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历史》比较论

中西史学,分途发展。中国自春秋以来,以司马迁为旗帜,史学酝酿发展,两千余年,蔚为一博大精深的学问。而西方世界则以希罗多得为先锋,承继希腊传统,迄至今日,史学绚丽辉煌。司马迁与希罗多德,《史记》与《历史》,看上去,两者风格迥然相异,无可比较,然而他们同属历史学家,一东一西,相互辉映,司马迁的《史记》被中国史家奉为“正始之祖”,希罗多德由于撰成《历史》,被西方史家尊为“历史之父”。我们可以说,中西方史籍浩若烟海,其中恐怕就是《史记》和《历史》对于东西方史学乃至整个文化影响最大。将两者互作比较,究其短长,将有益于新史学。     

《左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左传》儒家经典之一。是《春秋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它是一部给《春秋》作注作解释的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名著。它在我国史学、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价值。该书成于何时?作者是谁?在汉朝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时期鲁国人左丘明,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卷十四,册二,第509—510页)。东汉班固在《史记·艺文志》也坚持此说。后来,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史记》成书浅谈

<正>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文学杰作。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从这两方面给予评价的。也正因为《史记》的出现,我们说,司马迁是伟大的、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然而,司马迁为什么能够写出《史记》这样伟大的著作呢?多少年来,对于这一问题,问津者甚多,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对这一问题的专论。为了进一步了解司马迁,学习他的伟大精神,更好地批判继承《史记》这份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本文试就《史记》成书原因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     

《春秋》《左传》平议

《史记》中有四处比较集中而详细的记载孔子作《春秋》一事，结合有关资料分析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孔子所作之《春秋》决不是《春秋经》而是《孔子史记》即《孔春秋》。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一事，先秦并无记载，于史无据。乃汉儒主要是公羊家儒者傅会杜撰出来的，不可信从。《春秋考论》一书的考论是经得起检验的，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一味抹煞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史记》与《春秋》

《太史公自序》称《史记》是继《春秋》而作,这表达了作者追步孔子并成为第二个孔子的强烈愿望;而在整部《史记》中,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出作者刻意效法《春秋》的苦心。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史记》与《春秋》进行比较。一、创作青景和目地孔子是在周游列国,到处碰壁而不得行其道的情况下开始写《春秋》的。《儒林列传》说;“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命运比孔子更为不幸,于是他便以这位不得志的圣人来安慰勉励自己。《游侠列传》:“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     

司马迁作《史记》未采《战国策》说——兼简论《史记》与《战国策》文章

司马迁著《史记》,虞、夏、商、周本《尚书》;春秋之世本《左传》、《国语》;战国时期所取材有的多同于今通行的《战国策》,所以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班固说的司马迁作《史记》时曾采《战国策》,为历代学者所公认,直到今天从没有人对这提出过疑义、异议。所以然者,战国时代的史料传于今者,惟有西汉元、成年间的刘向所编辑的《战国策》一书;《史记》中与现存《战国策》中内容相同的竟有九十三事之多,因而人们确信司马迁作《史记》写战国时代部分是采辑钞誊《战国策》原文的。其实这个问题颇有重新探讨研究一下的必要。     

《春秋》与《史记》历史观之比较研究

不同的时代背景，决定和影响着人们历史观的产生和发展。孔子修《春秋》，是要借对春秋时期２４２年史事以“微言大义”，作是非褒贬，表达自己维护“周礼”的政治理想。司马迁著《史记》时，虽以“继《春秋》”自任，却以“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作为对自己著史的要求。它们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成为以后近２０００年中国传统史学所遵循的原则和方向     

司马迁调整《史记》断限之原因

《史记》"述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所订定的断限。司马谈将《史记》起于陶唐,一是司马氏的先祖在陶唐时期显扬于世的缘故,二是基于"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司马谈将《史记》讫于麟止,是因为《史记》自比《春秋》,是接续《春秋》而作,孔子辍笔于麟止,因而仿效讫于麟止。从"自传"和"记载历史"的视角来看,司马迁将上限移至黄帝的原因,一是黄帝是司马氏的始祖,二是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后代子孙。这是从个人家族的血缘关系扩大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史记》的下限经过司马迁三次更动:第一次下修至太初,第二次下修至天汉,第三次下修至武帝末年。其原因皆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必须加以记载,而且这些事与司马迁个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

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 ,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 ,精湛切要 ,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但史迁之著 ,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 ,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笔法为参照 ,稽诸前修时贤所论 ,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史记》中歌谣谚语的思想性及其艺术价值

司马迁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之所以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是和作者卓越的语言技巧分不开的,而广泛引用民间歌谣谚语,也是构成《史记》生动语言的一个重要因素。 查《史记》全书,引用歌谣谚语达一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讽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作家中的讽刺大师,他的《史记》也是具有卓越讽刺艺术的巨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道:“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讥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汉家之“明圣盛德”。     

先入为主的主观体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

孟子、董仲舒、司马迁等大力推崇《春秋》,而姚曼波、王世舜教授认为《春秋》“漏洞百出”,“颠倒黑白”,孔子所作不应是《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左传》,并且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其实是出于《春秋》由经降史所生的误解。成见在胸,欲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于是“遍考秦汉典籍,找不到一条孔子作《春秋经》的坚实依据”。实则所作“考证”充满主观臆断。董仲舒“引经文而称孔子”,则认为董“偷天换日”,“移花接木”,把《左传》调包为《春秋》,这是连当时的皇帝都无法做到的事。又曲解《史记》,声称《史记》“以孔子作《传》”,实则望风捕影,把自己的成见强加于司马迁。经学史上的客观事实,不会因为后人不理解和拒不承认而不存在。自以为“廓清了千年迷雾”,实则制造了混乱。评价历史、人物而没有历史观点,必定陷于谬误。     

论《史记》的情感魅力

本文着重分析讨论了《史记》中所蕴涵的情感魅力的具体表现及其生成原因,认为在《史记》一书中,无论是司马迁直接的议论抒情,还是他所使用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都鲜明地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情感色彩。而《史记》这种强烈的情感色彩,既与司马迁对史学创作中情感作用的理性认识有关,也与他确立的著史目的有关。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司马迁两个断限之重探

《史记·太史公自序》涉及两个断限,有人认为此分别为司马谈父子作史断限,言之凿凿。我们认为：司马迁父子并撰《史记》,而《自序》中的两个断限当为司马迁撰史过程中修改的结果,是其对现实反思及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     

《史记》的志怪和司马迁的思想

《史记》的志怪和司马迁的思想袁达一部文学作品，总要或深或浅地打上作家的思想印记，一个作家的思想总要对他的作品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名垂千古的文学与史学巨著《史记》，是司马迁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件瑰宝，同时也留给后人不少思索：表现在《史记》里的思想是什么？司...     

《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一部颇有新意的著作——读《史记艺术研究》后序

宋嗣廉同志所著《史记艺术研究》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统计历代关于《史记》的研究,从史学角的研究远过于从文学角度的研究。将司马迁看作伟大的文学家,将《史记》看作不朽的传记文学作品,是近半世纪的事。从此文学史将司马迁列为专章叙述,也有不少著作、论文讨论《史记》的文学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