及其迅速传播一直是伊斯兰教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分析伊斯兰教与阿拉伯社会原始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认为伊斯兰教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传播，最根本的因素有三个：１）阿拉伯半岛浓烈的宗教氛围；２）犹太教、基督教的影响；３）国家政权的保障。     

将“对话”进行到底

教育,教是手段,育是目的,这种手段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传承式的交往与沟通,是通过形形色色的对话完成的。人是需要交往沟通的。交往沟通,就是对话。     

孟加拉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孟加拉国是由主体民族--孟加拉族和20多个山区部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其宗教信仰主要有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和佛教等.在孟加拉国存在的一系列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成为了影响孟加拉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孟加拉国对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正确处理可以促进孟加拉国政治现代化的稳定、和谐与持续发展.     

首都宗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北京人有自己传统的信仰,有出自本土的道教,还有由国外传入的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五大不同的宗教长期以来和谐共处、相互宽容沟通,是中国首都北京宗教和谐共存与发展的特性。北京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大舞台,北京的宗教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在多样性中也有同一性,那就是信教与不信教的民众、信仰不同宗教的信众,在尊重各种宗教信仰的同时,共同为构建一个既有特殊性又有共性、既有多样性也有同一性、充满活力与生机、"和而不同"、多元共存的和谐社会而达成共识。从整体上和主流上看,作为首都,北京宗教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世界罕见的"五大宗教共荣"的和谐局面。     

《清真释疑》哲学思想浅探

清代伊斯兰学者金天柱所著《清真释疑》是第一部主动向教外宣解教义的著作。全书哲学思想全面,涵盖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美学思想等各个层面。该书注重将伊斯兰教思想和其他宗教尤其是同儒家学说进行比较,通过类比,强调伊儒之间的相通之处。这种提倡并沿用交流与对话化解分歧、追求民族和睦的方式方法,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价值。     

从伊斯兰教的“一元性”看其“包容性”——以《玛斯纳维》为考察对象

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渲染下,伊斯兰教被描绘成一种"排他的""好战的""不宽容的"宗教,乃至很多不了解伊斯兰教的人都如此误认伊斯兰教。以波斯宗教哲学经典《玛斯纳维》为考察对象,结合《古兰经》经文,阐述伊斯兰教"主张摈弃宗教偏见,不同信仰的人应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宽容思想;揭示伊斯兰教的一元性质、一元眼光对其他宗教的包容性;指出在当前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下,彰显伊斯兰教的包容性,促进文明对话,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试论回族社会宗教与世俗二合一的结构特征

伊斯兰教在回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已将其烙印鲜明地打在了该民族的社会结构上,使之具有了一种宗教与世俗二合一的特征.其中,宗教即伊斯兰教主要代表着一种外来的结构因素;世俗则在相当程度上主要代表着一种中国本土的结构因素.回族社会宗教与世俗二合一的结构特征鲜明地体现在其社会组织与社会生活层面上.     

从“9.11”事件看美国—伊斯兰“文明冲突”的宗教内核

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角度看,“9.11”事件的发生是由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失衡以及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巨大的国际政治权力落差所导致的。那么,是什么造成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这一权力的落差呢?本文对此进行追问,认识到伊斯兰教和西方基督教新教之间的不同物质财富观念是这一权力落差的重要历史根由之一。而这两大宗教又是这两大文明之所以成其为自身文明的内在核心要素,所以这种国际政治权力落差又表现为以宗教观念为基础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从“9.11”事件可以看出,美伊之间的“文明冲突”有着坚硬的宗教内核。     

信仰方式与乡村社会规则的构成——以广东某村的信仰关系为例

借鉴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理论,围绕宗教信仰与宗族关系、宗教信仰与基层公共权威、村内认同机制与村落政治等几个层面的交往展开讨论。对广东某村庄社会资源及其分配关系进行分析,说明处在不同结构中的信仰行动者在资源获取过程中,往往能够调动其不同层面的社会关系,从而导致不同资源之间的转换。与此相应,不同信仰方式中的资源和规则的整合关系,也会建构不同宗教或民间信仰的信仰方式及其信仰结构内资源和规则的组合方式。这种组合形式,最终会使那种超越乡村宗族利益、宗教信仰关系之上的公共规则难以构成。     

文化建构机制与民族社会延续——撒拉族“骆驼泉”口述文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现代建构论与"族群—象征"论是西方两种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二者在主观认同与客观历史、现代性与地方能动性之间形成了张力。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历史传统场景下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撒拉族族源传说口述文本,动态地呈现撒拉族在挤压、推拉的民族关系格局中不断形塑自身的过程,揭示策略性的文化建构如何延续民族社会,并进一步说明文化机制对民族生存的独特柔性作用。     

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回归”与冲突

中亚伊斯兰教发展在国家独立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回归"与冲突。前者主要表现为民族传统的认同与政治精英的选择,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为极端主义与传统宗教宣传和世俗观念的对抗。其特点为:具有明显宗教政治化特征;以费尔干纳为核心向外扩散;与外部势力渗透与影响密切相关;体现了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政治与社会斗争的延续;彼此间缺乏必然有效联系;各类组织不断出现新的变种或分支。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将危害中亚国家的政治安全,影响周边事态发展,组织变异会加速,宗教名义下的政治运动可能成为新的斗争方式的突破口。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伊斯兰教信仰状况调查——以某民族大学为例

通过对某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伊斯兰教信仰状况的调查,得到的结果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伊斯兰教的认同程度降低,仪式遵从度降低,对清真寺功能的认知较为一致;在校学生的宗教生活改变较大,突出表现在宗教行为方面;性别、原居住地、对伊斯兰教的虔诚度等因素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宗教信仰产生了显著影响.     

国内伊斯兰网站的发展及存在问题初探

国际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形势，给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国内伊斯兰网站纷纷建立。网络文化传播方式超越了传统的家庭、宗教礼仪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起到了类似平等对话的作用。但互联网在促进各宗教之间以及宗教内部之间联系和交往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应采取适当措施使国内伊斯兰网站发挥沟通文明、促进交流的优势，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哈桑·图拉比与苏丹的"伊斯兰试验"

哈桑.图拉比的宗教政治思想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主张社会伊斯兰化,强调“真主主权论”,否定民族主义,否定国家权威,主张开放与对话,倡导宗教对话。其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审时度势,相机而动,在苏丹的两度军人政权中推动国家的伊斯兰化。由于国内外的诸多影响因素以及图拉比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充满的矛盾,图拉比与军人政权的结盟在本质上仍是权力斗争的需要。要实现苏丹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务实主义的领导集体和治国方略必不可少。     

陈垣对外来宗教史研究的贡献述略

陈垣对外来宗教史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一、厘清了外来宗教（包括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国流传的若干史实。二、提出研究外来宗教史的几个基本观点：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各派平等;倡导比较宗教研究;外来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注重搜集教外典籍研究外来宗教史。三、编著《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为研究外来宗教史提供了中西回历法换算的可靠工具。四、对外来宗教史籍的整理与校订。     

“宗教生态”，还是“权力生态”——从当代中国的“宗教生态论”思潮谈起

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社会实质,不仅仅是宗教生态问题,而是宗教信仰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其问题的深层,则是当代中国的权力生态问题,而非局限于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互动关系。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及其宗教信仰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生态、社会生态问题。就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来看,重祭“华夷之辩”的旗帜,急于引申华夏传统以建构正统的信仰方法,实际上是忽略了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宗教信仰之公共性与社会性。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要给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一个发展的空间,不如说,如果要解决当代中国宗教信仰存在与发展的矛盾关系,关键在于开放宗教关系,还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实践自由,给宗教信仰一个公共实践、公开交往的社会空间。从当代中国宗教信仰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权力生态及其国家定义的信仰等社会学问题。     

对“终极”的拷问——宗教的“终极”及其拯救形式

各大宗教都认为自己是对"终极"的最好回应,但实际上许多宗教的终极形式不相同,它们之间难以真正沟通。宗教以种种"相似终极"形式导致终极领悟,它最终走到世俗心灵认知层面,具有伦理意义。对宗教终极的理解能帮助我们参与宗教交往和建立世俗社会与宗教间的良性关系,有利于文化共建与和谐社会建设。     

试论宗教与民族心理

宗教与民族心理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首先,某种宗教的产生和传播,与当时当地的民族心理是有密切联系的。为什么基督教不是发韧于东方?为什么伊斯兰教能在阿拉伯民族中生根?佛教又为何在其原产地印度衰落而在别处得到发展?以上种种说明各地区的人民创造及接受某种宗教是有条件的,他们要选择能适合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宗教信仰形式。其次,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一旦选择了某种宗教信仰形式,在其后的历史发展,该宗教就会对这些民族的文化和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制约着他们日后对各种事物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