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乡村治理的系统集成改革及其风险规避

乡村社会复杂的网络结构之中分散着技术化的和制度化的各类治理要素，链接着多元化主体之间纷繁复杂的互动关系，塑造乡村社会系统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有序功能结构。其中，参与性、智慧化、协同化是当代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政策设计有效落地的三大重要要素，三者之间的融合互动共同形成了数字乡村治理的基础性条件。作为中国制度场景下乡村治理体系优化的一种尝试，乡村系统集成改革通过吸纳式参与、智慧化赋能、嵌入式协同，塑造乡村的多元化治理结构，形成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融合乡村的多层次治理效能。但数字乡村建设仍要避免陷入运动式集成改革的窠臼，进一步打破数字化主义集成改革的桎梏，超越系统集成的“合成谬误”，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     

数字化时代制度赋能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在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应用推动着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变革与重塑，这对传统的制度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方面的功能发挥提出了新的挑战。数字化时代的制度更具即时性、精准性、可行性和有序性，可赋能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具体来说，可通过制度的即时性设计赋能源头治理、制度的精准性供给赋能前瞻性治理、制度的协同性运行赋能有效性治理、制度的恰适性创新赋能良善治理等方面发挥作用。在具体实践路径上，应以制度吸纳力厚植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制度基础，以制度整合力统筹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制度资源，以制度执行力实现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制度目标。     

论基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乡村治理结构改革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难题。要确保国家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政策的全面实施,必须改革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核心是理顺村民自治。一是改革县乡(镇)体制,设置与村民自治相适应的乡镇政府职能;二是公共财权下放与管理重心下移并举,建立“财、事、权”相统一的村民自治机制;三是构筑“两委”良性互动关系,建立完善农村民主自治机制;四是培育多元农村自治机制,为村民自治提供新型支持资源。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意蕴、偏差审视及优化路径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与生态环境治理交叠派生出的充沛政策势能为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有效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围绕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运行机制、价值意蕴、偏差审视、优化路径等四重逻辑维度展开立体解析。在深描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运行机制的基础上,系统刻画了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多维功能,并从“理念迟滞：传统治理思维的滞后性约束”“结构失衡：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性缺失”“技术鸿沟：城乡二元分割背景下的数字基础孱弱”“制度异化：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保障力度式微”等四个方面深度审视了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困境,进而提出文化驱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的理念升级;结构重塑,激活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技术适配,推动数字赋能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深度契合;制度优化,重塑农村人居环境数字治理的多重保障等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效能提升路径,以期促进数字技术更好地融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方案。     

数字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

数字化改革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引入技术嵌入理论与数字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探寻技术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是实现数字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理论准备。要突破数字技术嵌入市域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干部能力、部门协作、应用场景等领域面临的现实梗阻，应在数字技术与市域社会治理有效融合的实践中，坚持党建引领改革，打造多元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立数字治理制度，健全数字化改革标准规范体系；完善改革运行机制，做好全过程评价监督推广保障；培养数字思维理念，全方位提升干部数字治理能力；加大改革系统集成，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完善多跨场景应用，建立民意回应的综合平台与机制。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探析

乡村治理对于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三治"理念不深化,乡村存在着"微腐败"问题,直接侵蚀着群众的利益;乡村治理关系错综复杂;当前乡村仍然呈衰落的趋势,农村社区治理的伦理路径也遭到忽略。因此,当前社会治理需要健全"三治结合"的体系;完善监督体系和强化追责问责;维持村民现有自治制度,梳理乡村治理内容;通过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引进等手段,改善乡村衰落现状;正视乡村居民群体的主体性作用,依靠伦理路径促进乡村治理。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对策研究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其他任务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不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效能不高等主要问题，迫切需要健全县乡村三级协同治理组织体系、探索创新自治法治德治有效实现形式、着力创造保障条件等，真正实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意涵、出场实践及建设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人人有责共同建设的价值共同体，也是人人尽责共同治理的行动共同体，还是人人享有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凝练共享合作价值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平台，提升协同治理能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动态可持续过程，在社会治理领域需要统筹协同推进社会安全的本体性建构，社会矛盾的共商化解，社会活力和秩序的韧性治理，“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兴边富民的边疆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通过合作之治、规则之治、技术之治、民生之治，在社会凝聚、法治保障、数字赋能、精细服务等方面增进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调适，在治理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中构建韧性治理共同体。     

新时代十年我国加强乡村治理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

加强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展现。新时代十年的乡村治理致力于保持基层稳定以及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它突出以统合治理健全“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以系统思维推进“三治”融合发展，注重以改革创新推动末梢治理转型，重视以农民为主体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从而筑牢基层基础。创新和完善我国乡村治理，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加注重横向协同、纵向赋能与条抓块统；彰显并践行“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突出积极治理、系统治理与共同缔造的结合；通过引领型协同治理来驱动新时代乡村善治，实现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且充满活力，进而更好地建设农业强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     

农村基层治理创新须理顺三大关系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创新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核心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块重要基石。在创新农村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必须理顺乡村关系、村支两委关系及村委与村民关系。     

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民主治村的重要制度创新——对赣州"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调查与分析

江西省赣州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产生、发展是对中国村治传统的成功借助和根本改造,是赣州农村内部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对中国乡村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创新。它不是对现有村庄“两委会”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解构,而是对现有村庄治理制度的一种有益补充。在今后的新农村建设中,应努力保持和强化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作为村“两委会”领导下的村庄民间自治组织的本色,疏理和划清村“两委会”与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的相互职责边界,加强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内部的制度建设和自身的规范化管理。     

对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良性运行的几点思考

乡镇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利间的关系为社会所关注。当前我国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的"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倾向,本文从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政府强权、乡村治理法制建设缺陷、乡村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等角度剖析其成因,提出完善法律、明晰乡村权责、明确村"两委"职能划分、培育民间自治组织、改革乡镇干部任用考核办法、调整政策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素质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支撑。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乡村环境治理中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

乡村环境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分散性、流动性、复合性等特征,“治联体”自治是乡村生态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嵌入乡村以整体性推进环境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基于“价值—结构—制度”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T村环境治理实践,揭示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双向耦合的机理。结果表明,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是一个价值互认、结构互嵌和制度互融的过程。一方面,基层党建以理念嵌入、身份嵌入、制度嵌入等方式嵌入“治联体”,在“价值认同—结构优化—制度整合”的层层递进链条下激发村民进行环境治理的行动自觉;另一方面,“治联体”的嵌入性自主,不仅使“治联体”自治以新的简约形态复归落位,也为基层党建创新提供了中间渠道和行动空间。双向耦合下的乡村环境治理,实现了局部有效和整体有效的双重提升、政治定力和社会活力的协同进阶、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村治研究的三大范畴及其进展评析

村治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在不同时期,根据政策与实践的需要,村治研究分别形成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三大范畴,“村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研究目标上看,村民自治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追求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化.除此之外,三者在产生时间、研究缘起和研究重点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庄研究回归与农民行为形态、农村社区治理的城乡关系维度构成了当前三大范畴最新的研究趋势.但是,自治单元下沉的合理性、村庄研究的深度、农民形态的准确性以及城乡关系维度的泛化,仍然是制约村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