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与新桂系的崛起

李济深与新桂系的崛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从维护广州革命政府的利益出发,为早日实现两广统一,完成孙中山北伐的遗愿,自1923年起就对新桂系采取了军事上援助、政治思想上引导、财政经济上支持的策略,使新桂系在1925年消灭了旧桂系,统一了广西.     

新桂系集团与广西侨务发展变迁关系研究

新桂系集团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著名的地方军阀,也是广西特有的优质侨力资源。该集团在其统治广西以及后来流亡海外期间,对我国(尤其是广西)侨务政策发展变迁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梳理了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在统治广西期间,实施的招徕海外华侨回桂投资的政策及其影响。文章认为:新桂系在海外华侨社会中实施的招徕投资政策,在当时全国引领了地方侨务政策发展的新潮流,该政策所折射出来的"大侨务"思想以及"为侨服务"的立场,对当前中国—东盟区域合作背景下广西侨力资源开发利用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新桂系民族政策述评

新桂系主政广西期间 ,为缓和民族矛盾 ,巩固其在广西的军阀统治 ,对广西各少数民族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和进步的民族政策 ,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但对广西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有些具体作法至今仍有其借鉴意义。     

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党政干部培训提升研究

以中越党政干部培训165合作项目广西民族大学基地为例,在总结其成功经验与发展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六局"为统领的提升中越党政干部培训合作项目的路径,强调要把提升中越党政干部培训项目融入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之中,认为"协同创新"是二者实现融合的桥梁纽带,进而分析了新海上丝绸之路构建与提升中越党政干部培训项目之间互促互进的内在联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研究——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七

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普及率达92.92％,但普通话普及率与普及质量在区域、年龄、性别、职业等方面均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依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一种人力资本、交际工具与文化载体,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有助于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增强各族群众文化认同,是进一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众基础、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的根本性工程.因此,新时期应遵循"聚焦重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新时代推普方针,坚持"分类施策"原则,着重加大广西中越边境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与跨境婚姻家庭主妇普通话普及力度,巩固提升中青年和青少年群体普通话普及质量,推动广西中越边境地区普通话高质量推广普及.     

民国时期广西瑶族的人权状况

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当局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并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政策,初步改善了部分瑶族区域的生存状况;由于新桂系实行“三位一体”的集权体制,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简单粗暴地将少数民族的风俗一概斥之为“陋习”而强行取缔,并不断加重瑶族民众的捐税徭役负担,瑶族民众的生存状态和人权状况并无实质改善。     

新桂系"特种部族教育"评析

新桂系在治理广西的过程中,实施了"特种部族教育",这是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新桂系在创办和实施"特种部族教育"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质--创建特师、编辑乡土教材、推行多元文化融合、突出实用性等."特种部族教育"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考察其得失,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居民"五个认同"提升路径研究——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四

对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靖西市、那坡县、东兴市居民的抽样调研结果表明,跨境婚姻家庭主妇的国籍和户籍问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对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认识的不足、基层治理能力等是影响调研对象"五个认同"的重要因素.及时有效解决嫁入中越边境的越南妇女的入籍问题、坚定不移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力度、深入推进族际文化交流以提升族际认同、教育引导群众正确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突出增强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引领力等是提升广西中越边境地区居民"五个认同"认同度的重要路径.     

侬垌节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耕文化展示

每年农历正月初八到十四,地处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县金龙镇就迎来隆重而热闹的侬垌节。据专家考证,龙州侬垌节所表现的农耕文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参加侬峒节的多为壮族布傣族群。他们是秦汉时期生活在中国南部与越南北部的骆越后裔,居住在中越边界。越方一侧的布傣今为岱族,     

民国时期广西县级政区的变更与增设论析

旧、新桂系当局治理广西期同,县级政区的变更与增设,表现为改土属建制为流县,从老县析置新县,强化对瑶族聚居区统治而设新县三个方面.这一县政改革举措,是地方政府重新谋划县行政区域以强化统治,“开化”少数民族聚居地政治经济文化,及与地方势力特别是土司后裔势力之间搏弈等多重因素驱动下的现实选择.     

西藏边境贸易发展初探

边境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一个地区、国家的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西藏自治区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同邻国接壤的陆地国界长约4,300多公里,在发展边境贸易方面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特别是近年来,一系列边贸口岸和市场的建设更是为其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边境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文章从边境贸易的基本理论、西藏自治区近几年边境贸易的发展状况,以及今后繁荣边境贸易的措施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清代东北地区新满洲守卡巡边职责浅析

清政府对东北"龙兴之地"极为重视,为防御沙俄侵略、保卫东北边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边防建设。编入新满洲的东北各部族责无旁贷地承担着守卡巡边等职责。在开发东北边疆的同时,新满洲又成为东北边疆的保卫者,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保障边疆地区稳定,恪尽职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     

亚东商埠史话

文章追溯当年西藏亚东商埠开市的起因、背景、过程及其后果,论述了亚东曾是中国近代史上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而产生的边境贸易市场的历史,认为在当今国家昌盛、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更要牢记历史,增强时代感和责任感,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和西藏的稳定与发展。     

元代女真人与回回人入仕广西及其活动的比较研究--以乌古孙泽、伯笃鲁丁为典型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元政府十分重视对广西民族地区的设治与控制,委派大批流官前来会同少数民族首领共同管理.女真人乌古孙泽、回回人伯笃鲁丁先后于世祖、顺帝时期入仕广西,力而行之,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与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各具代表性的历史贡献.他们的政治活动与观念行为尽管具有一定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客观上对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仍不可低估.事实表明,广西民族历史的发展,是各兄弟民族携手共进的结果.     

民国时期甘宁青边疆教育研究述评

推行边疆教育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当时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民国以来甘宁青边疆教育研究状况进行简要述评,并提出今后应注重研究的问题。     

中外边境毗邻城市的功能互动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在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沿边开放战略过程中,其所属的边境城市与毗邻周边国家的边境城市之间的功能互动,是实现区域整体发展的集中体现与关键所在。本文就此对于这种中外边境城市功能互动的概念、形式、意义以及发展对策等进行了探讨、归纳与说明。     

试论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强边固防功能

长期以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并成为诱发各种矛盾及影响边疆稳定和边防巩固的重要因素。稳定边疆和巩固边防,不仅是我国长期的战略任务,而且是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稳定边疆和巩固边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促进民族团结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是增进睦邻关系以及提高维稳处突能力的必要条件;是加强边防建设和遏制战争及御敌制胜的基本保障。     

中越边境边民互市中的族群互动与国家认同——以云南地西北边民互市点为例

当前中越边境沿线的边民互市点,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和集市范畴,具有广泛和重要的政治、社会、文化内含。搞好边民互市点的建设和管理,对促进我国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族群互动、增强国家认同、维护边疆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看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广西为例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中国在与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经贸合作政策不断出台、投资贸易机制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举办的面向世界的综合性、国际性的博览会。广西地方政府在接受了永久承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会议的任务后,政府应改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思路,转变观念,树立服务意识,扩大博览会的影响,巩固中国在东盟国家的地位,提升广西的知名度。     

Speed,timing and duration: contested temporalities,techno-political controvers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EU’s smart border

ABSTRACT

Practices of border control increasingly rely on digital biometrics in order to sort and filter cross-border movements. But while its effects are well examined in migration and border studies, less is known about the intricate ways in which biometric bordering is politically negotiated and socio-technically put into practice.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I trace the contested emergence of one particular scheme of biometric border control currently in the making: the EU’s Smart Borders Package. Propos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in 2013, it aims at digitally registering all third-country nationals’ entries to and exits from the Schengen area, while simultaneously accelerating the border crossing of certain travellers. I argue that, unlike other forms of biometric bordering, the Smart Borders Package problematises border control primarily on the level of its temporalities and constitutes the speed of border crossings, the timing of control as well as third-country nationals’ duration of stay as distinct objects of governing. Meanwhile, the project’s political negotiations have sparked techno-political controversies that repeatedly brought it to the brink of failure. Yet, these controversies hav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intelligi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biometric bordering, contributing to the emergence of what I call the self-service b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