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分工地位衡量指标的重构与测算

国际分工地位是国际贸易获利的基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导致了以增加值对进出口的重新衡量.以出口不同产业的增加值占比、上、下游参与度和Koopman的GVC分工地位指数不能反映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增值能力,也不能涵盖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部内容.考虑以上两个因素重新测算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发现: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有一定的提高但不是趋势性上升,呈现波动性.以增加值标准重新测算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发现,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我国的比较优势基本上吻合,全球价值链中比较优势并没有明显升级.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本文基于附加值贸易框架,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并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发展轨迹。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不同,导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不同技术层次行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实现了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而对于中高技术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 “锁定”效应十分明显。     

加工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

一、加工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 加工贸易是现代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国际分工方式,是产业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深刻反映.在国内外优势互补的进程中,我国加工贸易飞速发展,不仅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而且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中国加工贸易的价值攀升:嵌入NVC会优于GVC吗

受制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体系下的低值困境,嵌入国内价值链(NVC)被视为是助推我国加工贸易价值攀升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OECD-ICIO数据库,采用Wang等(2017)的增加值核算模型,测算和比较分析了1995-2011年我国代工行业嵌入GVC与NVC下的国内增加值率,并通过SDA方法考察了GVC和NVC下国内增加值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观察期内我国代工行业呈现出明显的“出口转内销”的发展态势,但嵌入NVC对国内增加值率的拉动效应明显弱于GVC,加工贸易快速的价值攀升主要来自GVC的支撑;NVC下的价值攀升相对滞缓主要缘于“国内配套政策缺失→内销不畅→更多国外要素嵌入”的困境.因此,未来的转型升级应当强化国内产业配套措施,扭转粗放经营模式,才能真正借助NVC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价值攀升.     

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的测算及变动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反映数字贸易依托部门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将数字化分工、传统分工以及融合分工价值链纳入到统一的生产分解模型，直观地测算出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研究发现：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占全球价值链的比重显著提高，全球数字价值链分工格局具有典型的聚集效应和阶梯分布特征，中、美、德等国家在全球数字价值链中获利能力较强，高技术制造业部门是全球数字分工中增加值最为集中的部门；最终需求变化是驱动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演变的重要因素，但在产业影响层面差异较大；全球数字价值链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新冠疫情对全球分工体系的冲击，起到了全球分工体系调整“稳定器”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研判全球数字价值链分配格局，分析数字经济下全球分工新格局趋势提供重要的参考。     

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无论是在FDI下,还是在外包下,加工贸易成为中国承接产业链分工下国际产业转移的直接衡量。文章利用2002~2008年中国27个省市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产业链分工下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加工贸易出口有助于促进地区技术进步,而加工贸易进口阻碍了地区技术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嵌入国际产业链分工后向关联有助于实现技术进步,而嵌入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前向关联不利于技术溢出和扩散。     

技术性贸易壁垒、中间品进口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来自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微观证据

我国对加工贸易进口豁免关税而不豁免非关税壁垒。在国际产业分工深度调整和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贸易发展促使中间品进出口往来大量增加,中间品进口遭遇的非关税壁垒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增大。统计结果显示,我国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主要分布于纺织服装、化纤制造、机械、机电与通信设备制造等重要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行业,并且不同产品间遭遇的TBT差异程度较大。通过交互匹配我国TBT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产品进口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间品进口遭遇的TBT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设置的TBT通过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扩大进口规模和来源地结构效应显著促进本土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提升,并且对大型企业、外资企业、资本密集型、低污染以及东部地区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促进效应更大,此外该促进效应随着企业从事来料加工贸易份额减少而逐渐增强。本文补充了进口贸易政策影响加工贸易企业绩效的经验证据。     

中国制造“低端锁定”破局之路:基于国内外双循环的新视角

随全球分工网络的不断深化,发达国家借助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服务持续限制着发展中国家的附加值获取能力。本研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估计了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曲线,并验证了中国制造业的价值链形态整体符合"微笑曲线"特征,且存在整体下移和扁平化的趋势。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链长利薄困境,面临着价值链曲线的链内底部锁定和链段整体下移的双重"低端锁定"风险。在传统的测算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上下游生产长度基础上,引入以国内分工为主的国内价值链,构造反映国内外双循环的双重价值链参与度,对比单一全球价值链和双重价值链下的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曲线发现,参与双重价值链分工对企业增加值率有显著提升,其提升效用稳定高于企业单一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效果。首次论证了依托国内外双循环的双重分工,从价值链的链段整体攀升和链条位置升级两个方面突破"低端锁定"的可能路径,为中国制造业依托国内外双循环走出"低端锁定"困境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重要的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分析

基于增加值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分解模型,本文对我国制造业前向与后向产业关联下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进行测度,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吸收能力与技术差距两个重要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同时,运用双重差分、工具变量法以及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①我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间知识溢出效应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②吸收能力能够强化这一正向影响关系;③技术差距在后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倒U 型调节作用,而在前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推动了网络嵌入理论和知识溢出理论从组织网络向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繁衍,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利用全球价值链嵌入实现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融资约束与制造业GVC地位提升

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背景下,融资约束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相对于以往研究,论文利用企业层面数据微观测度中国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作为新的GVC地位衡量指标,研究融资约束对制造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企业GVC分工地位总体较低,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企业GVC地位提升呈现倒U型关系,较强的融资约束会显著阻碍价值链升级,但进一步区分企业异质性类型结果有所不同。同时,论文在金融市场化改革、适度引入外资及要素结构优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促进产业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位于价值链两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促进产业沿全球价值链攀升,实现产业升级有着重要作用.文章在分析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GVC下促进产业升级的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一般路径和拓展路径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现阶段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上应遵循全球价值链运作机制,以“有效承接国际生产性服务业转移”作为其一般发展路径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出“以产业自主成长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拓展之路.     

中国印制线路板产业战略升级研究

在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研究中，我国学者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对我国纺织服装企业、电子信息产业等制造业的升级途径进行细致的实证研究，但是对于制造业中基于某一具体产品的细分产业方面的升级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框架，在对中国PCB（印制线路板）产业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一种新思路。     

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的提出与改进为考察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特征提供了可能，但缺乏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GVC分工的多维特征进行全面分析的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对各国出口的增加值进行分解，提出衡量分工深度和广度的GVC分工程度指数和集中度指数，并重新构建了GVC地位指数，形成了衡量GVC分工程度、地位、集中度三维特征的指标体系。本文进一步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对2000-2014年GVC分工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GVC分工程度总体呈现逐渐加深的变化趋势，其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GVC分工程度相对较高；七国集团的GVC分工地位相对较高但有所下降，金砖国家的GVC分工地位呈现上升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正在缩小，GVC分工的全球化生产程度有所提升。     

GPNS体系下贸易结构的重新测算与贸易结构升级

文章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将产品附加值纳入产业结构的考量体系,构建了适合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结构考量标准,揭示了我国出口贸易结构提升的内涵,进而利用新的考量指标重新测算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对以贸易附加值理论为基础的贸易结构升级从价值链攀升和提高产品质量两方面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     

广东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金融约束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起,加工贸易已经成为广东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广东省经济增长、贸易发展、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以及吸纳就业等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加工贸易的转型和结构优化问题已经日渐成为目前广东省加工贸易领域的突出问题.近年来的理论研究表明,金融发展的水平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从广东省区域金融发展的角度,结合当年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探析广东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问题.     

基于全球价值链调整的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参与度与地位比较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面临重构和调整,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被赋予新的内涵。文章从中间产品和增加值贸易视角,基于WIOD数据库和WWZ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考察。结果表明:2008年以来,制造业国内增加值DVA和RDV比重上升,国外增加值FVA比重下降,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多环节生产的能力不断提升;2004-2018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度缓慢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呈下降态势,但前向参与度上升,中间产品出口增加值占比提升;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在参与分工中价值链提升及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异质性的影响。资源禀赋和生产环节技术密集度差异影响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和地位;计算机光电设备、纺织服装等制造业前向垂直专业化(VS1)程度有所上升,从依靠进口中间产品逐步向生产中间产品出口国位置转化。     

生产分割、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生产阶段分割的研究视角

国际分工模式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全球价值链分工正成为当下世界经济运行的新特征。本文首先基于生产阶段分割法识别与测度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各自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的具体情况,基于此深入考察了生产分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国内生产分割还是国际生产分割,均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该结果通过一系列内生性和扩展性分析检验,结论依然稳健。另外,在调节效应检验部分,本文还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具有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对一国(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还能强化全球生产分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果。本文为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中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入世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测度：基于“RCEP”和“一带一路”的比较

文章通过测度显示性优势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GVC指数和价值链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系统考察中国制造业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竞争优势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高低，并对中国制造业在这两个地区竞争优势和分工地位的异质性进行深入探讨。对各国进行指标排名后发现：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均具有较高竞争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其竞争优势在“一带一路”地区更强；无论是相比“RCEP”成员国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均为“较低参与程度，较高分工地位”，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分工地位高于“RCEP”地区；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参与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均为主导，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主导地位更突出。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分工的演进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奉行积极的开放政策,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目的是分享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同时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由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损失.然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层次并不是由各国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是要遵循国际分工的客观规律.国际分工的客观规律是什么?在全球经济化条件下国际分工规律会发生怎样的演进?这些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