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

对于许多儒家经典文本来说,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整体性解释体系中,其文本结构的深层义理才能够得以揭示。《通书》、《中庸》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通书》与《中庸》在编排次序、义理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通书》文本完全是依照《中庸》而作。宋儒及后世学者通常认为,《通书》是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或《易传》的思想而作,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周敦颐作《通书》的本意。《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周敦颐首先依据"太极图"发明儒家的性道微言大义,贯通《易》及《中庸》义理,作《太极图说》以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性",重新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及生成论基础;进而作《通书》,以严谨的文本结构诠释《中庸》全部文本,重新建立儒家的成德之教。     

《近思录》的道学体系与思想特色

《近思录》是朱熹通过道统谱系以建构道学体系的尝试。《近思录》由两部分构成：道之体与道之用,合起来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的道学体系。《近思录》首篇“道体”是形而上意义的哲学思辨,终篇“圣贤气象”是得道的形而上精神境界,首尾均以“道体”呼应贯通,体现出道学的学术旨趣与思想特色。《近思录》中间的十多篇均是“道之用”,即是形而下意义的行道工夫与礼乐刑政,可以详细了解道学之大用。《近思录》确立的道学体系,在道学建构有重要开拓意义,对后学编辑《朱子语类》《性理大全》《朱子大全》产生历史影响。     

朱熹《中庸章句》的形成与完善过程考略

朱熹的《中庸章句》是宋代《中庸》研究的集大成,是朱熹"四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熹思想体系和宋代"四书"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庸章句》一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九次近三十年的修正与完善。本文旨在通过全面梳理现有的文献,以考证《中庸章句》形成、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进而为深入研究探讨朱熹的《中庸》学说提供相关依据,为朱熹提出"四书"体系贡献一些观点。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诗集传》与朝鲜李朝时代权近《诗浅见录》诗经观的比较研究

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重要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影响甚巨。李朝初权近《诗浅见录》是韩国现存的古代最早研究《诗经》的著作,也是很早就将朱子《诗集传》介绍到域外的论著之一。当前韩国诗经学的研究国内才刚起步,权近的《诗浅见录》是《诗经》域外传播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时,朱熹《诗集传》也对李朝诗经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朱熹《诗集传》和权近《诗浅见录》的诗经观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再论《近思录》的取材成书与价值取向

《近思录》由朱熹与吕祖谦一起选取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四名学者的言论编纂而成,由于它在中国理学史的特殊地位,一直都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关于《近思录》的成书过程、内容取材、价值取向等问题,前辈学者有不同的意见。陈荣捷、束景南、杜海军等人的研究存在一些错误观点,在淳熙二年五月五日朱熹作序之时,《近思录》实际上只存在所圈定好的条目,还没有抄撮成书,而其初稿要到同年八月份才完成,此后几年中还一直在继续修改。后世学者"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是与朱熹的再传弟子叶采的刻意所为分不开的。此外,《近思录》中朱熹、吕祖谦各自的取材内容与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书中三条涉及举业的条目是朱熹应张栻要求所添加,与吕祖谦无关。     

韩国《近思录附注》学术价值探究

韩国朝鲜时代金平默所辑《近思录附注》,链接朱学著述及历代朱子学家的注释札记,接续韩国性理学传道谱系,是中韩性理学交流与联系的重要文本,其所搜集的注释、校勘迄至目前最为全面.该书对叶采的卷目结构、文本集解提出了较多的质疑,充分展现了韩国朱子学的“自主”特征.由于退溪与栗谷对《太极图说解》中“理”与“气”的意见分歧,这一差异反映在师门传述上,由此构成了性理学的演进脉络.《近思录附注》所构筑的“传心要诀”,是《近思录》传播发展的成熟境界,代表了韩国性理学史的理论构架.     

15～19世纪韩国《近思录》研究著述提要

《近思录》集北宋四子语录622条,分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己、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警戒、辨异端、观圣贤14卷,以实用伦理人生哲学为核心,是袖珍版的理学体系,也是后世传刻最多、流布最广的一部著作。梳理韩国学者宋熹准先生主编的15～19世纪韩国《近思录注解丛编》和陈荣捷先生《朱子之〈近思录〉》附录四所考韩国著述,可以考察《近思录》在韩国的研究与传播情况。     

许衡《大学直解》与《中庸直解》的口语注释初探

许衡是元初朱熹理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其著作《大学直解》和《中庸直解》运用了大量的口语来注释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和《中庸》，提供了口语训诂的新视野，不仅使经典通俗易懂，也为研究近代汉语口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实例。     

《中庸》成书问题新探

今本《中庸》现存《礼记》之中,但缺乏应有的圆融顺通,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它原由两部分组成。我们认为,今本《中庸》实际应有四个部分。通过与上博竹书《从政》篇的对比,看出朱熹分章的第二章到第九章应为原始本的《中庸》;通过与《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等的比较,看出“子路问强”和“哀公问政”原来分别为一个部分;今本第一章和“博学之”以下是一个部分,可能属于原来《子思子》的佚篇。因为子思与《孔子家语》也有密切关系,今本《中庸》仍然可以视为子思的著作。     

从《近思录》看宋儒对佛老之学的批判

《近思录》首标《异端之学》一目,主要摘录二程和张载对于佛、老之学的批判性文字论述。基于“异端之学”的极大危害性以及维护儒家道统的需要,宋儒尤其是程朱一派对于佛、老之学展开了多角度和多层面地批判。这为儒学新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扫清了障碍,并对后世中国古代、近代社会三教关系格局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

儒家哲学可分为三个大时代:先秦、宋明、现代;儒家的精神传统,不只是俗世伦理;先秦儒学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孔子(仁内礼外)和孟子(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二程担负道统,对性理进行了阐发和开拓,朱子建构道统,编纂了<近思录>和<四书集注>,程朱学被定为圣学的一支.五四(1919)反传统,儒学由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儒学复兴.进入新世纪,儒家学者应该给予"理一分殊"以创造性的诠释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     

从《四书辑释》的编刻看《四书》学学术史

元代理学家倪士毅绍其师业，撰述《四书辑释》，对宋元以来《四书》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元至正元年，其书由建阳刘氏日新堂初刻；七年又由倪氏本人重订完成，未及刊行；明初坊间出现了与元代另一部著名的《四书》类著作——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的合编本。明永乐中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以《四书辑释》为蓝本，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明宣德、正统间，王逢、刘剡在明初合编本的基础上，访得倪氏重订本，又参照元人的其他《四书》类著作，编成一部集锦式的《四书》讲章——《四书通义》。基于对《四书辑释》成书、重订及刊刻的考察，旨在探究其背后的学术动因和学术思潮，及其所折射出的宋元以降《四书》学的发展轨迹。     

论两汉经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本文基于对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以及谶纬的发展、演变和相互关系的考察，根据经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将汉代经学划分为初起、今文经学极盛、今古文对立表面化、今古文于对立中开始走向融通、集大成局面出现等五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经学问题略作评析。     

春秋三传中孔子言论辑

专载孔子言论的《论语》大约于孔子辞世后七十余年由其再传后学编成,它无疑是研究孔子思想直接的、可靠的资料。但孔子从三十岁开始收徒教学,从事教育事业近四十年,开设文、行、忠、信各科目,传授御、射、乐、数等六艺,传有弟子三千,学有所成者七十二人。言论之多可想而知,可载于《论语》中孔子言论仅511则,1万6千余字,弟子失记、漏记多有,先秦典籍中就有许多《论语》中未载者。本文从较可信的春秋三传中辑出四十余则,于研究孔子及其思想弥足珍贵。     

论《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的地位和命运

<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最终以本经连同解经体系成为<诗经>领域里的绝对胜利者.统治阶层对包括<毛诗>在内的古文经学的扶持和倡导,以及自大毛公而下陈侠、谢曼卿、卫宏、贾徽、贾逵、许慎、郑众、马融等人特别是郑玄对建构和完善<毛诗>学术体系的努力,使<毛诗>不断进步,持续发展,直至完全替代三家<诗>,毛<传>郑<笺>遂成为两汉<诗>学留给后世唯一完整的经典.     

孟德斯鸠的"中国印象"之印象

走出欧洲的人们留下的游记或通信(包括耶稣会士中国通信),促使了欧洲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对人类命运以及人类社会组织形式作理性思索和理想设计,孟德斯鸠即是此类欧洲思想家之一.他在大量阅读来华人士记述的基础上得出了较清晰的"中国印象",他在阐述三种政府理论时多次引用他的"中国印象",并常常一语中的揭示出"中国印象"的实质,这是一种理性的真实.我们今日重读孟德斯鸠有关中国的论述,对我们自己本土文化的来龙去脉别有一番认识.这种"印象之印象"应该也成为"跨文化对话"的研究课题之一.     

深圳近期行政体制改革的几点启示

重点分析了党内改革的罢免机制、司法改革、促进社会自治和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改革问题。深圳改革,是作为综合体制改革试点的再次出发,按照林德布洛姆的指引,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采取比较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利用所掌握的资料,对深圳行政体制改革进行了系统的思考。     

从目的论视角解读林语堂英译《论语》中的“叛逆”现象

采用描述翻译学的研究方法,首先分析林语堂编译<论语>过程中导致在篇章结构和内容方面"叛逆"现象的翻译策略,既而运用翻译目的论揭示"叛逆"现象背后的因素.林语堂在英译<论语>过程中采取编译的形式--重排原文篇章结构和增删内容--是基于一定的翻译目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向西方社会通俗地介绍儒家思想的精髓和塑造孔子文化形象.研究的启示在于:文学翻译中的"叛逆"现象可以从翻译目的论角度给予合理解释,译者对原文的"叛逆"是实现其翻译目的的选择,而评价译文的标准则是看其是否有效实现翻译的目的.     

曹元弼先生《经学文钞》礼说初识

曹元弼先生近世鸿儒,博通经传,《诗》《礼》传家,而天性纯笃,孝弟力行,经师人师,足为后世士人矜式。其经义礼教,一出悲天悯人,爱人之德,表为学说,乃至经纶人道,所谓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洵之谓也。其主持两湖书院,讲经授业,必承师法,实事求是,所编《经学文钞》十七卷,虽成书于颠沛流离之际,天下多事之秋,而精心编撰,体例完整,系统分明,无异经学总集,乃经义之学之巨薮,可谓不凡。其中论《礼》者凡三卷,总归会通,起敬起孝,礼之为教,本出天衷。此中华经学与礼教之精义,具见此钞。故虽见弃百年,苟圣人横空而出,必能再显此钞之辉煌者也。自今以后,修齐治平者,必有所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