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焦点

在新时期各民族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背景下,旧有的民族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散杂居的弱势性决定了散杂居民族关系成为新时期民族关系的焦点.而关于散杂居地区的快速发展及其与聚居地的差别、与汉族地区的巨大差距使得散杂居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成为散杂居民族关系的焦点.经济发展下的劳动力二维流动构成了散杂居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使城市和民族乡成为散杂居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     

元明清时期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简论

元明清三代,持续的人口流动奠定了现今武陵地区以汉族、土家族、苗族为主体,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人口的持续增加加剧了生态压力,造成了本地区民族关系某种程度上的紧张与隔阂。武陵地区三大主体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关系：土家族一直占有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学习汉文化也较为成功;汉族则自来据有文化和经济上的优势;苗族在本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经济、文化发展都较滞后。要而言之,影响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和民族格局的因素主要有三种：人口流动、文化交流与国家政策。     

中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演变

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复杂的过程.从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历史演变历程来看,"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既是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自然分布状态的历史延续,也是2000多年来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的历史结果,更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互动和民族融合的自然产物.从宏观上把握我国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规律和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改土归流对水西地区民族格局的影响

［摘要］水西地区地处贵州省西北部，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地区，明末清初形成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汉族、苗族、仡佬族、布依族、土家族、穿青（未定民族）等族体在内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改土归流的实施使彝族势力急剧萎缩，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彝族族内关系、彝族与其他民族族际关系、各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重塑了这一地区民族分布的格局。     

文化生态学语境下的共生互补观——关于散杂居民族关系研究的新视野

文化生态学给研究散杂居民族关系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其通过人类文化与自然生态的互动有力地证明了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关系的形成原因,这成为共生互补理念的理论前提之一。在这种语境下,多元文化的生态关联、系统论的分析脉络是散杂居民族关系研究中不容忽视的新内容,共生互补理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本视野、方法论和话语体系,并对散杂居民族关系作出逻辑上的推演,提出多元民族文化共存与相互尊重、各民族在共生中发展互补性竞争与规则性合作。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居住格局及民族关系的调适——以成都市为例

少数民族居住格局是研究民族关系十分重要的内容,而且是衡量民族关系好坏的一个变量。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和城市化推进,各民族在城市的流动和居住越来越普遍,城市民族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对成都市的调查显示,成都市少数民族的居住状况是杂(混)居格局。杂(混)居格局的重要标志是不同民族在城市中均有分布,且大量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居民互为邻里。其居住格局呈大杂居、小聚居状态。成都市民族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对民族关系的调适上。     

论蒙古族入滇的历史贡献

蒙古族是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入居云南已有753年的历史,长期以来在与云南各民族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多元民族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举凡云南行省的设立、土司制度的确定、儒学思想文化主流地位的确立和推广、多民族杂居格局的形成都与蒙古族入滇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清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的分布与变迁

在明代及清初,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分布存在土蛮集中分布的土司区和汉蛮杂居区两大区域;土司区内民族构成中土蛮占绝大多数,汉蛮杂居区内汉人、土蛮间比例几乎相等。清代改土归流后,部分土蛮人口外迁,同时又接纳大量的汉、苗等族流民,形成土蛮大分散小聚居分布,汉、苗等兄弟民族插花般镶嵌分布的格局;民族构成转变为以汉族人居多、以土蛮为少数民族主体的构成格局。明清时期导致该地区民族分布与构成及其变化的因素有自然和人文两方面,自然因素提供变化的可能,人为因素决定变化的方向。当前该地区的发展还得多从人文方面着手。     

论中国共产党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治理

中国共产党在治理云南民族地区的过程中,通过团结民族上层、摸清民族地区的"区情"以及通过民主改革、培养民族干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民族经济、建设民族地区的社会事业等,创造性地解决了云南民族地区的诸多问题,形成了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治理体系,使云南民族团结、社会安定、边防巩固.     

提升政治心理品质促进民族杂居地区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云南省是民族杂居情况最为突出的边疆省份,多种民族联合自治的地方很多.村民自治必然给民族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带来精神、理念、心理以及行为的影响和变化,村民自治使民族杂居地区的村民的政治参与、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然而当前民族杂居地区村民在村民自治中还存在一些政治心理缺失,如依赖思想较强、缺乏整体观念和危机意识等.今后一段时间要围绕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发展农村经济、构建和谐农村的目标,提高公民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素质,来促进民族杂居地区农村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多民族国家建构视角下游牧与农耕族群的互动简

游牧和农耕是东亚地区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由此而形成了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而这两大族群之间的互动是推动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单一民族国家理论不能够对这两大族群的互动给予科学的解释,将其纳入到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似乎更客观.     

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族际关系研究——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为个案

在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发生急剧变迁。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对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民族关系做了分析，旨在为当地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对策性建议。     

流动人口及城镇化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

流动人口及城镇化是西部欠发达地区近年来表现出的较明显特点。针对流动人口及城镇化对新疆民族关系产生的促进民族融合的积极影响和使民族关系复杂的消极影响,提示人们应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高度来关注和研究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     

元代汉儒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

元朝的统一为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理学、史学、政治等领域,元代汉儒的民族思想从故国思绪和"夷夏之辨",逐步转向以务实态度承认元朝统治、认识多民族统一的历史意义、平等看待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关系。元代进步的民族思想在总结多民族历史、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浅析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视野下的新疆民族关系

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实质就是不同民族共同体之间在利益和精神上彼此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发展能力的贫困是制约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加强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普惠性;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控制各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加快建设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及民生工程;提高民族间文化的相互理解、尊重和认同;进一步发展与新疆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等,是构建和谐新疆民族关系的必由之路。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些问题依然存在,但民族间关系发展的曲折性不会影响民族间平等、团结、和睦相处的大趋势。     

秦汉开发西部的政策及其得失

秦汉经营西部的过程,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开发西部历史长河中的第一个大的浪潮。秦汉根据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民族关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差异而制定的西部开发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逐步深入、综合的过程,政治统一与经济开发同行,军事威慑与抚绥相伴,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在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后代开发西部提供了有益探索。秦汉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的种植粮谷、开垦荒地等活动,在促进农业发展、带动当时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同时,对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破坏。     

民族文化交流有限性浅析

民族文化交流只是一个概念,在具体的实践中,各有不相同的表现形式,带有各自的局限性:涉及人口有限、涉及文化领域有限。但由于文化的完整性及系统性,能够使其他人口、其他文化组成部分发生适应性变化。由于参与交流民族各自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会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流向。教育通过对发展较快民族文化的系统、深入的借鉴,成为加速发展后进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发展参差不齐的多民族社会追求共同繁荣的理论依据之一。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民族关系的现状、趋势与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和特点,并产生了影响城市民族关系发展的因素。文章从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民族关系的现状入手,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和目标,并提出构建和谐城市民族关系的主要对策。     

论保安族早期的民族过程

对历史上保安族先民的一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在保安族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认为在保安族的民族过程中 ,其民族意识经历了一个潜民族、自在的民族与自觉的民族的变化过程 ;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 ,保安民族内部的自我认同与其他民族对保安民族的认异在这三个过程中起到了促成、维系这一民族的共同体稳定的作用 ,也增强了保安民族的凝聚力 ;保安民族的最终形成是在他们迁徙到甘肃省积石山地区并定居下来后完成的     

新疆民汉语互学现象的由来和发展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地区.本文通过对新疆民汉语互学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论述,真实地反映2000多年来,新疆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密切交往的民族关系以及共同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所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