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经学刍议

元代政府规定科考<诗经>以朱熹<诗集传>为主,由此,申述朱熹诗经学便成为当时学风之所趋.元代不少诗经学者诸如许谦、梁益、朱倬、梁寅、刘瑾、朱公迁、刘玉汝、胡一桂、罗复等人虽对朱熹诗经学做了大力卫护,但学术界的尚实精神并未消亡,而马端临对朱熹诗经学的大力挞伐,又给当时的诗经研究增添了一道靓景.元代诗经学在宋、明诗经学中具有承启作用,我们不能轻视其学术价值.当下的元代诗经学研究所出现的惨淡景况,是由目前学术研究过于追逐"热点"这一畸形现象所导致的,应该得到及时矫正.     

戴震早年对朱熹学术的评判——以戴震《毛诗补传》与朱熹《诗集传》为例

关于戴震早年是否为朱熹学术的维护者这一问题,目前学界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以近年发现的戴震早年治诗作品《毛诗补传》入手来对此问题加以辨析。细绎《毛诗补传》可发现,戴震在词义考释、诗旨阐发及淫诗说、赋比兴等方面,对朱熹《诗集传》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由此可知,戴震早年并非朱熹学术信徒。戴震治学不立门户,毕生遵奉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他早年对朱熹学术的评判,正是其践履治学理念的重要表现。     

理学化经学视域下的《诗集传·二南》阐释

汉、宋诗经学皆为经学视域下以教化人心、经世致用为目标的阐释,不同的是诗经汉学重外在伦理规范,诗经宋学则以理学为依托,偏重阐发心性存养。朱熹对《诗经》的解读以复性求理为最高目标,进而教化万民、重振纲常,"求诗本义"反居其次。朱熹认为《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独为风诗之正经。《诗集传·二南》的训释强调了诚敬、仁善与纲常,集中体现了宋代经学的理学化特点。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朱熹经学的审美阐释

朱熹的经学阐释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囿于学科界限,其背后的整体精神内涵鲜有人探索。朱熹偏重义理实际与其天道性命心心相传的生命美学追求密不可分。朱熹以心统性情的哲学框架重新结构《诗经》阐释,辨析诗的抒情本质,突显"性情之正"的理想境界,表现出对和谐、审美的存在体验的重视和追求。除此之外,朱熹在《大学》修身工夫上追求"至善",在《中庸》阐释中强调以心传道、"至诚无息",其实也是诉诸生命之美,表达在天地人心的相通中传承生命之存在体验的美学理想。     

朱熹的理学四季观及四季诗创作

理学家中的诗人不多,有成就者更少,而朱熹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朱熹的理学诗,有理趣而无理障。这种艺术成就的取得,正是因为朱熹将他的理学思想渗透到了他对世界的观察和语言描述中。本文通过对朱熹四季诗的研究,试图揭示朱熹理学四季观对他的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孝经刊误》的是与非——兼论朱熹的治学态度与精神

《孝经刊误》是宋代大理学家朱熹的重要著作 ,该书对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作了大刀阔斧的删改。对此 ,历代有些争议。本文认为朱熹此举体现了敢破敢立的独创意识和旁征博引的学术功力 ,但确实有些轻率 ,并有护道的嫌疑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民国时期白寿彝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论证

白寿彝以史学而著称,同时在民国时期对朱熹也有颇深的研究,尤其是他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研究,着重于从佛书之外得到证据,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他不仅以李侗《与罗博文书》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证明朱熹从道谦学佛,而且最早以朱熹《游密庵》说明朱熹青少年时多次游盘于道谦所居的密庵.他的这一研究对于论证朱熹从学于道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程大昌诗经学论略

与朱熹齐名的南宋新安理学程大昌,有诗经学专著<诗论>,影响较大.此外,程氏运用其贯用的以类证类、反经推求的方法考辨了一些具体的诗经学问题.程氏认为,<淇奥>绿竹是竹非草;谖草乃蕿草之讹;秬鬯为黄色酒;薇菜四季可采;葑菲根美,无以下体弃之;爰契我龟为食墨吉兆;三良乃自愿从死,非穆公遗命使然.如此等等,不乏慧眼卓识,发掘、整理这些论断,对<诗经>研究不无裨益.     

元代“史记诗”的学科意义和历史地位

元代"史记诗"是元代史学史和"史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代文学史、批评史及其《史记》接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史记诗"作为独特的文学、史学文体形式,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研究元代"史记诗"要有鲜明的辨体意识。元代"史记诗"文献丰富,通过分类统计和总结分析,可以从多维度视域来观照元人如何以"史记诗"来接受和阐释《史记》的,进而透视出元人的文学观和史学观,这既可以弥补元代"史记学"研究的不足,也可以拓展元代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元代史记诗具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立意必奇,贵在翻案"和"王道德治,治乱兴衰"等多重内涵特征。     

元代新安经学与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

明初官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多取材元代新安经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新安经学家多为终身未仕的乡先生,其经学影响范围实属有限,但却因《元史》的纂修确立了学术地图上的位置。"大全"纂修者之所以取材新安经学,是青睐其以朱熹为指归、又纂辑群言为参考的"附录纂疏"体例。汉唐经学发展到编纂《五经正义》形成了凝固化困局,宋儒"疑经"则是对其破解。朱熹宗师地位确立后,其后学亦步亦趋对其维护,新的凝固化趋势开始出现。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之学是朱熹经学凝固化的表现,而"大全"的修纂使朱熹经学的凝固化成为定局。     

朱熹经学之渊源

朱嘉吸取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的优长 ,批评其流弊 ,将训诂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 ,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较为可靠的材料基础上 ;他不囿于成说 ,而是大胆怀疑 ,加以创新 ,这种思维方式乃发端于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 ;作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思想与唐宋时的“四书”之学也存在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朱熹不仅是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而且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故而北宋以来的理学也是朱熹经学思想的重要渊源     

钱穆的理学观

本文阐述了钱穆有关理学研究的以下贡献:认为初期宋学是理学的直接思想渊源,突出了初期宋学的历史地位,把它当成沟通汉唐乃至先秦与宋以后学术思想的桥梁.把理学分为宋明与清代二个历史时期,宋明包括北宋、南宋、元代、明初、明代中期、明末六个阶段,清代包括晚明诸遗老、顺康雍、乾嘉、道成同光四个阶段,并把这一发展与社会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分析,揭示了理学流变的特点及其内在逻辑.全面揭示了清代学术思想与宋明学术的渊源关系,指出理学不仅在清初,就是在汉学盛行的乾嘉时期仍有其影响,只有通晓宋明理学,才能很好地了解清代学术思想的特征及演变与发展.把朱熹置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去考察,从多视角揭示朱熹思想的精神,突出朱熹的历史地位.     

朝鲜本朱熹诗文选集《雅诵》考论

《雅诵》为朝鲜朝正祖大王编选的朱熹诗文选集,在当时刊印流传甚为广泛。正祖意在仿效《诗经》之体例,让朝野上下家弦户诵,以达到化民成俗的诗教目的,因此,正祖对《雅诵》的解读处处与理义相联系。除此而外,还有相当多的诗歌并非谈性论道之作,但这些作品通过朱熹日常性情的流露、恬淡胸怀的呈现,同样起到了陶冶滋养的教化作用。     

儒家诗统和宋诗情怀

儒家的诗经传统是动态的发展体系,它集中体现在对《诗经》的认识上。在宋金元时期,不仅儒家诗经 传统依然存在,而且得到了具有时代精神的发展,这就是以宋代诗人崇尚理趣的情怀重新认识儒家诗统。欧阳修、 张方平和朱熹的研究与诗情理论关系紧密,而张戒则直接提倡向“三百篇”看齐,从而推动了诗歌创作。这四位诗 经学家的理论相互衔接,形成统绪,可视为宋金元时期儒家诗经传统的一个子系统。他们本身都是诗人,其理论学 说尤具宋代思维细致绵密的特征。     

从《诗集传》看朱熹的文艺观

<诗集传>作为至今广为流传的<诗经>注本,集中反映了朱熹的文艺观.朱熹在<诗集传>中明确地从文艺理论上简述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并运用这一理论来具体评价<诗经>,从而肯定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朱熹重视诗歌在抒发作者情思方面的功用,并认为"诗言志"中的"志"是衡量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诗集传>载有有关赋、比、兴的论述及其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对发展我国文艺事业大有裨益.     

论朱熹文学家身份的历史性消解

朱熹研究是当代学术的重要课题，然而学界对朱熹的文学成就却缺少注意。其主要原因是朱熹作为理学家的巨大名声掩盖了其文学家的身份，他对后代文学的负面影响更使后人误认为他对文学取拒斥的态度，于是朱熹的文学家身份被历史性地消解了。本文认为只有当我们摆脱了这种历史性消解之后，朱熹的文学史意义才能得到较为完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