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集聚影响研究

高铁建设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史上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对区域要素流动、经济活动开展和产业空间格局构建影响深远。深入考察高铁开通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对合理规划高铁建设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文章探讨了高铁开通引致第三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机制；立足高铁的时空效应，重点考察劳动力流动引致的知识溢出等效应对第三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通过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采用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集聚的影响；不仅以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判断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还以间接效应衡量空间溢出效应的程度。考虑长江经济带高铁网络布局不平衡、经济发展存在差距、资源禀赋不同的城市高铁开通后引起的效应可能有所区别，分区域及细分行业研究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集聚影响的异质性；并进一步从劳动力转移视角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高铁开通不仅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第三产业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亦明显促进了相邻城市的产业集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东部城市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的正向作用高于中部城市，对西部城...     

高铁建设对区域创新空间结构的影响 ——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14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高铁建设对区域创新空间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高铁建设显著缩短了长江经济带高铁沿线各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促进其创新增长;高铁开通对中西部城市创新产出的溢出效应明显,有利于形成东中西创新联动格局,同时拉大了高铁和非高铁城市之间的创新差距,区域创新空间格局的非均衡发展趋势较为明显.根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高铁效应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及差异性研究——基于经济周期协同性视角

完善长三角高铁网络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基于2001—2020年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的相关数据,从经济周期协同性视角测度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多期DID模型与分位数回归结合,就高铁开通运营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整体看,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大致分为3个阶段;分区域看,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具有明显的内部差异;高铁建设运营能显著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高铁效应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分位数差异,高铁开通对低一体化水平城市发展的推动效应显著强于高一体化水平城市。     

“双碳”目标下高铁开通影响城市碳排放的机制及效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大规模投资建设高速铁路,“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基本形成。文章分析高铁开通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并采用2003-2015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高铁开通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渐进DID模型和空间渐进DID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可以降低城市碳排放,且该作用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集聚程度等机制产生的。高铁开通不仅会降低该城市的碳排放,还通过空间技术外溢降低邻近城市的碳排放。高铁开通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与城市的地理位置和规模有关。     

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能促进城市绿色发展吗?

本文将高铁开通视为准自然实验,在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聚焦于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空间双重差分法等方法实证分析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存在城市异质性。相较于传统双重差分模型,空间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空间溢出效应。高铁开通对长江上、下游地区以及行政级别相对较低的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距离省会较近的城市从高铁开通所带来的绿色发展影响中获益更大,高铁开通对于各类污染物减排均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对SO₂的减排效果最为显著。     

高铁网络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动态影响

基于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效应,研究高铁网络对沿线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和机制,发现:(1)高铁网络增密对制造业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2)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增密,对于中国东部和低TFP水平的城市,高铁网络对其沿线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更加突出;(3)沿线城市企业间的创新结构变化,是高铁网络动态影响沿线制造业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提出政府应加强高铁网络建设的投资力度,合理引导制造业企业向高铁沿线城市集聚,构建"NN"型创新结构的制造业集群等,从而推动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以期为政府合理布局高铁网络和优化沿线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结构,并有效激发沿线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力提供参考.     

要素流动视角下县域高铁开通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利用县域高速铁路数据及微观企业产品数据,基于要素流动视角研究了县域高铁开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县域高铁开通促进了要素流动,进而通过管理效率提升效应、驱动研发创新效应和优质中间品匹配效应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管理效率高的企业、异质性产品和核心产品及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域,高铁开通的质量升级效应更显著。     

高铁开通、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选用2006-2013年中国高铁数据、中国城市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角度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外围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外围城市低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高,而高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低,甚至会出现出口产品质量降低的情况;外围城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源密集型行业、低产业集聚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外围城市的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调节效应;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高技能工人比例,高铁开通给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带来了人才虹吸效应。据此,外围城市可以通过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升级人才政策以及培育地区特色产业集聚等措施缓解高铁开通带来的虹吸效应。     

城市规模、高铁开通与经济协同发展——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为了研究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中对其他城市发展的影响,以京津冀城市群为考察对象,选取区域内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以1995～2017年城市间的面板数据为实证样本,通过构建城市规模、高铁开通两个计量模型,并对模型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考察、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就区域内中心城市是引领带动还是产生“虹吸效应”,高铁开通对城市协同发展有什么影响等问题展开研究。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对城市间的经济协同发展有影响,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以及土地规模的不同集聚导致这一影响效应不同,城市间的地理距离对这一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 同时,高铁开通这一外生事件对城市间的经济协同发展也有影响,且高铁开通在城市规模对经济协同发展影响的路径中也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高铁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徐兰客运专线的实证分析

大力建设高速铁路是促进我国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高铁更是实现互联互通,促进国内外统筹发展的重要载体。选取连通“一带一路”国内中心城市的交通要道之一徐兰客运高铁为研究对象,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检验高铁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可达性和经济潜力等方面的潜在影响,并在计量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就高铁建设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开展政治经济学的探讨。结果表明,高铁在短期内对于沿线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显著,但是有助于提高可达性和经济潜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从长期看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     

高铁开通对物流业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促进物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内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高铁网建设的不断进展使铁路运输能力得到质的飞跃,探讨和分析高铁货运以及高铁开通对物流业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和必要性。依据运输业和物流业发展现状及规划发展的相关文件,论证了高铁开通对物流业的影响机制,建立物流业综合水平测度指标,通过PSM-DID模型实证分析高铁对物流发展的影响,进行异质性检验、机制检验等。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对城市区域物流发展水平整体上具有促进作用;高铁对物流业的影响与该城市的规模、等级、地理位置以及运输业市场结构密切相关;高铁对物流业的影响主要通过区域经济增长、货运运输量提升、物流人力资本提升等途径实现。     

高铁开通与城市发展代际公平研究

高铁在改变我国铁路客运方式的同时,也永久性改变了城市的可达性,成为地方政府极力争取的稀缺交通资源.从长期看,相对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而言,高铁开通究竟是否改善了城市的资源配置、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居民福利,从而形成城市发展的代际不公平,值得研究.构建高铁对城市经济和居民福利代际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基于84个城市2009和2018年的数据,从地级市比较、省会与非省会城市比较、直辖市比较三个层面,对高铁开通带来的城市发展代际公平问题进行分组研究.研究发现,就平均意义而言高铁开通并未形成城市发展的代际不公平,也未能抑制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表现在:与未开通高铁的匹配样本相比,高铁站点城市并未呈现出显著的经济发展领先优势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显著异质性,但高铁对推动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有一定的作用.对于中小城市而言,高铁开通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口外流的速度,但未能改变人口向中心城市聚集的倾向.因此,地方政府在规划高铁建设以及配套的"高铁新城"等开发时,应当考虑本地区的经济、产业、人口等状况,评估高铁对城市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推动效应,使得高铁开通成为城市发展的助推器,而不是地方债务风险或房地产泡沫的来源.     

高铁开通对城市人口变化、流量经济集聚的影响

基于2004—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用差分回归模型分析了高铁开通对人口流动及与其相关的“流量经济”集聚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来说,高铁开通促进了沿线城市的人口变化和“流量经济”的集聚;这种影响因城市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而具有异质性;随着时间推移,早期高铁开通城市的“流量经济”集聚水平略呈倒U形变化。在高铁网配套建设中既要注意空间均衡投资、实现高铁网对经济地理格局重塑和人口合理分布的规划引导作用,也要注意短期内高铁开通引起的中心城市虹吸效应,避免低效率投资。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业保险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首先构建一个同时包含农村和城市两个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阐释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渠道和影响效应;其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业保险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动力,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农业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农业保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农业规模化水平和农地流转程度不同表现出明显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粮食主产区,农业保险在非粮食主产区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更显著的影响效应;城市就业机会越多,农业保险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越好。     

农机社会化服务缓解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

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2009-202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使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与分解的方法，实证检验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有利于提高中低收入农户收入，且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更大，进而缩小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缓解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影响较大，对东北地区影响较小；进一步分解结果表明，系数效应是农机社会化服务降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主因，系数效应解释了收入差距的124.24%；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主要是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因此，应积极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完善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农机社会化服务支持政策，充分发挥农机社会化服务缓解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城市高铁建设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基于200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城市高铁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城市高铁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明显的推动效应,其辐射范围约为20千米;其次,这种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降低数字化市场准入门槛、提升数字化技术创新水平和调整数字化管理战略而实现的;再次,城市高铁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效应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宽松的企业样本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高速铁路的微观经济效应,也可为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持和政策参考。     

高铁开建提升了城市创新效率吗?——基于PSM-DID的实证分析

从阶段性与异质性视角阐述高铁开建对城市创新效率影响机理,并基于2006-2016年的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结合超效率DEA与PSM-DID方法,评估高铁开建对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整体上,高铁开建提升了城市创新效率;(2)高铁开建对东、西部城市创新效率的提升效果要优于中部城市,呈现出"V"型规律;(3)城市行政级别具有调节效应,高铁开建对城市创新效应影响会因城市行政等级高低而出现相对应的差异性变化。因此,既要从全局注重高铁开建对城市创新效率提升效应,也要警惕高铁开建对城市创新效率的异质性影响。     

数字时代农民工的城乡迁移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对乡村人才振兴有着重大意义。将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指数与2015年和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基于Probit模型,系统考察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工返乡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居住地电子商务发展对户籍地电子商务发展与农民工返乡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②机制分析表明电子商务发展主要通过收入促进效应、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和社会网络关系增强效应三种渠道影响农民工的返乡意愿;③异质性分析表明,电子商务发展对跨省流动、老一代农民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及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意愿的提升作用更大。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政府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解析

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使用2011—2017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实证结果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政府建设主要通过遏制腐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同行政等级、地理区位、信息通信技术水平的城市,其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所不同,普通城市、中西部城市及高水平信息通信技术(ICT)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政府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显著缩小本地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能抑制相邻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人口集聚、产业结构与地区间经济差距——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国家推动一体化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基于2012—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板数据,运用基准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集聚、产业结构与地区间经济差距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集聚能显著缩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人口集聚对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存在以产业结构为门槛的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越过相应门槛值,人口集聚对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影响越大;人口集聚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渠道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研究结论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优化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在发展中营造平衡”具有一定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