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文化城市与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转型

特色文化城市是文化城市的一个基本类型,也是我国当下文化城市建设的重点形态.在“特色文化城市研究”的框架和视域下,把原本主要属于城市规划学的“城市特色”和属于城市文化学的“文化城市”结合起来,一方面,对“城市特色”和“城市文化功能”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另一方面,城市特色重建是修复中国城市文化功能的重要抓手,而城市文化功能的健康成长则有助于从根本上推动中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型,以城市文化功能修复和城市特色重建为现实切入点,还有助于探索和发现一条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型城市化新路.     

地域性、个性化的缺失与构建——近年来地方文化发展规划的反思

“文化规划”是19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对城市及社区的文化资源进行战略性培育与整体性运用的一种方案设计.近年来随着我们国家“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方针的提出及相关发展规划的编制,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开展文化规划的编制工作,但各地完成的文化规划,其地域性、个性化的缺失成为突出问题.因此,提升地方文化规划的质量,一是要把凸显地方特色作为地方文化发展规划的基础,二是要把激发民间力量和文化原创性作为规划重点,三是要以强化专业性和社会参与性提升规划的科学性与实践性.     

2013中国都市化进程焦点问题的解读与阐释

以城镇化的概念解读和战略分析为基础,《2013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梳理和解读了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十大焦点问题:一是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出台,在发展观念和模式上解决了一些关键和重大问题.二是极端气候频繁引发灾害事件,“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演变为“如何在城市中生存”.三是新旧问题相互缠绕形成综合型“城市病”,深度考验着城市管理的应急和通变能力.四是国际市场环境不断恶化和国内市场重要性日益凸显,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新“弓箭型”轮廓日渐清晰.五是史上最严“新交规”与“免费新政”试水.六是养老金“空账”引发了全民担忧.七是违禁药物渗透到蔬菜水果,“吃什么”重新成为日常生活的头等大事.八是文化产业产值“虚胖”、创意缺失、内容贫乏等深层问题浮出水面,文化与科技融合成为各界瞩目的新方向.九是我国传媒发展的三个关键词:“结构调整”、“收益增长”、“互联网狂飙突进”.十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成为解读城市文化症侯的钥匙.     

加快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长江论坛会议综述

在国务院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长江论坛”2015年4月8日在武汉东湖宾馆成功举办.在论坛主题报告和专题报告会上,与会专家和领导就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重大意义、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发展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洪涝灾害之后的生态环境问题警钟急鸣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及农业现代化。由于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才使１９９８年的洪水造成的损失比以往更大，并进一步暴露出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和以农村为纽带的环境退化正破坏和延缓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本文分析了洪灾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退化症结，提出了“提高环保认识，开展生态建设，控制环境污染”的综合整治对策，为中国制定生态环境规划提供基本思路     

当代中国的儒学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

<正> 本文之所以在“儒学现代化”之前加上“当代中国”作为前置定语,是想表明:我们并不排除儒学文化传统在充分商品化(或现代化)了的文化体系中,会具有诱人的魅力.但是,在当代正在走向现代化而又尚未现代化的中国,儒学现代化必然面临比其他深受儒学文化传统影响的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时所面临的、更加难以克服的困境. 人们不难理解,中国固有的儒学文化传统是一个异常坚固的“文化硬核”.这个“文化硬核”的形成,是经过了充分的宗法化和封建化的.虽然,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使我们不敢苟同于马克思·韦伯把儒学传统看作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     

人文城市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发展

我国文化建设在不断探索中已经形成了两条新发展主线:一是国家宏观经济规划部门把文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总体规划,二是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借助文化旅游消费主动参与国民经济建设.与城市人口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等不同,人文城市以"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为发展理念,以文化城市理论为人文城市建设的基础理论,以城市是否提供了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文明生活方式为评价标准,由此确立了一个关于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的新理论和新模式.基于我国城市资源日趋紧张而历史文化资源存量巨大的现状,中国城市走"人文城市"发展道路是大势所趋,人文城市将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功能区和主平台.     

气候变化下我国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

城市是现代工业文明得以集中之地,也饱受诸多现代问题之苦.城市在继续受到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威胁的同时,又面临气候变暖的巨大挑战.促进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下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必然选择.我国的城市化将同时面临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的挑战.能否妥善处理这三大挑战,关系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重大问题.本文把我国城市绿色变革与转型的目标模式确定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气候安全型”城市(“三型”城市),提出建设“三型”城市的对策建议:建立“三型”城市统计、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建设“三型”城市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树立生态文明新观念,追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用生态经济化推动“三型”城市建设;强化和改善政府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统筹节能、环保、低碳,形成“倒逼机制”和合力;城乡统筹推进“三型”城市建设;树立建设“三型”城市的理性和共同奋斗的行为准则;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     

“深圳学派”建设:学术文化引领城市发展——“深圳学派”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城市文化的发展已变成当代城市发展中核心问题,而学术文化又是城市文化的灵魂.因此建设“深圳学派”,其目的通过学术文化的发展引领深圳市的发展.此次会议围绕着建设“深圳学派”,讨论了建设深圳学派的意义、“深圳学派”的内涵、深圳学派建设与文化的关系、建设深圳学派的可能性、建设深圳学派的理论构想、建设“深圳学派”的现实途径等几个焦点问题.     

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学视角的理想类型建构

全球城市化给环境带来压力,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着许多问题,如何解决城市化中的社会问题,许多学者都提出新思考,如“紧缩城市”理论、“生态城市”理论等,面对中国城市的环境压力和世界范围的能源短缺,本文提出了“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这一理想类型,试图在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中寻找一种有本土化特色的发展道路。     

文化产业规划:重建人与社会和自然精神关系和精神秩序

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是一门科学.任何规划的本质都是重建人与对象的关系,规划是一个体系,是一个人与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的体系.能否和在怎样的意义上再建人、社会和自然的合理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与其他产业发展规划最本质的区别是它的精神性和精神的关系性:重建人与社会和自然精神关系和精神秩序.“文化生态”的规划思维,是一种与GDP为导向的规划思维相反的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思维.建立与国土空间规划布局的合理关系是这种秩序关系的必然要求.“胡焕庸线”应当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国土空间布局必须遵守的原则.文化产业科学规划的关键,就是建立这样一种协调和统一的文化生态关系.     

怀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品牌——“杂交水稻文化”

文化品牌是城市也是一个地区的灵魂。在怀化这样一个后发展地区,用什么样的文化品牌凝聚人心,加快建设“和谐怀化”?“2004中国.怀化国际杂交水稻与世界粮食安全论坛”(以下简称“怀化论坛”)的成功运作,使人们惊喜地发现尚未深度挖掘便已走向世界的怀化文化品牌——“杂交水稻     

构建扬子江创意城市群的内生动力与成长策略

江苏首创建设扬子江创意城市群,这是一种新的制度型创新和地域生产力结构优化的前瞻性探索,是作为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群”的必然担当,是主动参与全球竞争并介入全球城市文化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战略创新。城市发展需要一个具有“人文区位”价值空间的基础,即城市人文区位的“城市文化资本”属性。江苏沿江八市以长江为“轴”和纽带,虽然隔江相望,但是都已经提出全面跨江发展的具体要求和战略,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在地域生产结构和格局上,以南京和苏州作为沿江八市城市群中的两个“发展极”,形成了一个在空间区位上具有特殊优势、在文化地理空间又有共性——“江南文化”作为同一性的文化底蕴,构成了一个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群的地域空间结构。可以通过创意产业的“淬火”与“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创造高质量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带)关系,形成一个被发现、被创意和被整合创新的区域性经济文化共同体,构筑高端产业发展的世界级创意产业城市群。     

人类城市化的"城市文化基因"与"城市社会再造文化因子"论--城市社会进化的人类学与社会学新视角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城市社会 ,城市化正成为人类现代化的目标和结果。本文从人类生态学及城市社会学的角度 ,揭示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 ,探求城市发展的文化密码与社会再造文化密码的意义 ,首次提出“城市文化因子”与“城市社会再造文化因子”的观点 ,并用以分析城市化与城市进化的关系 ,以求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当代中国城市社会来临的必然性和意义。     

大都市灯火阑珊处的人文理性跋涉——2006年度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语境与话语

都市文化研究是在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通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建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要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世界性前沿学科。当代中国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重物不重人”问题,是相关研究过渡到都市社会学、都市文化学、都市美学、都市传播等领域的原因。中国当下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其重政治-经济层面而轻社会-文化层面直接相关。都市文化研究本身肇始于全球席卷全球的都市化进程,并随着中国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而明确了研究对象与应用范围。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都市文化研究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应对各种城市社会与文化问题,提升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文明与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福特式发展的“有序终结”与“分形”都市

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是城市化水平,然而全球经济发展已面临增长的极限问题。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从根本上说还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路数——大规模投资、大规模就业、大规模制造形成的高速度GDP增长。这整个发展模式的核心就是建设起人口、资本和产业高度密集的工业化城市。这些福特式城市推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埋下了能源危机、温室效应和大面积雾霾的种子。福特式大都市发展面临有序终结和转型的问题,美国学者索亚的后大都市理论中关于大都市的解构和重构趋势的看法对于我们从一个宏观的发展趋势审视城市和城市文化发展的前景具有启示性。"后大都市"表征的基本涵义是福特式都市宏大叙事的瓦解和未来都市形态的"分形"破碎,即从集中式轴心化发展转向"分形化"发展。"分形化"意味着城市不再应该是按照统一目标集中规划建设的整体,而是在分散、碎裂的形态下相对自主而又相互链接生长的特殊生态结构。中国的大都市在未来的发展中如果能够自觉地引导这种"分形"的发展,也许更适应公平、和谐、可持续的后大都市时代城市发展需要。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逐渐走向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理论上超越了近代以来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古今新旧”“中西体用”之争,回应了人类文明正在面临的不平等加剧、工具理性至上、生态恶化等现代性危机,回答了“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两大核心问题。     

资源型城市现代化面临的困境及应对策略分析——以抚顺市为例

目前,中国资源型城市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着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困境与难题。抚顺是一个因煤炭而兴起的城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同样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问题。以此为例梳理并归纳资源型城市走向现代化面临的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思路,对于资源型城市走出困境、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有着重要的意义。     

城镇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

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作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载体的乡镇企业,采取“依村傍户”、“三就地”的离散型空间布局,致使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发展出现脱节,城市增长模式生成在国民经济总体增长过程中相对萎缩。在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正跨入一个新阶段的今天,完全有必要进行一番认真地反思与审视,以便我们及时地把握住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的历史走向,避免使乡镇企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误入乡土化、离散化和无序化的歧路。     

城市开发区域的功能提升及路径选择

城市开发区域越来越多地向“综合发展导向”功能拓展.区域功能转换需要解决地方竞争、产业升级、区域配套和区域发展重心转移等多重难题.区域功能提升的基本路径是实现功能区从物质循环到兼顾社会和自然多重循环的转变.围绕这种转变,应实现“区”到“城”的发展,调整功能区规划,创新特殊区域管理体制,提升区域文化、社会和生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