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庾信《春赋》中的对偶谈到修辞

一、庾信和他的《春赋》这篇文章是从庚信(文学史上有争议的名人)的一篇小赋——《春赋》作出来的。主要想研究一下其中的对偶。通过对偶的分析再去观察一下修辞的问题。庚信(513—580)的赋有名的有好多篇,特别是《哀江南赋》是公认的代表作。但这里却没有选用。这是因为,一则我们研究的是语言学,不是文学。《哀江南赋》是他文学上的代表作,而我这里研究的是他的对偶,完全不必选他那篇洋洋洒洒的自传兼抒情议事的长篇。二则是这篇《春赋》也有其代表性,篇幅虽小,却通篇都是对偶;而且     

庾信“乡关之思”“位望通显”辨析

《周书·庾信传》中说:“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云。”《哀江南赋》一类作品是否是表达“乡关之思”,庾信在北朝究竟是否真的“位望通显”?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本文将逐一辨析。     

《九章》解题四则

哀郢 关于《哀郢》的创作背景和年代问题,至今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主要有三说。第一,哀放说。谓屈原被放逐之后因哀念故都,感叹身世遭遇而作此篇。王逸《楚辞章句》首倡此说。黄文焕《楚辞听直》认为屈原放逐是在顷襄王初年,又据《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则定《哀郢》作于顷襄王九年左右。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亦同黄说。第二,庄(足乔)     

关于《进学解》、《滕王阁序》写作年代质疑

一、韩愈《进学解》写作年代质疑韩愈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文学家之一,特别是他的散文对后世影响很大。《进学解》是篇名赋,历来脍炙人口,是韩文的代表作之一。全文刊录于两唐书,足见其在韩文中的重要地位。弄清其写作年代,无论对教学,科研均有裨益。大学基础课统编教材《大学语文》(徐中玉主编)选有此文,汉语系的专业基础课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也辑有此文。对于其写作年代,朱东润认为:“作于元和八年(813)”。而《大学语文》则写作“元和八年(813)韩愈复为国子监博士之时。”究竟《进学解》写于何年,韩愈又在何时复为国子博士,在教学中我翻阅了有关资料,对此有些不同看法,故不揣谫陋,求教子有识之士,但限于材料,难免谬误,尚乞指正。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王闿运注释庾信《哀江南赋》纠谬--兼论《哀江南赋》注释的基本源流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汉魏六朝别集类中,收有清末王闿运撰写的《哀江南赋注释》一卷,视为庾信《哀江南赋》的一个注本,这是收书的失误,该注释是王闿运为自己的作品《哀江南赋》所撰。     

《哀江南赋》“用无赖之子弟”解

作认为陈寅恪先生据杜甫《咏怀古迹》认为《哀江南赋》中“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二句即“指武帝事而无赖子弟指侯景”一说认为不妥，并据同“王子召戒”句主要应指引狼入室之临贺王正德。又旁引东魏杜弼为证。同时作指出，谭天璧，纪馥华选注的《瘐信诗赋选》中“用无赖之弟”句注亦不够准确。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楚辞·九歌》的写作年代辨析

关于《九歌》的写作年代,人言言殊,主要说法有三种:一是全作于屈原青年时期,是屈原在政治上得意时的作品;二是全写于屈原被顷襄王流放于沅湘期间,是屈原晚年失意之作;三是写于为楚怀王疏远而退居汉北的一段时期。 笔者认为,《九歌》十一篇,有作于屈原青年时的,也有写于他晚年的,作于前期的是屈原为楚王室制作的祭歌,写于后期的是他采用民间祭歌形式创作的抒情诗。 关于《九歌》的写作年代及为何而作,以东汉王逸说为最早。他在《九歌序》里说:     

清初《哀江南赋》注本考论

庾信《哀江南赋》的接受在清初掀起高潮,注本的不断涌现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本文对清初九个注本的注者、注释特点、存佚及流传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指出寄托故国之思、创作借鉴、迷恋考据,是当时文人热衷注释《哀江南赋》的基本原因。清初《哀江南赋》注本不但生动反映了文人心理的变迁,也是了解当时文学和学术思潮的一个重要窗口。     

莫把“刘子”当刘勰——何天行《楚辞新考》谬误一例

何天行的《楚辞新考》,为了否定屈原曾作《离骚》,在引用了刘勰《文心雕龙》的《辨骚》、《神思》等篇之后,紧接着说: 他在另外一部著作《新论·正赏》篇中却说,“郢人为赋,託以灵均,举世而诵之,后知其 非,皆缄口而捐之,此为未知文也。”他所谓“郢人为赋,託以灵均”者,明指《离骚》赋而言。还说:“可惜刘勰没有说明原委,但从这一段话,可知《离骚》的作者虽系楚人,而必不是‘灵均’无疑。”     

贾谊《吊屈原赋》臆说

《吊屈原赋》最早著录于《史记》、《汉书》贾谊本传。后昭明太子箫统合《史》《汉》叙说一节为序,以《吊屈原文》作题收入《文选》“吊文”类。宋朱熹则易名为《吊屈原赋》,再收入其《楚辞集注》“楚辞后语”中。据本传,该赋是“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的“自喻”之作。因而,《吊屈原赋》向以继承并发扬屈原精神而公认为是汉代赋作的各篇。但笔者在仔细研读了该赋之后,觉得过去对它的肯定实有不当。今不揣谫陋,略述咫见谀闻,为臆说者四,以就正于海内明哲。     

关于王安石的《字说》——驳“四人帮”喉舌所谓《字說》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根据”的谬论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实行变法。他在推行经济和军事改革的同时,为了在文化学术方面与变法运动相配合,树立革新派在文化学术上的统治地位,设置了“经义局”,以他自己的政治思想观点去训释《诗经》《尚书》《周礼》,号为《三经新义》;又撰写以说解文字为内容的《字说》廿四卷。这就是当时所谓“荆公新学”的基本内容。《字说》写作始于治平年间(1064—1067),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元丰五年(1082)进呈朝廷。《字说》问世之后,风行一时,曾作为教材颁于学官,有司用来科学取士。在《字说》的介绍、研究方面,当时“有唐博士耜、韩博士兼,皆作《字说解》数十卷,太学诸生作《字说音训》十卷,又有刘全美者作《字说偏旁音释》一卷,     

赋:极富包融性的特殊文体

在中国古代文学诸文体中,赋这种文体最特别。说它是散文,它偏偏多有协韵,句式较为整齐;说它是诗,它偏偏还有些不协韵的散句。古代的研究者,一般把赋归人“文”的范畴来研究它。古代诗歌不讲分行,而讲究多少韵、多少字,这种传统,六朝时就已形成,例如梁武帝经常饮宴赋诗,令臣下赋个二十韵、三十韵,自己也曾作《觉意诗五百字》。因为中国古代诗歌除了少数七古和杂言诗外,句式都很整齐,押韵也很规范。假如我们不是用古代诗歌的概念(无论是近体或是古体),而是按新文学或今人关于诗歌的概念来看待赋体的话,我们会惊叹道:原来中国古代的赋说它是诗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葛克成(William·Granham,jr)英译庾信《哀江南赋》时将赋分行排列,以下是赋序前数行:     

《哀郢》非为“白起拔郢”“庄蹻暴郢”而作

《哀郢》是一首悲愤欲绝,令人一读三叹的诗篇。屈原为什么这样强烈地对郢都抒发哀思,古今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是为顷襄王二十一年郢都沦陷而发;又有人别出新意,说怀王二十八年,庄(足乔)在郢都发动暴乱,九年后(顷襄王七年),屈原因“秦楚复和”触动情怀而写《哀郢》,以作“前事不忘”的回忆。我对这两说颇感怀     

《两都》与《二京》

赫然冠于《昭明文选》卷首的两部大作,就是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自从萧统把它们奉为文章的楷模之后,它们在文坛上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刘勰《文心雕龙》评论说:“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并辞赋之英杰也。”评价甚高。自左思对此二赋提出批评后,历代论家,抑扬褒贬,莫衷一是。当代文学批评家,则多持否定态度。或褒或贬,一般都是把《两都》、《二京》作为京都大赋的代表之作相提并论,好象它们之间没有多少差别。其实两赋     

试论刘勰的宗经、辨骚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刘勰把《五经》看作是文学活动的指南,如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宗经》),而把《诗经》作为创作典范是不行的。葛洪《抱扑子·钧世》就指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鲁颂·閟宫》),何如王生之赋灵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乎?同说游猎,而《叔畋》(《郑凤·叔于田》)、《卢铃》(《齐风·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赋》)乎?”刘勰认为不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再看刘勰在《辨骚》里指出《离骚》“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个“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缚着刘勰了。以上这种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来讨论过,这里只想对这种看法,提出点商榷意思。     

《巴蜀文化初论》商榷

徐中舒先生作《巴蜀文化初论》,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二期,其中颇多创见,而论及西南诸族的问题,则亦有可以商榷者。徐先生认为板楯蛮(亦称为賨人)是巴族,这是对的;但是文中又说:“哀牢和氐,都属巴族。”(《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二期22页。以后省去学报,只注页数。)又说:“板楯也是廩君之后。”(28页)又说:“賨民就是板楯蛮,他们都是廩君之后,六朝时又有巴氐之称。”(32页)又说:“古代巴族又有僚称。”(33页)这样一来,廩君蛮、哀牢、氐、僚诸族,都变成巴族了。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呢?我愿意提出不同的意见与徐先生讨论。     

圣域发现与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之神圣书写

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名篇。王延寿所以能单赋一篇而名留青史,不仅仅因为它在写法方面弃大赋之繁类穷变与对称叙列,代之以移步换景和个人化的时间结构篇章,使文势灵动而词采飞扬。更重要的是他以神圣书写的方式,按照圣景、圣境和圣徵的书写层次,由显及隐,依次展开,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将灵光殿与宇宙图式和恒久时间相关联,极力赋予灵光殿以神圣特性,并借此抒发自己美汉、颂汉的情怀。《鲁灵光殿赋》处处表现出它所受谶纬观念的影响,尤其是把灵光殿与为汉制法的玄圣孔子联系起来,使之成为汉室正当性的表征,优游圣域并予以神圣书写。后世批评《鲁灵光殿赋》而但就其写作技法而论其高下,实则并未能体会王延寿的写作宗旨,因而也有失偏颇。     

话说渊明三赋

陶渊明以诗名世。他只留下三篇赋,约占现存文稿的百分之二。历代对其三赋作出的评价也多众说。对《归去来辞》,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巳”;苏东坡也有相同的意见,并“于建中靖国间,和《归去来》”。对《感士不遇赋》,明张自烈说,“此赋未为佳”;清孙人龙却谓“有助于风教”。至于《闲情赋》,大多就“爱情”和“比兴”立说。主“比兴”说的又有“求道”、“恋主”、“思帝     

《哀郢》缘何而作

《哀郢》这首诗,王逸《章句》以为屈原遭怀王放逐后哀念故都而作。洪兴祖《补注》改怀王为顷襄王。放逐之说仍旧。朱熹《集注》倾向洪兴祖。这是第一种看法。王夫之《通释》从根本上否定逸注,认为屈原因顷襄迁陈而作此篇。这是第二种看法。谭介甫先生《屈赋新编》(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认为《哀郢》与“白起破郢”绝无关系,屈原所哀的是“庄蹻暴郢”。这是第三种看法。(其他看法,或从王逸说衍变,或从王夫之说派生。)以上分歧,远远超出个别词句解释的范围,关系到诗歌的主题,甚至牵涉到作者的立场和政治倾向。 用“迁陈”说解释《哀郢》,局部可通,说明全篇则有困难。“暴郢”说与原作圆凿方枘,格格不入。三说中惟“放逐”说最为正确。惜王逸等的注说过于简略,又存在一些缺点,不能使人完全信服。蒋骥《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