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释互动的一个案例——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

韩愈因为提倡古文、高唱儒道、排辟佛老而见重于世,其地位甚至一度有超越孟子之势。北宋中前期,僧人契嵩以非韩为策略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他指责韩愈急于求仕,批评韩愈的儒道阐释和性三品说,认为韩愈是"文词人"而并未知道。契嵩非韩,促使士人对韩愈的评价由高转低,而此后士人对韩愈的批评,也大抵不出契嵩非韩的范围,韩愈的形象最终被定格为有功于儒道的"文士"。新儒学的成形,是在儒释互动中逐渐完成的,而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正是宋代儒释互动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王阳明心意关系与儒释之辨

儒释之辨是宋明理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王阳明通过揭示心之内涵及心意关系对儒释之辨做了深刻说明。基于良知应感起意而又不执著于意的特征,王阳明认为儒释两家在形上本体方面没有不同,都是虚灵的心之本体,儒释的差别在于佛教一念执著障碍了心之本体的感应之功,从而堕入虚寂,不能如儒家一样肯定世间价值。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在理论上最终完成了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站在儒家立场上融释佛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使命。     

多元通和:《白黑论》儒释关系思想新论

《白黑论》是探讨南北朝时期儒释关系的重要著作,它假设了代表儒家的"白学先生"与代表佛教的"黑学道人"。慧琳对白、黑二人的往复论辩各有肯定,并借由其相互辩驳分疏儒释二教义理,进而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的调和观点融通二教,体现出其儒释关系思想的多样性与通和性。慧琳的儒释关系思想具有儒释互鉴的理论内涵与儒释共生的思想旨归,不是以儒为宗的"毁佛叛教",而是既提倡以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义务论指引尘世道德修养,又主张以佛教形而上的空观构筑人的宗教信仰。由此,《白黑论》的儒释关系思想既弥补了当时儒家教化中形上世界观认识的不足,又为佛法信仰补充了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体现了儒释二教关系由分歧对立趋向融通调和的"多元通和"的思想特征。     

契嵩《孝论》思想探析

宋代僧人契嵩所著的《孝论》一文乃是阐述佛教孝道观的重要代表作。在这篇文章中 ,契嵩主要表达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提出佛教也是以孝为本 ;第二 ,提出“孝名为戒”的思想 ;第三 ,指出相对于儒家的孝来说 ,佛教的孝才是大孝 ;第四 ,阐述了佛教孝行的内容。     

宋代居士的“三教融合”思想及其影响

宋时,出于自身发展的要求,儒、释、道三家之间的斗争开始缓和,相互的融合逐步加深。但是,儒家的入世与佛教的出世之间的矛盾,成为宋代众多排佛的士大夫抨击佛教的理由。以苏轼、张商英、黄庭坚、王安石、李纲、王日休等为代表的居士们纷纷提出"儒释无二、三教融合"论,对儒家和佛教之间矛盾进行调和,促进了儒释道三教的进一步融合,对后世的"三教融合"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唐代"贞观之治"的儒治问题新探

理论界都认为,唐代包括"贞观之治"在思想上是儒、释、道鼎立,儒治不醇,儒经主要是扩大的<九经>系统,训解只是拘泥章句,本文认为欠妥.实际上,唐代尤其是"贞观之治"在治国的政治思想上主要是儒家,儒、释、道鼎立主要是信仰领域,而且是信仰自由的表现,儒经主要是扩大的<五经>系统,训解除坚持严肃的"章句之学"外,还创造了一种新方法--"义疏".     

儒家思想在柳宗元世界观中的地位

柳宗元的思想实质是儒家的，但他又是一个不默守儒经而出入于百家之学的人物。他援诸子学说以济儒，充实儒学以新的内容，以图重新建构儒学的思想体系。对待佛教，他不主张盲目排斥，提倡“统合儒释”，融合佛学。柳宗元是一位儒家学者，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有绝对地位     

论宋代以降的佛教孝亲观及其特征

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以佛教中国化为总体背景，考察了宋代以降中国佛教孝亲观的内容及其特色。文章认为：宋代契嵩为代表的《孝论》是中国佛教孝亲观系统化形成的标志，宋代以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并力倡持戒与孝行的统一、孝顺与念佛的统一，使“戒孝一致”、“孝顺念佛”成为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特征，从而达成了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论宋初儒释混融现象——以李觏与契嵩为例

宋学受佛教之影响不言而喻,而关于儒释两教之影响却是双向进行的,一方面儒家自大其教恢复自家门庭,积极吸纳佛家之义理重建儒家之形而上学以与佛家抗衡;而另一方面面对儒学复兴运动中声势浩大的排佛运动,佛门僧人也积极援引儒学经典来附会佛典以对抗挑战,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柳宗元与“统合儒释”思潮

对柳宗元学术思想的讨论,近年来有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他与佛教思想的关系。柳宗元曾有“统合儒释”的提法,这不单是他个人的思想,还牵涉到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家的思想关系问题。本文拟对柳宗元统合儒释的观点,兼对唐代儒佛两家思想的矛盾与交融问题,试作剖析和评议。     

程朱学脉中朱子的自我身份认同

朱子为二程三传弟子,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朱子晚年建构道统谱系时以二程＂私淑＂自处。回顾朱子早年求索的历程,可以了解＂私淑＂二字背后所隐藏的深意：朱子最早受学于韦斋和三先生,但他们含混儒释疆域的学风在延平那里被否定,以朱子后来对儒释之辩的敏感,自不能承认由韦斋及三先生可以上通二程之真精神;延平虽严辨儒释之分,但工夫入路偏于...     

探古今之通玄 阐儒释之会融──《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介

探古今之通玄　阐儒释之会融──《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介李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方克立、李锦全两教授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之一《佛学与现代新儒家》，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卢升法著，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哲学和佛教哲学...     

大慧宗杲视域中的儒学本源、工夫与伦理

正入宋以来,传统儒学进入建构本体论、心性论与工夫论的新阶段,为促进新儒学的塑成,宋代儒者对佛教进行了全幅地认知、理解与评价,以吸取佛教资源。同时,对于宋代佛教而言,如何在新时代下从佛学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与重构,已成为宋代僧人的时代任务。临济宗杨岐派的大慧宗杲禅师正是援佛入儒的代表人物之一。大慧宗杲禅师(1089-1163),俗姓奚,字昙晦,号妙喜,宋钦宗赐号"佛日大师",宣州宁国(今安徽宁国市)人,临     

乾嘉时期的儒释关系研究——以工彭允初《二林居集》事件为视角

乾嘉时期,儒释关系渐趋缓和.就大部分儒家学者而言,他们一方面在思想上坚守传统的儒释界限,反对混同儒释思潮的公开泛滥.另一方面对佛教人物、典籍等又持有一种极为理性的认识,在现实的交往之中,尽力地保持儒释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这种特色的出现,与当时儒释双方的发展情形不无关系.     

儒体佛用:宋儒重建社会秩序的心智依据——评李承贵教授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宋代儒学和佛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是陈寅恪先生、余英时先生等学界前贤硕学极为关注的重大课题。李承贵博士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一书,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了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突破和进展。作者明确指出:在儒佛之争中,宋儒始终坚持"儒学本位"、"儒体佛用"的立场,坚持唯有儒学的核心价值,即儒家之"道",才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最后依据;宋代儒士为复兴儒学这一伟大事业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们对佛教的"群体性误读"和"失真的理解"使他们的佛教观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但这些"相反而适相成"的佛教观不但为新儒学的建构提供了繁富的心智资源,而且对佛教本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士佛教观对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而言,并不是完全否定性的,也是有积极性、建设性一面的"。     

柳宗元《龙安海禅师碑》所记禅宗法统释证

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融合百家.在"释"方面,他对天台、净土、律、禅诸宗都有评论.以往的学者注意到他一方面撰写大量禅师碑文,一方面对禅宗的教理颇有微词,并将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归结为柳宗元在义理上认同天台宗,从而拒斥与之矛盾的禅宗.但这一解释不尽充分,不仅是因为佛教名理繁复,单凭义理断定并不可靠;而且如此则无法解释柳宗元为何大量撰写禅师碑文.其实,柳宗元对禅宗的批评与台禅两宗法统上的矛盾有关,他对两宗的态度是从"正统”和"旁传”的角度出发而非义理上的简单认同和排斥.同时,通过与李华的碑文比较可以看出,天台九祖荆溪湛然主导的教风转变是如何影响到了奉佛文人的信仰态度.     

刘勰的佛学思想与价值取向

刘勰长于佛理,其对"神识"、"空"、"禅"、"涅槃"等佛教思想有着独特的阐释,这对其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有重要影响。然而,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其佛教思想实际上是玄学化了的佛学思想。刘勰以儒为主、儒佛并重的人生观和亦儒亦释的价值取向,是当时文士心态的一种典型反映。     

三教融合与宋代文学“怀才不遇”主题的淡化

"怀才不遇"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普遍存在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唐代士人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遇"现象的出现,与社会政治制度和用人政策有关,也与士人信奉儒家用世哲学,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我胸襟抱负密切相关。作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三大支柱的儒、释、道三教发展至宋代,呈现出融合之势,对宋代文人的思想结构、文化性格和处世心态造成了很大影响,进而使其作品中的"怀才不遇"主题大为淡化。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印光的儒释融通思想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始终与以儒家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互动。近代中国，由于国势颓败、社会动荡，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日益明显。佛教群体中的不少僧人、居士都研读过儒家的经典，并且主张会通儒佛，试图通过改良宗教实践来实现革新现实人生的目标。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顺应时势，提倡儒释融通，尝试改良道德，成为太虚倡导的“人闻佛教”之外的另一股重要的变革思潮，不仅在近代居士佛教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当代提倡宗教对话、倡导和谐世界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