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多元化的商事纠纷处理机制及其弊端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清朝的商事纠纷处理机制及其存在的弊端,并以此为基础比较清末商会商事纠纷理处权优势,结果表明:清末商会成立以前,清朝商事纠纷的处理已经形成了国家司法审判和民间调解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国家司法审判机制中存在着诉讼成本高、商人易受人格侮辱等弊端,民间调解也存在着自发性和不规范性等不足。1904年商会成立以后,政府赋予商会商事纠纷理案权,是清末政府改善商事纠纷处理机制最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之一。     

论清末官商权力的共进——以清末山会商务分会的“理案”为中心

通过分析清末山会商务分会的“理案”材料,可以发现相当比例的案件并不是商会独立理处的,官权多多少少地介入其间。官员通过“官批商办”的形式,借助商会的理案职能去处理纠纷,增强了官权对商民群体的渗透能力。此外,得益于商会的“牒官权”,商民可以通过商会与官员联系,从而打破书差对商民与官员的沟通渠道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差役的权力,使官权可以更顺畅地向商民群体渗透。而商会则通过“牒官权”引官权自重,狐假虎威地借助官员的权威,增强自身的权力。官员与商会的权力,在“理案”过程中,相互配合,共进共强。     

浅议清代民间调处制度

民间调处作为清代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无论官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对其十分依赖,大量社会纠纷都会通过寻求民间调处方式得到解决。通过运用司法档案、契约等文献对清代民间调处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到清代民间调处制度已经逐渐得到发展、完善,已初步具有调处主体类型化、调处运行机制制度化、调处依据多元化的特征。清代民间调处制度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得民间调处在清代社会纠纷化解中扮演了更为重要与有效的角色。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清末民初商会仲裁制度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帝国秩序逐渐走向崩溃,国家与社会力量不断调整。清末民初政府有意识地培育了商会及其裁决职能,以应对司法体系在解决商事纠纷方面的不足。对于商会裁决,政府采取鼓励与限制并行的方针,在推动商会实现其商事裁决职能的同时,又力图避免其权力扩张对国家权力的侵夺。在实践中,商会与官府密切合作,但由于国家权力的主导性,商会裁决始终处于依附和辅助性地位。商会裁决更多地体现了近现代仲裁性质。清末民初仲裁制度的兴起过程,显示了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彼此博弈、相互依存与合作,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弱势国家、专制政府的选择和仲裁制度发展的规律。这一历史进程对当代仲裁制度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国民党与商会——一例劳资纠纷案折射出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商会权利的沦丧

1927年10月,苏州铁机丝织业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资本家“放机”,并要求增加工资。在这次劳资纠纷中,国民党苏州市党部、国民党扶持的商民协会充当调解的主角,而此前具有调解商事纠纷法定义务的商会却被排斥于调节圈之外,成为党权的附庸。最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出面,罢工才告结束。本文从国民党政权建立后针对民间社团所采取的一系列控制措施切入,考察一度具有独立的司法权力的商会却丧失分内的商事调解权的缘由。文章认为,随着专制的强势国家的建立,民间社团的权力便不可避免地被削弱甚至消除。     

论中国传统情理审判中的调处和息

在中国古代司法审判过程中,调处和息是化解纠纷、缓和矛盾的重要手段。调处和息在中国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早在西周时即有专门官员从事民间纠纷的调处,此后日益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规范的调处体系。对调处主体、调处客体、调处依据、调处手段和调处程序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调处和息深刻体现了传统诉讼文化的特质,深受司法官吏的高度重视与普通民众的极大信赖。     

官与民:清代民间调处与民事诉讼关系简论

在清代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民间调处与民事诉讼是其中最主要的两种解纷手段.虽然,民间调处与民事纠纷分别代表着民间与官方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形式,但是,它们之间却存在密切的联系.民间调处是民事诉讼的补充,而民事诉讼则为民间调处提供支持并实施监督;此外,很多情况下民事纠纷是在民间调处与民事诉讼互相影响、互相配合下实现化解的,即民间调处与民事诉讼之间存在相互沟通、协作的互动.     

苗族理词在刑事诉讼案件中的运用

苗族在传统的诉讼文化中，探索了一套独特的诉讼习惯法规范，并通过理词来解决苗族内部的刑事诉讼案件，理词是苗族习惯法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理词作为理师调处苗族婚姻纠纷的重要手段，为维持和谐的民间社会秩序提供了保证，成为苗族社会秩序中真实的法律样式。本文通过对解放前苗族内部发生的强奸、故意杀人、偷盗等案件的分析，探索苗族...     

鼓楼区倾力打造司法服务“三大”平台

近年来．鼓楼区司法行政工作瞄准“服务经济、服务民生”的工作目标．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不断加强普法宣传、矛盾调解、法律服务三大一线实站工作平台建设．强化工作抓手．拓展服务手段．破除阻碍全区司法行政工作发展的三大难题。2008年．法制宣传顺利通过省市“五五”普法中期检查。全区共受理民间纠纷2392起．调解成功2309起,成功率达97．2％。探索建立了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实现了区矛盾调处中心与区医患调处委员会的实体化运作。     

中人调处与清代民事纠纷解决

民间调处是清代民事纠纷解决的重要形式,而中人调处则是民间调处的基本组成部分.中人在清代民事交易中扮演着说合、证明、保证的角色,正是这种交易中的角色使中人在民事纠纷中自然成为纠纷的调处者.中人进行的民事纠纷调处对清代民事秩序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     

清末民国工商团体创建新式学堂的实践及特点

作为20世纪上半叶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商人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清末商会成立后,形成了以商会为中心的工商团体网络,商会在自身创建新式学堂的同时,还积极鼓励和支持同业团体、旅外商帮等工商团体参与兴学活动,清末民国时期的工商团体创办了数量可观的新式学堂,并呈现出鲜明特点。     

清末商会与城市粮食管理——以天津商会为个案研究

天津商会作为清末时期总揽天津商务的总枢纽,主动配合官方机构,对天津粮食行业实施多层面的监督管理,保证了京津地区粮食供应的安全。     

重商主义和天津商会

重商主义在晚清时期得到较大发展,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表现为尊商意识的确立、清政府工商政策的变化以及商人地位的显著提高等。天津商人的构成决定天津商人合群意识弱、市民意识浓、近代意识不足等特点的形成。针对这些,天津商会的重商实践集中在联络商情、剔除内弊、开启商智等方面。     

“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商会存废纷争

在革命浪潮激荡的1920年代,许多政党与阶级竞相标榜自身的革命性,而将政治对手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以此打压竞争对手并争夺政治资源与社会地位。由于受到流行一时的革命政治文化影响,即使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甚至也出现了类似你死我活的激烈纷争。例如,新成立的商民协会与清末即已诞生的商会,虽然都是商人团体,过去通常称之为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团体,但两者之间同样也围绕着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话语,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相互争斗,使商界内部一度陷于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是颇有影响力的商会被扣上了"反革命"的黑帽,直接涉及商会存亡绝续的重大历史命运,因而在当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     

抗战胜利前后李先良与青岛市商会关系的演变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不断变化，国民政府重建了青岛市政府，并任命李先良为代理市长。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李先良通过武力威胁迫使部分商会成员对其进行暗中援助。抗战胜利前夕，商会会员为自己前途计，选举出以李先良指定的人员为主的新一届商会委员会。抗战胜利后，按照国民政府的接收计划，青岛市商会被纳入以市长李先良为首的青岛市政府的管理体系之中。为了达到“把握商会，控制商人”的目的，李先良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将商会控制在自己手中，为其长期盘踞青岛积蓄力量。但是面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压力，以及商会因内部矛盾陷入瓦解的窘况，李先良不得不委派专人组成整理委员会，对商会进行整理。抗战胜利前后李先良与青岛市商会关系的演变，反映出这段时期四股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更体现了李先良对商会的强大作用。     

广州话与格介词“过”和“畀”的变异考察

作为表示引进交付、传递的对象或受益者的与格介词，广州话中的“过”至晚于明末清初便已经出现，在明末至清末的几百年间．“过”的使用一直保持着优势地位，而“畀”作为与格介词的用法直到清末时期仍然相对少见。与格介词“畀”自产生起就处于与“过”竞争的变异状态。自民国中后期开始，广州话的与格介词“过”便呈现出被“畀”取代的趋势。“过”和“畀”的变异既是语言自身演变规律的体现，也是语言运用影响的结果。     

在传统和现实的碰击之中——王韬文言小说的创作特色

作为晚清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改良主义者和中国新闻事业开创者的王韬,在晚清文言小说史上占据着相当的地位,是古代小说向近代小说过渡的一位承上启下者,对清末民初的一些小说作家和流派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王韬文言小说的研究,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晚清文言小说发展和流变的轨迹,对文言小说史的研究也不无稗益。     

明清之际西洋画在中国的传播及衰落原因探析

明清之际,西洋画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明末西洋画的初步传入、清初传播的深入发展以及清中叶传播的兴盛与衰落过程。导致西洋画在中国传播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当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对文化艺术交流的限制和束缚,还有强化的君主专制统治对思想文化的控制、西洋绘画的主要传播者的身份与目的的冲突以及文化艺术的传播规律使然。     

民国检察官的刑事和解及当代启示——以浙江龙泉司法档案为例

晚清以还,西法引入加剧了法律现代化与法律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国家法已经废除的刑事和解在民国基层司法中依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龙泉司法档案中反映出的刑事和解主要集中在检察官起诉阶段,而检察官刑事和解分为检察官主持调解和官批民调两种模式。它对当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和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西方法律制度作为背景资源,坚持本土法律发展的自主性,实现传统文化的革新,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也是一种学术担当。     

清末政治思想中的民论探析

民论是清末政治改革思潮中的重要内容。在清末这一变动剧烈的时代中,人们对于民的认识发生了诸多变化,对当时及其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末的民论包括对民之地位与民之权利的论述等内容。清末民初思想家普遍认识到了民的重要性,对民的地位、民的权利进行了不同于传统民论的新的阐释。但对于民的能力却大多抱以悲观的态度,因此在是否给予民以充分的自由权利、提高普通民的政治地位问题上显现出迟疑和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