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整合：数字技术推动行政村社区整合的机制研究

行政村社区的建设是基层政权建设的一大难题,在人为划定的行政村社区层次上进行社区建设,面临着来自民众生活逻辑的挑战。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技术在国家系统力量主导下被密集地导入农村,为行政村社区的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技术整合行政村社区的实践机制包括：技术导入与制度供应相结合的系统整合,以双层社区成员身份耦合为基础的社区整合,以社群关系纵横发育为逻辑的生活整合。在数字下乡的实践中,协同考虑技术治理手段与村庄具体条件的适配度,是技术整合社区功能发挥效应的关键。     

“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创新逻辑与取向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战略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体系的不适配问题日益凸显,亟需重塑乡村治理格局。数字技术作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有力支撑,契合乡村精细化、透明度、专业化治理需求,推动乡村数字化治理发展转型。基于此,结合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内在规律,对"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创新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数字化治理从敏捷治理、多规合一、多元协同角度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创新知识、信息等溢出效应,可加快乡村现代化发展步伐。进一步提出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强化数字化规则适配能力、发挥数字技术引导效用、构建多元主体联合机制、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取向,以求提升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推进农村高质量发展。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数字下乡”: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困境及方向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时代的新生事物,作为乡村振兴的途径之一,数字乡村建设与网络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数字下乡”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技术、现代化与乡村发展的关系问题,数字要成功下乡,必须应对和解决数字乡村建设相关的现代性困境,如供给效率困境、“数字鸿沟”、小农户衔接困境、数字技术兼容困境等。有效推进“数字下乡”,需朝着构建多主体共建共享建设模式的大方向努力前行。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激发内生秩序: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如何将具有包容性特征的数字普惠金融嵌入乡村治理体系是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新命题.为破解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乡村社会中的"金融排斥"与"门槛效应",一些地区尝试使用乡村"道德银行"模式将数字普惠金融以制度、行动、认知嵌入的方式融入农村金融信用体系的建设之中,这一模式成功地激发了乡村社会中的内生秩序关系,并且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外来制度嵌入乡村治理的互动合作体系.因此,深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创新和改善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第一书记制度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选派干部下乡驻村制度,是新时代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表征。对西南地区L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研究发现：将科层体系干部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有效介入,具有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贫困治理的百年经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推动治理有效保障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应然之策等多重价值意蕴。第一书记驻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中,受到“国家-社会”双重场域的深度影响。第一书记要实现组织建设从嵌入到引领、精英培育从单一到多元、治理融合从离散到集聚、资源利用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变,把权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国家数字能力：数字革命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国家治理能力主要由国家秩序能力、国家赋权能力和国家创新能力构成。数字革命对于包括数字秩序能力、数字赋权能力与数字创新能力在内的国家数字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自主性和嵌入性的评价体系,国家数字能力可区分为双强平衡型、国家强力型、社会灵活型、双重脆弱型四种类型。当前,加强国家数字能力建设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的国家数字能力表现出社会灵活型的特征,主要通过平台型企业的委托治理以及激发社会大众的数字参与来实现数字领域的治理目标,因此也面临委托治理的危机。朝向双强平衡型的国家数字能力建设,要注重自主性与嵌入性的动态平衡。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民数字化素养的价值内涵与提升路径

建设数字国家已成为全球共识,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已成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农民的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关系到数字乡村建设的底色和数字中国建设的成效.通过全面分析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困境和农民数字素养普遍偏低的深层原因,深入阐释农民数字素养的价值内涵、生成逻辑和内在要求,进而提出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综合性实践路径,依托数字信息技术搭建乡村治理数字化智慧平台,持续双向赋能以加速乡村经济文化产业迭代升级,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新人口红利的生成逻辑

数字乡村建设为破解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人口与人才短缺的双重困境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陕西省宜君县的案例研究,本文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新人口红利生成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下乡要着眼于我国乡村社会的人口现状和产业结构特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来盘活乡村生产要素和重构乡村产业体系,以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和实现农民生计模式的创新转换,为引回返乡青年人才资源、提升留守妇女人力资本回报和延展留守老年人口机会窗口创造积极条件,进而为催生乡村新人口红利提供多元的路径机制。宜君经验的重要启示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底层逻辑是“以人为本”,核心原则在于处理好外源与内生、城市与乡村、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主要目标是帮助农民实现生计模式的创新转换,建立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社会资本赋能机制——基于德国、加拿大等国应对数字鸿沟经验的讨论

城乡数字鸿沟是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社会资本赋能或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借助制度嵌入机制,从社会环境层面对农村农民进行国家社会资本赋能,以“由下而上”的全新项目制运作思路,保障民众在数字乡村规划建设中的直接参与;第二,经由组织整合机制,于人际关系层面,通过多元主体联合网络为农村农民进行持续不断的组织社会资本赋能,提升农村农民的对外联通性和开放性,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发挥个人跃迁机制的效用,为个体提供兼顾认知和行为能力改造的个人社会资本赋能,帮助农村农民有意愿、有能力地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之中。社会资本赋能可以有效解决由“下不到乡”和“乡村不动”导致的“数字悬浮化”问题,弥合数字鸿沟,从而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快速发展。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革探源:基于人的需要之视域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乡村治理变革,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推动乡村治理变革;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诸多动力源中,农民的需要及其新变化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也是理解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理由之一,应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予以关注和重视.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兼论乡镇体制改革的走向

本文认为,国家力量向乡土社会渗透,进而对传统的分散落后的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整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般趋势.除"政权下乡"等一系列国家控制性渗透外,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国家渗透方式,这就是通过"七站八所"等机构,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在服务中将国家力量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正在进行的乡镇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取消"七站八所",而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服务重新建构国家权威.     

重塑善治：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

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乡村治、国家兴,能否实现善治既关乎乡村自身稳定发展,更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重塑善治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要逻辑,而要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需要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标的,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的过程中围绕治理体制、治理制度、治理人才、治理文化和治理模式却存在着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瓶颈。消解矛盾、突破瓶颈需要;优化责权配置,强化乡村治理整体效能;提升共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调治理格局;培育治理人才,加大乡村治理人才供给力度;拓展文化空间,加快新时代乡村文明建设;简化治理层级,建设数字乡村实现精准治理——从而真正建构起新的善治格局,全面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我国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在承袭传统中不断变革。在数字时代，简约治理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有待实现数字化转型。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源自现实基础层面的深刻变化，国家加大资源输入、社会结构基础改变、风险社会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形塑作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这种转型。数字化转型对简约治理带来的挑战集中于行政成本、人际互动、治理回应性等方面。在保持“积极有为”治理取向的基础上，数字技术在组织体系非科层化统合、治理过程人格化互动方面，赋予简约治理以新的要素和表现形态。数字化转型的简约治理应当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流程精简为构造理念、以多元参与为调适机制，实现“化繁为简、简而不少、简而高效”。与此同时，应防止带有刚性约束的数字技术弱化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防范过于依赖数字技术治理而弱化人格化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