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与重、灵与肉的选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金色笔记》的比较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金色笔记》这两部作品都着力描写了现代西方人的生存状态,努力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写出了人们在信仰缺失下的迷茫痛苦、挣扎追寻和奋力坚守。而在对人的生存价值的追寻中,轻与重、灵与肉的矛盾选择是两位作家关注的重点。     

王安忆的历史想象:《流逝》与《长恨歌》差异性透视

王安忆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篇小说<流逝>,与她后来颇负盛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流逝>和<长恨歌>都讲述了一个旧上海的名媛闺秀在1949年以后的生活遭际.对这段历史的想象和描述,这两部作品完全不同.首先,两部作品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景观,一个是平淡琐碎,一个是优雅闲致:其次,<流逝>细致地展现了人在非常岁月里生存的艰辛;而<长恨歌>沉醉于讲述的则是某种生活方式和情调.在艺术真实性上,<流逝>显得实在可信,而<长恨歌>则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及逻辑性.这些差异性不仅有时代文化氛围的变迁,也包含了作者所采取的写作方式的改变.     

《老子》与《易传》损益思想的异同及意义

损益思想最早来源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上帝观念"、"天命思想",包括损人益天与损天益人两个重要阶段.从损益思想角度考察,<易传>与<老子>有相似的一面,都重视"反"的功能和作用,注意到事物相反相成的关系.但<易传>思想明显有进一步的成熟与发展.<易传>在解<损>、<益>两卦时,<彖辞>侧重上下,<象辞>侧重己人、过善,从而将<老子>、<论语>等所探讨的天人之间的损益观念,吸收融会并进一步具体化起来,更加突出修养论.随着后世学术史的演进,<易传>与<老子>的相互结合与分辨形成了新的思想和观点.     

轻逸之美沉重之思——《看不见的城市》与卡尔维诺的“轻逸”美学

“轻逸”在卡尔维诺的创作思维和小说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小说创作与美学理论之间也有十分鲜明的相互阐释性。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卡尔维诺以轻逸的笔法构筑了如梦般轻盈的城市,以飘逸轻灵之美揭示了现实生活的沉重与人类生存的重负。在对“看不见的城市”的轻逸书写中,体现了卡尔维诺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和人类生存处境的关注。卡尔维诺的“轻逸”美学有意打破小说美学的压抑局面,把读者从以前那种以“重”写“重”的沉闷而压抑的格局中解脱出来,让人们在这个越来越沉重的世界里放飞轻逸的梦想,以飘逸、洒脱的态度坦然面对生活的重负。这种以轻逸之美来表现沉重之思的美学追求,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     

女性关怀的不同书写——试比较《橘子红了》和《妻妾成群》

<橘子红了>和<妻妾成群>皆以女性为主要描摹对象,关注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价值,同时,二者又异彩纷呈.从书写主体、文本呈示和艺术实现层面比较两个文本,可以管窥叙述的不同可能,亦可把握二者女性关怀的不同书写.     

《天雨花》和《再生缘》比较研究

<天雨花>和<再生缘>是明清弹词小说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再生缘>在经过陈寅恪、郭沫若两位大师的推许之后,其在弹词小说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几成定论.可是,将它与<天雨花>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它在对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反映以及人物反抗性格刻画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天雨花>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古人的"南花北梦"之说似乎更容易让人接受.     

《雅歌》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音乐性

《雅歌》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两部在主旨、文体、色彩、人物形象、最初出现的时间、空间等方面迥异的作品,但两部作品具有一个共性,即音乐性。两者都撷取音乐形象和风格特征,使之与作品特定的情景、氛围形成共鸣,利用音乐听觉感受来增强作品的叙事效果。从七个层面来分析两部作品的音乐性,可以从中解读两部作品创作手法、思想内容的迥异,同时,也期望引起人们对两部看似无关的作品的内在关联的思考。     

生态批评下的《傲慢与偏见》和《简·爱》

<傲慢与偏见>和<简·爱>这两部作品在领先于时代、拒绝在自然观方面男性话语的影响、拓宽生态审美观、强调女性和自然的密切联系等方面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就这两个文本而言,夏洛蒂·勃郎特比简·奥斯丁要走得更远一些,看自然的视角更广阔一些,"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思想更突出一些,男性与女性对自然截然不同的态度刻画得更深刻一些.     

异曲同工——《戈泰龙》与《溪山行旅图》比较

通过<戈泰龙>与<溪山行旅图>的比较发现,巴尔蒂斯不仅从他自己的文化历史中吸取经验,也从东方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通过对物象背后真实的追问,他以画家特有的敏锐心灵发现了中国五代和宋代画家追寻的境界.     

解析《孝经》与《孝论》孝亲观的差异

<孝经>论述了世俗之孝;<孝论>不仅论述世俗之孝,而且论述了出世之孝.<孝经>遵循礼的规范,主张孝有差等;<孝论>要求众生平等,主张孝无差等.<孝经>将孝从社会伦理发展为政治伦理,主张"移忠于孝";<孝论>则把孝与戒结合起来,认为孝与戒为一体,主张"移孝于戒".<孝经>的孝侧重在确立人的立身之道,怎样才能显亲扬名;<孝论>的孝则侧重在告诉人们守身之道,怎样才不违戒,怎样才能积善.     

明清之际杭州卓氏四作家生平事迹考补--从《全清词》顺康卷的一个失误谈起

卓发之、卓人月与卓尔康、卓人皋两对父子,是明清之际杭州卓氏文人群中比较重要,而当今学者对其生平情况又知之甚少的四位有代表性的作家.该文依据众多善本文献对这四位作家的生平事迹暨生卒疑年略加考补,以丰富和改进学术界有关明清之际文学、历史的认知.     

走向政策与法的关系研究之形而下——论政策与法和谐相处的机制建设

对政策与法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到了该从形而上的研究,前进到形而下的研究的阶段了。这种形而下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所未进行的,它具有两个特点或内容,一是关注对实例（个案）的研究;二是致力于政策与法和谐“相处”的机制建设,这种机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避免政策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机制,另一个是进一步强化和“激活”立法机关的立法功能的机制,此二者相结合,才能使政策和法和谐“相处”。     

试论儒家仁学天人和谐之环境伦理思想

儒家天人相和仁学思想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环境伦理价值观念与思想体系,儒家强调万物一体、主客统一,天地自然更具根本性;以生释仁,强调珍惜生命、珍爱万物,是"替天行道"的道德至善;提出"民胞物与""人者,天地之心",既强调人与自然不可分割又凸显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人当尽天赋本心,尽关爱保护自然的道德义务,以体现人贵于自然万物,实现以人为本、爱物与爱人的统一,实现仁,达到人的道德完善.儒家天人和谐仁学思想在生态环境伦理观上的独特认识,可为我们突破并超越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认识,为今天解决生态危机、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的传统思想资源.     

魏晋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

在魏晋之际政治大变动时期,士人面临重要政治选择,或仕、或隐、或走、或反。出仕者有裴秀、贾充等,前者"步步高升"而无明显劣迹,后者曾在任要职期间鼓动弑君。至于阮籍,沉湎酒中而能不失风骨,可看作隐于朝中者。嵇康求隐但未彻底远离政治,后因故被杀;而孙登则为真正的隐士,并由此得以保全。夏侯霸从魏国出走投奔蜀汉,不仅保其身还出任显职。李丰计划在洛阳发动政变以反司马氏,但图谋失败;钟会在益州起兵反司马氏,随即败没。魏晋之际士人在政治上究竟做何种选择,与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包括政治立场、志向、个性等有关,也与其对个人利害关系的认识或对局势的评估有关。     

论科学与人文的三重同一性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核心问题.如何把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从人性的深处揭示二者的内在关联,已成为关键环节.人类心智的意向性活动是人类一切文化活动的最初本源,因而从心理意向性探索科学与人文的本质关联应该是一条重要进路.如果从人类心智的意向性这个坐标原点来看,科学与人文便本然地具有三重内在同一性,即:意向层面的源初同一性、理解层面的解释同一性和意义层面的修辞同一性.     

国家底层与社会群体互动的多重逻辑

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学术界还较少关注国家底层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逻辑。国家底层不同于国家,它是国家与社会直接衔接的重要层面,它在与社会群体的互动过程中会有怎样的逻辑与原则,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围绕国家及其政策、国家底层和社会群体三个主体,形成了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和社会逻辑,并伴随着深刻的行为意义,而这三个逻辑交织在一起也使得国家底层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变得复杂多样。     

印象派与东亚美术关系问题述要

印象派与东亚美术关系是一个无人不知晓但又很少被说清楚的问题。文章从史实依据和美术语汇这两个角度，深入阐释了东亚美术对印象派这一启动现代美术运动之主潮的影响所在，并由此折射出了现代画法从一开始就带有的传统印痕，进而为现代美术论域中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问题抛出了一块引玉之石。     

可持续消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随着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推进,可持续消费被人们更广泛地接受。可持续消费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意义,发达国家应当尽量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以推进可持续消费,而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问题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上避免浪费和污染。     

古“三苗”新考——兼论“三苗”与南方诸族及楚国之关系

“三苗”的问题,是我国上古史和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纸上文献与地下出土资料相结合,以研究尧、舜、禹时代南北统一战争与“三苗”的迁徙,并厘清三苗与蚩尤及南方部族之关系,以及三苗与楚国历史渊源。笔者认为“三苗”原是奄有今湘、鄂、赣之地的土著民族,在南方势力极大,其兴衰与我国上古时期南北统一战争的进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