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人才短缺、资本匮乏、产业力量薄弱三个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发展对于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可概括为：通过提高农村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吸引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入、减少农业劳动力需求,破解乡村人才短缺困境;通过促进资产资本化、数字对资本的替代节约效应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资本积累,解决乡村资本匮乏难题;通过减少产业同质化、促进产业融合、提高市场化程度,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解决乡村产业力量薄弱困境。据此三重内在逻辑推进赋能实践,就能使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注入新的动能。     

“数字下乡”: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困境及方向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时代的新生事物,作为乡村振兴的途径之一,数字乡村建设与网络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数字下乡”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技术、现代化与乡村发展的关系问题,数字要成功下乡,必须应对和解决数字乡村建设相关的现代性困境,如供给效率困境、“数字鸿沟”、小农户衔接困境、数字技术兼容困境等。有效推进“数字下乡”,需朝着构建多主体共建共享建设模式的大方向努力前行。     

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新人口红利的生成逻辑

数字乡村建设为破解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人口与人才短缺的双重困境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陕西省宜君县的案例研究,本文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新人口红利生成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下乡要着眼于我国乡村社会的人口现状和产业结构特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来盘活乡村生产要素和重构乡村产业体系,以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和实现农民生计模式的创新转换,为引回返乡青年人才资源、提升留守妇女人力资本回报和延展留守老年人口机会窗口创造积极条件,进而为催生乡村新人口红利提供多元的路径机制。宜君经验的重要启示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底层逻辑是“以人为本”,核心原则在于处理好外源与内生、城市与乡村、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主要目标是帮助农民实现生计模式的创新转换,建立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探究其是否能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自然环境宜居、人工环境宜居、社会环境宜居三方面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指数体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且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提高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有助于提高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但数字化程度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说明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更能提升当地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由此认为应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绿色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农业技术绿色创新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因地制宜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以推进乡村生态宜居发展。     

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近年来,乡村文化遗产资源已成为乡村宝贵的旅游财富,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已逐渐发展为振兴乡村经济、文化、生态的强大促进力。然而,在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复兴过程中,却也受到工业化、城镇化等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内外部冲击,面临文旅产品整合创新不足、产业布局缓慢等与旅游发展融合不畅的复杂困境。鉴于此,该文对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融合困境进行具体化分析,并根据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索性提出文化遗产资源整合规划、保护开发并举等可行性乡村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期有效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化旅游业发展困境,助力二者的良性互动,实现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化利用、有效化开发、全方位保护。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乡融合视域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现实困境和路径选择

织密城乡融合网络,统筹新型城乡融合关系,促进乡村的全面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逻辑。当前,在城乡融合视域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如：城乡产业融合配套不协调,乡村生态资源使用不当,人力资源短缺,缺乏优秀传统文化的润色以及乡村整体治理效能偏弱。鉴于此,要抓住乡村振兴的重点突出问题,通过健全科技转化的配套,加强乡村产业融合协调;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人居环境改善;加快基础公共服务建设,助力乡村人才集聚;提升乡风文明内涵,筑牢乡村文化根基;深化培育制度改革,优化乡村营商环境等路径助力乡村振兴,健全城乡融合的发展网络,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重塑善治：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

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乡村治、国家兴,能否实现善治既关乎乡村自身稳定发展,更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重塑善治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要逻辑,而要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需要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标的,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的过程中围绕治理体制、治理制度、治理人才、治理文化和治理模式却存在着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瓶颈。消解矛盾、突破瓶颈需要;优化责权配置,强化乡村治理整体效能;提升共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调治理格局;培育治理人才,加大乡村治理人才供给力度;拓展文化空间,加快新时代乡村文明建设;简化治理层级,建设数字乡村实现精准治理——从而真正建构起新的善治格局,全面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民数字化素养的价值内涵与提升路径

建设数字国家已成为全球共识,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已成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农民的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关系到数字乡村建设的底色和数字中国建设的成效.通过全面分析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和农民数字素养普遍偏低的深层原因,深入阐释农民数字素养的价值内涵、生成逻辑和内在要求,进而提出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综合性实践路径,依托数字信息技术搭建乡村治理数字化智慧平台,持续双向赋能以加速乡村经济文化产业迭代升级,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以五大目标为导向的语言助力乡村振兴实践路径研究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一阶段面临乡村振兴的历史任务。乡村振兴阶段，语言事业将面临更复杂多样的对象、更广阔的范围、更高的要求。本文就如何衔接语言助力乡村振兴与语言扶贫这个关键问题，以文化、产业、人才、组织、生态振兴为目标，从做好语言文化保护政策衔接，扩大语言产业服务范围，打造以职业语言能力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基层组织语言治理能力，促进乡村语言生态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产业振兴研究

乡村文化产业是促进乡村全面发展、带动乡村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数字经济发展为乡村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产业有利于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因此,为解决乡村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难题,实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一要完善乡村人才“引进+培养”机制,筑牢数字人才根基;二要深度挖掘乡村文化价值,丰富数字文创产品类型;三要创新“文化+数字”产业模式,培育乡村文化品牌;四要加大吸引外部投资力度,夯实乡村经济基本盘;五要优化乡村文化产业管理体系,提升乡村管理效能,推动乡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耦合与调适：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何以行?

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建设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算法优势，集物联网、智能管理、农业自动化等于一体的新兴赋能农业农村发展模式。数字乡村在接续乡村振兴、融合乡村产业、赋能乡村综合治理、提升乡村数据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数字乡村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建设的引擎。当前，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建设中还会遇到技术障碍、技术差异、技术鸿沟、技术堕距等张力困境，阻碍了乡村振兴的数字化转型。针对乡村振兴数字化转型遇到的突出问题，应充分利用数字化的赋能耦合调适功能，通过健全共建主体利益联盟、建立城乡数据耦合机制、提升数字包容优化路径、建构乡村新业态最优化等措施，不断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数字化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权力全面渗入乡村,传统乡村政治秩序重置;改革开放后,村民注重个体与家庭利益,集体合作意识消退,难以进行动员,乡村秩序建构出现困境;现阶段,在重拾乡村文化价值、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上,乡村秩序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文章在社会记忆视角下,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指向“乡村文化传承”、后者批判“乡村文化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层面探求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由此,厘清社会体制、文化习性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持有清醒认识,有助于中国乡村政策的合理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     

“生态宜居”乡村问题研究述评及展望

以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生态宜居问题为研究对象,围绕着生态宜居“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问题,对学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述评。研究共识和研究不足启迪我们,若以西北地区“生态宜居”乡村问题为研究对象,探索以“生态宜居”为基础、关键和出路的西北地区乡村振兴之路,需要深化西北地区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研究、西北地区乡村振兴更应突出“生态宜居”问题研究、西北地区乡村“生态宜居”的路径研究。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艺术乡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文化逻辑和实践路径

乡村文化是凝聚乡村力量的精神纽带,是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传承乡村文化,持续激活乡村产业、乡村人才、乡村生态空间重塑的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发展的题中之义,也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最终成效。面对当前资本逻辑介入乡村建设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冲击与消解,通过回归文化逻辑,挖掘和转化乡村文化资源,以艺术乡建的方式提高村民的文化自信与主体能动性、培养乡村艺术人才、激活乡村产业动能、营造乡村文化空间,可以有效提升乡村产业变现能力,增强乡村的文化和经济吸引力,从而实现乡村发展动力由“外生”到“内生”的转化。     

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中村医发展问题探讨——基于合理性视角的分析

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政策实施具有较强的价值合理性,有效促进了农村卫生服务事业发展,但却产生了工具合理性的缺失,尤其使乡村医生在身份性质、服务职责、养老保障等方面出现了困境。因此,促进政策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统一,应在乡村卫生一体化大格局下,采取切合实际的管理模式,合理规范乡村两级服务职责,完善相应配套措施等,以推动村医队伍发展。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的村域实践 ——基于H省L村的实证分析

近几年,脱贫攻坚一直是国家工作的首要任务。如今,乡村振兴将与脱贫攻坚共同推动我国农村地区持续发展。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在战略要求、发展主体、体制运行方面具有较高的契合度,但二者在战略层次、政策对象、发展目标方面存在政策差异。基于对案例地乡村振兴与脱贫的实践分析,案例地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期工作效果显著,但也面临产业发展困境、青年返乡创业困境及村民参与度不高等挑战。对此,案例地应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角度鼓励原住民参与、保证帮扶干部工作稳定性等,从而推动乡村振兴实施。     

论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协商治理

协商治理是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协商遭遇乡村协商主体"虚置化"、协商渠道"堵塞化"、协商会议"形式化"、协商成本"高企化"、协商监督"短缺化"等诸多困境。化解路径在于: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夯实乡村协商基础;完善乡村协商制度,建构乡村协商机制;建构协商法治化路径,促进治理现代化进程;发展乡村网络协商,降低外出农民协商成本;构建参与型乡村文化,强化农民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