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策观中之“不变”与“变”的思想

邓小平关于“不变”与“变”问题的论述表达了其政策观中一个重要思想 ,本文以系统地评述邓小平这一思想为目的 ,较为详尽地揭示了“不变”与“变”各自的深刻内涵和实质 ,着重分析了坚持现行政策“不变”的意义、作用和保障条件 ,并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了“不变”与“变”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以及邓小平这一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论“传统派”与“新派”之外的现代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发展倒五六十年代,进入了全盛时期。此后二十年间,武侠作家达数百之众,流派众多。即便是在金庸的“传统派”和古龙的“新派”一统天下的时代,也依然门派林立。至金庸封笔,古龙逝世。“传统派”和“新派”逐渐衰微,原归附二派旗下的许多作家纷纷独立,武侠小说苑中更呈现出诸候割据局面。 在“传统派”和“新派”之后,对武侠小说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气势派”“血腥暴力派”、“温和型新派”等流派。以下本文着重就这些流派作粗浅的论述。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等于“属种关系”

现在许多哲学教材在论证“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的观点时,的确有赵文引用的这样一些论述:“绝对真理就象一条无穷无尽的长河,相对真理就象这条无尽长河中的水珠,所有水珠加起来就是这条长河,所有的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也有‘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一个是‘颗粒’,一个是‘综合’”.但是这些论述是否象赵文所认为的那样是“违反形式逻辑的”即“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看作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这实质上是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间的同一关系看作是属种关系”呢?我看不是.     

《三国演义》里的“说客”与“辩士”

《三国演义》在塑造多种多态的“说客”与“辩士”形象方面 ,取得了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一部《三国演义》,“说客”与“辩士”的活动 ,几与全书同始终。这些“说客”、“辩士”来自各方 ,身份、地位、性格与表现也多有差别 ,但作者写出了他们必备的几方面素质 ,即能言善辩、有胆量和有谋略。“说客”与“辩士”的描写在体现《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方面 ,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国两制”与顺利实现香港回归

“一国两制”构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完成统一大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国策,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文分析了“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历史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重点论述了“一国两制”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     

国有经济实施“退出”和“进入”战略探讨

对改革中的国有企业,应当认识到“退”是为了更好地“进”,对此进行辩证的论述,指出这一改革的主要特征是步入结构调整,可采取股份重组、企业解散等方式进行这一调整。这些认识和作法,对有关部门和单位有参考价值。     

“十七年”时期与“文革”中的浙江小说

本文论述了“十七年”时期与“文革”时期浙江小说创作的基本轨迹.“十七年”时期,浙江小说的作家队伍结构、题材类型、作品质量都有可取之处,并有一些不俗的成绩.“文革”期间,某种集体意志取代了作家的主体个性,创作趋于平庸.     

“象征”浅析

一“象征”辞格 “象征”可不可作为一种修辞格,目前论者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杨鸿儒《修辞知识》列了“象征”一格。华中师范学院《现代汉语修辞知识》把借喻同象征进行了区分。吴士文《修辞讲话》专节论述了“象征”辞格。宋振华等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不但论述“象征”辞格的特点、类别,而且辨析了象征和借喻的区别。濮侃《辞格比较》区别了“象征”与比喻、双关的不同。这些都是把“象征”当作辞格来看待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象征”根本不能算作一种辞格。郑远汉在《辞格辨异》中     

“卡塔西斯”与“中庸之道”

“卡塔西斯”说,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一个关于悲剧效果的著名理论。在《诗学》第六章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卡塔西斯。”“卡塔西斯”(Katharsis)一词,原来是宗教术语和医学术语,意思是“渲泄”或“净洗”。那么,在《诗学》中卡塔西斯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亚里士多德本人没有解释。不少人都参照它的原义,把它理解成“净化”或“渲泄”。在这些流行的解释之外,罗念先先生别具慧眼,他认为“卡塔西斯”应译解为“陶冶”,他说:     

“别集”缘起与文人专集编辑新探

“别集”缘起与文人专集编辑新探李大明中国古代文学文献中的文人个人专集，历代目录书归之于“集部”中的“别集”。对．“别集”的由来与定名、编辑与著录等情况，学者们有不少论述，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完全弄清楚，有的传统结论还有疏略失当之处。我在研习古代文学文献...     

《老子》“天人之际”思想发微——论“道”与“德”及其关系

1 全部《老子》关于道、德的议论,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论述“道”的基本特征,讲明君德应该配“道”,即侯王须法道、守道。一是从“道”之作用与表现的角度论述“道”与“德”的本质联系,即二者的本然同一,以及在这一前提下提出的修养理论。《老子》所论“道”之特征,可概括为三:从其作为实体存在说,“道”的特征是:“无名”,“无极”;从其产生天地万物的作用说,“道”的特征是“自然”、“无为”;从其作为运动过程说,“道”的“特征”是“周行”和“逝曰远,远曰反”。关于第一个方面,《老子》十四章云:“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     

汉俄语中的“红”与“黑”

各民族语言中一般都存在着大量记录颜色的颜色词，这些词除了表达自然界中的色彩外，还往往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红”与“黑”是汉俄语中两个意义比较丰富的颜色词，他们的文化意义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别。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红”与“黑”文化意义的不对应性。     

论汉字与汉语之间的适应性——兼评“脚与靴子说”与“西瓜皮与西瓜瓤说”

在汉字与汉语词的对应关系上,语言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即“脚与靴子”说与“西瓜皮与西瓜瓤”说。还有一些学者采取了理论倾向明显,但不与现有看法产生正面冲突的说法,即汉字与汉语关系的“互动说”。本文主要论述第三种观点,并对前两说作出评说。     

论声乐艺术中的“声”与“情”

声乐是人类特有的用声音和旋律结合起来揭示情感、表达思想的艺术形式。本文以“声情并茂”为审美原则,通过对声乐表演艺术中“声”与“情”的作用论述,综合阐述了“声情并茂”在声乐表演艺术中的重要性。     

论“蛊”与法

“蛊”的问题长期困扰人们,到底有蛊无蛊,蛊与法的关系到底怎样,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于“蛊”的习俗及介绍放蛊的文章,已有很多见诸报刊,但专门论述“蛊”与法的关系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谨就此问题进行一点探讨。     

谈谈“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对经济范畴,是历史范畴还是永恒范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是否可以区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个部分,劳动者为国家、为社会所提供的劳动是否叫作“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对这些问题在理论界有不同的意     

“悟”与“思”:中西审美体验之比较

通过“悟”与“思”这两个重要的美学概念 ,可以透视出中西方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本文从“悟”和“思”的源起及其进入审美体验领域的发展过程 ,审美体验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审美主体的思维特征 ,审美体验的本体以及中西两种审美体验方式差异之根源等方面进行论述。“悟”与“思”留给我们的启示有二 :一、在“全球化”业已来临的时代 ,中西美学势必出现融合的趋势。二、在美学的重建上 ,中西美学不约而同寻到了“诗化之路”。     

“理番政策”与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刍议

本文着力论述了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当局的“理番政策”及其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影响。在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过程中 ,日本“理番政策”的手段是剿抚兼施 ,其间根据情势的变化有所侧重 ,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心甘情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 ,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本文认为 ,这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对新的情势的一种调适与反应     

“红烧肉”与“补脑子”

引领时尚的养生法——在够酷、够炫、够奇特成为时尚的今天，连保健养生也出现许多新奇的方法。“吃得饱，身体好”已经被“节食清肠排毒保健康”所代替，走路这一最常见最普通的运动也被尝试改造为多种姿势行走的运动，而且对养生健身、祛病延年更有裨益……这些方法与众不同，这些方法独树一帜，但是这些方法却一样有事半功倍的保健功效，不妨你也试一试。     

古代汉文佛典中的“同词异义”与“异词同义”

中国古代佛典翻译形成的字词极为复杂。这些字词有许多表现形态 ,“同词异义”与“异词同义”是其中的两个主要种类。它们在汉文佛典中占有相当比重 ,展示了佛典在翻译方面的重要特点。这些字词的出现推动了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语言和思想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