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定势》之“势”与古代医论

《文心雕龙》中有大量古代医学术语、概念以及借用医论的理论阐述,其《定势》之“势”亦在此之列.刘勰把文学作品比作人的生命体,并在类比思维基础上借助医论建构了生命体之“势”.“势”指由情、辞、气、意、宫商、朱紫等构成的生命体所显示出的一种整体效应、状况或特征,一种和谐健康之美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活力、感染力、生新潜力.有刚柔、奇正、雅郑之势,有总一之势、兼势,有离势、讹势、怪势.鉴“势”之法是从望闻问切四诊法类比性发展而来的“六观”.     

试论《毛诗正义》之"文势"说

魏晋时期,发轫于政治与兵法的“势”被引入学艺术领域而出现了意蕴十分丰富的“势”论,理之“势”是其内涵之一。《毛诗正义》吸收了魏晋以来的《诗经》研究中注重辞义理的动向,将理之“势”引入对毛传郑笺的解说之中,形成其阐释中的“势”说。“势”说重在解决经、传、笺之间的扦格,而着眼于诗之意旨与其语言结构的关系,从阐释方法上强调了诗的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阐释义理不能脱离诗的整体,要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势”说的意义在于,作为一部奉敕之作,它将魏晋以来本属经师个人的说诗方法经过官方的认肯而成为经典的说经模式,大大地扩展了影响。     

《诗式》对“用事”的界定及规则研究--以《文论选》所录篇章为例

皎然的《诗式》是唐代影响深远的诗学论著，解读《中国历代文论选》节录的《诗式》内容可知皎然以及编者所要表达的诗学观念，其中有关诗歌“用事”论，从概念及功用上把“用事”和“用典”、“比”区分开，使“用事”成为一个独立的诗学概念。并且通过例证，认为诗歌用事应做到“不傍经史，情格俱高”、“真于情性，尚于作用”、“用事不俗，不为事使”三个准则方可成就好诗。较之前代的刘勰、钟嵘等文论家，皎然对“用事”客观系统地论说开启了诗歌用事理论的新时代。     

齐己《风骚旨格》的诗学理论架构初探

晚唐著名诗僧齐己的《风骚旨格》专注于诗歌艺术的探讨,他对诗的形式问题的关注,实质上是关注诗歌的文学性问题。齐己架构了一个关涉诗歌类型学、风格学、结构动力学、主题学、诗歌修辞学等诸多方面的诗学理论框架体系。其理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禅宗的影响。“诗有十势”,是齐己的诗学理论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富于理论创新的部分,分析、归纳与探索了诗歌结构所构成的诗歌意脉,及其构成意脉的诗歌结构所展现的内在张力。     

唐代诗格中的用事理论

唐诗格中的用事理论主要存在于王昌龄《诗格》和皎然《诗式》中.和前代相比,用事在唐诗格中首次统一了称谓,被作为一种基本的创作手法予以讨论；确立了“如己意而与事合”和“用事不直”的基本运用原则,并使用事理论向具体、可操作的技法层面发展；同时皎然关于用事和比的辨析也反映了唐人对这两个诗学概念内涵的深入思考.     

《文心雕龙》《诗》论中的两种诗学范式

《文心雕龙》《诗》论中蕴涵着两类诗学形态 :象征型诗学范式与直感型诗学范式。前者以先秦用《诗》和汉儒注《诗》中的“兴”论为理论资源 ;后者以新起的“感物”诗和“感物”说为言说语境 ,并吸收了直感型“兴”论的审美经验。从诗学范式切入 ,有助于全面认识《文心雕龙》《诗》论的内涵 ,并超越“政教”与“抒情”的新旧之争 ,充分估量两种诗学范式价值的自足性和普遍性 ,拓展“龙学”的研究视角。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王国维意境说对王昌龄意境说的继承和发展

“意境”是充满着中国艺术特性的美学的范畴。最早提出“意境”的是唐代的王昌龄的《诗格》。《诗格》主要是探讨诗的创作规律的。《诗格》推动了唐代诗歌创作和诗歌创作理论的发展。佛教对于诗人的影响 ,最主要的还是禅宗的思维方式。意境说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产物。王国维的意境说是对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综合美感规律的探究。意境说形成后 ,逐渐成为古代独特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理论核心 ,也逐渐成为现代衡量文学作品的艺术标准。     

从《左传》看孔子的“《诗》可以观”

“《诗》可以观”是孔子诗论中的重要命题。其内涵到底是什么？前人多有所论。如郑玄谓“观风俗之盛衰”，朱熹谓“考见得失”等，但大都以诗本义为据，义犹未尽。而《左传》提供的春秋用（诗》的社会思维场表明：孔子这一诗学命题所云之诗，还有不少甚至主要是以引诗论事和赋诗言志为背景的。所谓社会思维场，有类于某一观念产生的“背景”、“社会条件”，但又不尽相同。“场”本是物理学概念，《辞海》对“物理场”这样下定义：“物理场，即相互作用场”，“实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依靠有关的场来实现的。场本身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本…     

定而不定的“势”——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篇的现象学解读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文心雕龙.定势》篇中的“势”具有非现成性、在直接对作品的体验中被当场构成、境域化生成等三个方面的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篇中并没有给灵动不居的“势”抽象出一个形而上的概念,而是在避虚就实地探讨决定“势”形成的语境。他的势论阐述了“情”、“体”与“势”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势”境域化生成的特点。     

宋词的抒情和比兴

<正> 词为诗体之一。一般说来,诗长于抒情,文胜于事理。但是,如同文主事理而不排斥咏景抒情一样,诗主抒情也不摒弃叙事说理。以叙事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出车》、《六月》诸篇,就有“周的史诗”之称;汉魏乐府民歌也不乏《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陌上桑》等名作;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琵琶行》、《长恨歌》,也都是叙事诗或叙事成分很浓的抒情诗。以说理言,魏晋有“玄言诗”盛行,唐有杜、韩的以议论为诗,宋诗则以议论化为其主要艺术特色之一。相比之下,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一诞生就带有近乎纯粹抒情的特性,即以抒情为其“当行本色”。从西蜀的《花间》到南唐的《阳春》,几乎一色抒情小令。入宋以后,     

刘勰情志说和黑格尔情致说漫议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向来重视对于文艺创作中思想与感情相互关系的研究,并形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和范畴。大致说来,我国古代诗文理论中所说的“理”、“义”、“志”、“思”等,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思想认识和理性因素;而“情”、“情性”、“情趣”、“情韵”等,则指的是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和感性因素。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前,对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有“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主张。前者主要是根据《诗》的创作经验提出的,后者则主要是根据《骚》的创作经验提出的。但《诗》、《骚》本身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志”和“情”结合在一起的。《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不仅讲了诗歌言志的性质,而且也谈到它的抒情的特点。所以,“言志”、“缘     

中国古典诗歌的三种审美范型

人们概括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结构,常一言以蔽之曰:情景交融。而我则认为,情景交融不过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理想范式。如果我们从诗歌创作中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中情(意识)与景(物象)的结构方式至少具有三种不同的审美范型:(1)物感型,以《选》诗(即八代之诗)为典范;(2)直觉型,以唐诗为典范;(3)内省型,以宋诗为典范。宋代以后的诗坛有学《选》、学唐、学宋的各色流派,不仅说明“选体”、“唐音”、“宋调”这三个概念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内在美学结构,而且也说明它们作为诗歌的审美范型已为后人所认可。王昌龄的《诗格》提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约略从主客体关系涉及到诗的几种审美范型,启示我们从心与物的二元关系上来探讨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及其嬗递演变规律。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     

格赖斯意义理论中的意图

格赖斯（P．G．Grice）的语言理论除了颇为人知的会话含义理论之外，还有新奇而又颇具争议的意义理论。他的意义理论主要论述话语或交际行为（在其论述中表示为“X”）的意义。格赖斯有关意义理论的文章有《意义》、《再谈意义》、《发话人意义与意图》和《发话人意义、句子意义与语词意义》等。格氏的意义理论属于意向意义理论阵营。由于“意图”是格氏意义理论的中心，所以在此也把其称为“意图意义理论”。格赖斯意义理论有其独特性和影响性。因此本文试就这一理论的内容、局限及影响意义，特别是“意图”在这一理论中的作用作一介评。…     

中国小说理论的一些概念

中国小说的发展,与“史”及“诗”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古人评小说,先是从“史”的眼光,后来则变为主要从“诗”的眼光。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人们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不断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显然是小说本身艺术的发展,越来越有诗的含蕴、越来越注意使用诗的技巧的缘故。在考察我国古代小说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理论中的许多概念,恰恰都是从评“史”与论“诗”中移植过来的。我国古代小说理论概念很多,这里仅就古代小说论家常用的几个评价概念,做一点分析和探讨。     

胡应麟诗论中的“格”范畴

“格”是胡应麟《诗薮》中运用得最多的范畴之一,被广泛地运用到诗歌发展、诗体变化、创作规律、艺术境界、学习门径等诸多方面。“格”及其相应理论是贯穿胡应麟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诗学体系得以建构的基石,对于理解胡应麟的诗学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发愤说”发生发展的历史

从“诗言志”到“发愤以抒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其中《周礼》中的“六诗”和《诗大序》中的“六义”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屈原“发愤以抒情”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司马迁从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发愤以抒情”的文艺思想,司马迁以后,继续运用“发愤说”考察中国文学实绩的是刘勰。延续司马迁、刘勰等人的余绪,屈原“发愤说”的文艺思想受到后世的普遍关注。真正拓展“发愤以抒情”内涵的是韩愈和欧阳修。在遵循屈原的思想路线时,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的理论主张,欧阳修提出了“诗先穷而后工”的理论主张。     

《周易》影响文学的七个层次——《周易》与文学关系研究综述

《周易》与文学关系密切,关于《周易》影响文学的研究成果有很多,通过对这些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周易》对于文学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文学作品中对《周易》语言典故的借用、对《周易》易象的借用、对《周易》易理的阐发、易学对艺术风格的影响、对艺术思维方式的影响、对艺术结构的启发、对文学批评的影响等。《周易》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多层次的,是全方位的。从理论到创作,从创作到批评。从文到诗,从小说到戏曲。从简单的使事用典,到作品结构的借用。从"易象"活用到"易理"阐释,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深深影响了大批的文学家创作素材、艺术构思以及文学思想。     

“薇”与《诗经》中的“采薇”诗

《诗经》中的采薇诗有《召南·草虫》与《小雅·采薇》。本文从薇的生长规律 (文献记载与作者的实际观察 )及周代的戍守周期入手 ,先辨《采薇》诗的时序 ,再论“采薇”由实用、到象征、再到文化载体的历史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