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道治理思想研究与当代社会

正编者按:本专题集中讨论儒学、佛教、道家道教治理思想。李承贵教授从宏观上对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做了简要的概括与叙述,部分地呈现了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初步探讨了儒佛道治理思想特点,并对儒佛道治理思想之于儒佛道思想研究、西方治理理论、当今政府的治理政策、人类遭遇的现代性课题等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针对性分析与评判。辛小娇博士对王阳明治理自然思想展开了独到的发掘,认为"一体之仁"、"同此一气"与"等差原则"是王阳明"万物     

佛本之争与佛道之争的比较

道教是汉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本教是青藏高原上的原始宗教,二者在其历史过程中都受到了佛教的重大影响。在佛教传入之时,道本二教同佛教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二者也存在着一些差异。道教从佛教身上汲取营养发展为与儒佛并立的成熟大教,本教最终被佛教所湮灭,表现出了文化交流的两种不同结果。     

太虚、陈撄宁与佛、道两家的现代化

儒、释、道三教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释、道二家是学术关注较少的领域,该文通过对太虚人间佛教思想和陈撄宁仙学思想的现代性问题的对比研究,在学术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者分别代表佛、道二家回应近代中国社会,迎接西方科学文明的挑战而对中国佛、道二教的现代化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从宏观上历史地分析了二者在佛、道二教现代化史上的历史作用.     

儒佛道与士大夫人生选择的揉合

儒学提倡经世 ,鼓励士人积极参与社会 ,投身王道政治。道教则提倡出世 ,成为失意士大夫规避现实的精神慰藉。佛教传入后 ,儒佛和佛道之间相继找到了共同点 ,逐渐融合 ,而且始终体现着同士大夫人生选择相揉合的过程。士大夫首先表现为儒学和大乘佛教的经世 ,“学而优则仕” ,表现出救民于苦难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但严酷的现实无情嘲弄了他们色彩斑斓的救世之梦 ,道教和小乘佛教便如久旱之甘霖 ,滋润了他们悲伤的心灵 ,于是他们寄身山林 ,逍遥自适。当然 ,潇洒不凡的外表难以掩饰其内心对人生的执着追求。     

远绍周敦颐的阳明心学

周敦颐是借鉴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道德哲学的宋明理学的先行者,王阳明则是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心学的集大成者.周敦颐对理学所起的开山作用有:汲取道家道教的本源论,建构无极(太极)的生成论以证明儒家伦理存在的合理性;借鉴佛道的本体论思维,构建诚的价值本体论;含纳诚、乐、仁、静等儒佛道的气象;提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无欲主静等修养工夫.王阳明对周敦颐的继承和发展在于:改造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本源论思维,使之成为本体论;承继周敦颐的诚的内涵,并使之从价值本体上升为宇宙本体;统摄儒佛道包括周教颐之诚、乐、仁、静的境界;承袭周敦颐之立志、无欲主静和迁善改过等工夫论.     

理学与道家、道教学术研究的新作——读《理学与道家道教》

儒家和道家是中国学术的两大堡垒.先秦百家争鸣的开放性学术氛围,为儒、道两家长期以来在思想上相互冲突与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随着佛教的传人以及建立在道家思想基础上的道教学术的形成,儒、佛、道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学术态势.     

道教与李白诗风

唐朝统治者以老子后代自居,极力抬高道教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不同,佛教强调人们要忍受今生的痛苦,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而道教则不然,它宣扬人要看重今世的享受,强调及时行乐,追求长生不老,因此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在唐代兴盛一时,形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局面。道家与道教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家”一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指先秦诸子百家中,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学派,或者指战国秦汉之际盛行的黄老之学。至于道教,则是在黄老道家理论基础上,吸收古代神仙家的方术和民间巫术鬼神信仰而形成的一种…     

北宋新儒学先驱范仲淹的佛道情结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儒学先驱。一生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在北宋政治军事、思想教育诸方面都做出卓越贡献。但在儒释道思想融合的宋代,范仲淹的思想也印上释道色彩,再加上从小的佛教熏陶,方外人士的交游启发。自己对佛教的体认及其屡遭贬谪的经历都促使范仲淹对佛道思想的接受与认可,使其思想具有佛道情结。虽然这种接受与认可是站在理性的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也促进后世理学家援佛入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的历程。     

唐代城市保护神与宗教

唐代城市保护神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与宗教的关系显示出时代的特性。来源于佛教的毗沙门天王呈现出游离佛教的态势,其神性的一部分逐渐分化为中国的民间信仰,神性的另一部分则与道教神祇李靖相捏合;起自民间的城隍神日益向道教靠拢,成为被道教整合的一位民间神灵。这种演变过程,既表明了城市保护神自身的发展态势,也反映出这一时期佛、道二教的民间化走向。     

儒、佛、道修持思想与实践探源

儒家、佛家、道家三者丰富、深奥、价值弥高的修持思想和实践,根植于原始文化土壤.其中,巫史祝卜为儒家修持之学打下深刻的文化烙印;神仙方术直接催化了道教修持思想与实践;而古印度原始宗教则推进了佛教修持之道.理解与解释儒佛道修持思想与实践,不能脱离其所产生的原始文化生态和古老思想母体,否则,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