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学变古的几个问题

所谓宋代“经学变古”,即宋学变汉学之“古”。经学变古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经学观念的转变、经学解释方法的革命、经学怀疑思潮的兴起。通过经学变古,宋儒建立起一套与汉唐传注之学不同的新的经学范式———宋学。     

王夫之经学的基本特征

王夫之经学汉宋兼采,古今文兼治,集经学方法之大成。相对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王夫之经学属于今文经学;相对于汉学考据和宋学义理,王夫之经学属于宋学义理;相对于今文经学和经学义理学,其本质特征是经学义理学。     

论明中期经学对宋学的反动——以杨慎对经学的阐释为中心

在明中期的学术环境中,学者对宋学的推崇态度已大加转变,开始检讨宋学之失,重新肯定汉学之功,强调汉、宋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反宋学必定回复至汉、唐之学,故学者多倡言古注疏的重要性,在经书注解方面注重文字、声韵的研究和名物制度的考订等,逐渐突破宋学空发议论的解经方式。杨慎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认为宋儒之失乃因其"废汉儒而自用己见",他倡导汉学,重视音韵训诂,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开创了新的经学研究风气。尽管他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但这毕竟是考据学兴起的开端。杨慎对经学的阐释已表现出其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崇尚博洽、以实证的研究拒斥宋学思辨的趋向。汉学自明中期起即日渐复兴,明中期经学的反宋学是清人"复汉学"的先导。     

朱熹经学之特征及其对中国经学、教育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史上,经学与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般说,自汉以后,经学是教育的基础和依据,教育以儒家经典及对经书的阐发为内容。朱熹作为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又是中国理学教育的系统总结者,毕生从事教育和经学研究,又把二者相结合,在对汉学的批评吸取和对宋学的继承发展中,提出了别具特色的经学思想,并对中国经学和中国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商略古今,折衷汉宋:论王先谦的今文《诗》学

嘉道之后的《诗》学承乾嘉之余绪,固有重考据之风,然亦有其相当复杂的一面,首先是考据中有今文一派的兴起,其次是重视考据研《诗》的学者,无论是古文、今文学派,两种文本都很重视;三是所谓宋学,即重视义理、诗旨、文气的研究方法,并未因考据学的兴起而终止。王先谦的《三家诗义集疏》及其经学思想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嘉道以后《诗》学的复杂状况。     

论经学的历史发展

本文依据经学内容和方法的倾向或特色的不同，将经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汉学、宋学和清学三个阶段，并探讨了各个阶段所包含的历史时期、基本的学术特色及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学派特色，展示了经学的历史发展轨迹。     

《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论(二)

(2)宋学主体形态——洛闽经学批判 “洛闽继起,道学大昌”,以中晚唐日益壮大的儒学文化复兴为前导,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两宋诸子以濂、洛、关、闽学相互激荡,终于创建起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理学或曰道学。 在理学的孕育下,洛闽时代的经学以异军突起的姿态崛起于中国学术史。 对洛闽经学或曰宋学,《总目》有如下三方面论析:     

宋学在台州的兴起和发展

汉学向宋学的转型是唐宋变革时期在学术文化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在不同地域之间的进程和特点各不相同。文章对宋学在台州地区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台州宋学的兴起和发展,与两宋之际的政治文化重心南移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从发展的阶段特点来看,北宋是台州宋学＂义理之学＂的发展时期,与安定之学渊源深厚;南宋是台州宋学的＂性理之学＂的发展时期,受朱熹的影响甚深,且最终出现了三家学术鼎立的格局。     

龚自珍对经学纷争的评议

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优劣长短之争,是晚清经学面临的重要课题.龚自珍对此经学纷争,既反对汉学与宋学之分,又持今、古文经学同源说,并主张汉学宋学、今古文经学无偏废,兼采并收.所以,说龚自珍的经学乃今文经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不分门户,兼采汉宋、古今文经学,实事求是,才是龚自珍的经学根本,而这与乾嘉汉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论宋学兴起的文化背景

宋学是中国经学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和学派,它的兴盛,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背景、趋势密切相关。由于唐宋之际复兴儒学、疑经风气、三教归一,从而促进了一种新的经学形态宋学的出现     

论《珊瑚钩诗话》的文学批评特色

《珊瑚钩诗话》承北宋元礻右诸公论诗余绪 ,在对江西诗派理论进行阐发、修正和补充的过程中 ,浸含了多方面的思想文化内容 ,对现实的关注、道义的激扬与个人性情胸臆的自由喷发融为一体 ,文学批评与针砭时势相结合 ,激荡着深沉的爱国之情。在宋诗话中 ,它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批评著作     

简论郭沫若与蜀学传统(上)

文章描述了蜀学发展的基本线索,自西汉始是指儒学在蜀地的传播,北宋以"苏学"为代表形成学术特色,晚清成为经学研究的中心,"重文史"和"崇实学"是两大鲜明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郭沫若的所受教育、性格养成、思维方式等,分析了蜀学文化传统对郭氏的深刻影响。     

论科技革命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

科技革命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反过来促进理论创新。科技革命为经济形态的转变提供了动力,经济形态的转变孕育了经济理论的发展成熟。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的递进转变导致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的诞生和发展。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呼唤新的科技革命的到来。     

论宋初的文化忧患意识 --兼论经学变古的历史必然性

儒家文化的危机引发了宋初学者的文化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忧患意识形成一股潮流,引发和促进了经学变古和儒学革新,将宋代文化推向高峰.儒学文化被注入了新的活力,终于在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战胜了佛、道等异质文化,儒学文化的主体地位更加巩固.     

唐宋人蜀文人与巴蜀文化之缘

巴蜀文化自古孕育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在经济文化尤其发达的唐宋时期还吸引了一批非蜀籍的文人墨客流寓于此,出现了自古词人多入蜀的高峰盛况。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巴蜀地区的经济繁荣及其城市文化的丰富多彩;唐宋文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巴蜀文化的兼容并包、汇纳百川。     

南宋理学与书院教育宗旨

南宋时期,理学和书院呈现一体化发展趋势。理学家倡导复兴儒学、以儒家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作为书院教育宗旨,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为书院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集美学校校歌》源考

《集美学校校歌》于1918年2月开始创作，同年3月发布，其后有过几次修改，今天演唱的《校歌》最早刊登在1933年出版的《福建私立集美学校廿周年纪念刊》上。《校歌》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多声部合唱音乐，歌词属于原创作品，其结构与《黄河》的歌词结构基本相同；《校歌》的曲调是精选而来的，与张秀山1913年编配的《黄河》相似，可以溯源到1905年沈心工创作的《黄河》。《校歌》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也时刻激励着集美学子继承学校的优良传统。     

宋代广西文化教育的发展述论——以科举、官学与书院教育为中心

宋代是历史时期广西文化教育发展的兴盛期,科举考试、官学教育与书院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成就,这与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空前发展密不可分。宋代广西的文化教育在整个古代广西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文治复兴”与礼制变革——祠堂之制和祖先之礼的个案研究

从宋元到明清,中国社会步步形成士大夫、国家与庶民共谋的"共主体性"的政治文化。"祠堂之制"(伴随着国家礼仪的士庶化)和"祖先之礼"(伴随着民间礼仪的国家化),则是宋代儒家士大夫企图恢复尧、舜、禹三王之治的运动——"文治复兴"中开始的士大夫重要的"制世定俗"的礼制变革和文化实践。"文治复兴"的积极贡献之一是客观上将民众动员和调动起来,并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和政治事务之中。虽然民众并不简单屈从帝士共治的"修齐治平",却因此"激活"了他们的多元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被"文治复兴"激活和政治启蒙的华南地域,经济和文化有了空前广泛的发展。华南庶民宗族丰富的文化创造、民间宗教信仰的广泛发展,亦都是这一过程的伴随结果。     

亘古不变的精神家园--论宋代河南作家的创作背景及其成就

汴京曾是北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河南作家,对宋代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结合宋代文学史上的典型事例,揭示出宋代河南作家的创作背景与成就之间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