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中 ,日本作为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中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值得注意。但这并非如一般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所描述的那样 ,仅仅是日本文学的“经验”赋予了中国文学以新的因素。我们更应当考察中国作家在日本的深刻的人生体验 ,从中国近现代作家的“日本体验”的角度挖掘生存实感的变迁之于文学变迁的重大意义。可以说 ,是中国作家在日本的体验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 ,使他们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反观自己的世界 ,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 ,这便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从“现代”到“后现代”:小说观念的变化

一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欧美各国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作家如斯汤达、巴尔扎克、福娄拜、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狄更斯等等,他们创作了大量被后世奉为“经典”的优秀作品。许多人认为,小说从此找到了它最终、最完美的形式,不需要再发展了,今后的作家只要以他们为楷模,按照他们的方法进行创作,便能写出“好的”小说。根据这一时期     

包天笑、周瘦鹃、徐卓呆的文学翻译对小说创作之促进

我选择三位通俗文学大师的文学翻译对其创作的促进为研究对象,又以他们在《小说时报》、《礼拜六》、《文学大观》、《小说画报》四种杂志上发表的短篇为主要例证,其意图是,这四种杂志创办于1909～1917年之间,正是近代文学步入现代文学的转型期;而这三位起步于近代的作家在文坛上开始活跃时,现代作家除了鲁迅发表过《怀旧》和叶圣陶发表过几篇文言小说外,还都没有在文坛崭露头角。在这文学革命的前夜,可以研究这一被视为通俗作家群的短篇小说作为一种过渡     

鲁迅小说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中国现代”现实主义

一、“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的特点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我们说，鲁迅、巴金、老舍、曹禹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茅盾、丁玲、叶紫、萧军、夏衍、张天翼、赵树理、周立波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的创新也是现实主义的；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四十年代七月派作家的创作同样是现实主义的，就理论而言，如果说茅盾二十年代文学“为人生”的主张是现实主义的一种，那么，稍后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倡导和周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张扬同样是现实主义理论在中…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复仇》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青年汪曾祺创作了文学生涯中标志性的作品——短篇小说《复仇》。汪曾祺在创作思想上广纳各家,在艺术上积极吸收各种创作流派和作家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同时还在作品中对“复仇”的主题处理和小说文体的创新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从中不难看出,《复仇》的创作明显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主要是意识流手法和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影响。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木犀花”下的浪漫与“红酥手”的眷恋——《木犀》与《叶罗提之墓》之比较

在创造社作家群中,陶晶孙创作的《木犀》与郭沫若创作的《叶罗提之墓》,是两篇题材相同而旨趣各异的“自我小说”,讲述了少年男孩与比他们大十多岁的女人的爱情故事。在两篇作品的对读中,我们可以感受两位作家不同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各自的艺术追求和文学风格。     

“中间人物”事件始末

<正> 一九六四年震动中国文坛的“中间人物”事件,说起来也许人们不会相信,它只是起因于一件偶然发生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九六二年八月上半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多人(多数是写农村題材的短篇小说作家)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后来被称为“大连会议”。会议是由邵荃麟同志主持的,茅盾同志、周扬同志都参加了,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

胡风生平简要。胡风对两种文学倾向不满。一种是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的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认为这是与时代精神向背离的;一种是对“左联”内部的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认为这是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他在这既反右又反“左”的斗争中,从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中,领悟并创构了一个理论,这就是后来给他带来无穷灾难的“主观战斗精神”论。从文学创作的认识论的层面看,胡风的“主观精神”论是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创作美学。从作家人格论的层面看,胡风在他的文学理论生涯中,所追求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人格塑造有关。其价值取向是为了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研究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变革的一个参数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州立大学教授玛丽·罗尔伯格一九七九年编选了一本叫做《从小说到反小说》的书。在该书导论《论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短篇小说》里,她沿用美国十九世纪作家布兰德·马修斯和爱伦·坡的观点。首先把短篇小说同“篇幅短小的故事”区别开来,认为作为一种新兴文体的短篇小说,在西方是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出现的,它的历史至今不过一百五十年左右。按照这样的见解,她把这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短篇小说的发展变化过程划分成三个阶段。这就是:第一个阶段,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十九世纪末,其代表性作家是美国的爱伦·坡和俄国的果戈里及其追随者;第二个阶段,又称“现代小说”,主要是指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创作,其代表作家有“现代前期的契诃夫”、新西兰的曼斯菲尔德、爱尔兰的乔伊斯、美国的安德森等;第三阶段,主要是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创作,又称“当代短篇小说”,代表作家是奥地利的卡夫卡,阿根廷的巴吉士(又译为博尔赫斯、鲍赫时)、美籍俄裔作家那波科夫等。     

现象世界的文化审美与文化现象的审美世界——阿城、郑万隆、李杭育小说创作鸟瞰

有的文学思潮,所打旗号上书写的词儿也许不那么严密,但创作实绩却令人刮目相看。“文学寻根”思潮大概属于这一类。我们想论述的,是在这一思潮中成就显著,引起文艺界内外注意的三位青年作家。尽管生活、创作经历不尽相同,但在一九八四、八五年前后,同其它作家一起,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     

胡风与路翎“理论与创作”互动性表现的再认识

胡风理论对七月派小说作家创作有深刻影响,这在路翎《饥饿的郭素娥》中得到“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性表现.对比思考路翎与纪德小说创作的差异,可以看到,“胡风理论”在开拓出路翎“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叙事同时,又对路翎小说创作的发展带来束缚.直接影响了七月诗派形成的胡风理论,难以承担七月派小说发展之不足的责任.     

在“清云”与“泥淖”之间——试论汪■祺小说的“存在”取向和内涵

汪澎饔凶抛跃醯拇嬖谝馐?其人其文较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文学观念上明净、和谐与痛苦、矛盾并存;创作上交织着田园、性灵与苦难、悲愁等争执抗辩的多样声音;而贯注其中的则是以大地为依托的或而高蹈或而沉重的生命精神。这一切,构筑了作家挣扎在“清云”与“泥淖”之间的“存在的历史”。     

“世纪病”、“多余人”与“孤独者”——中西近现代文学一个基本精神之比较

“世纪病”是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精神特征,它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早期,即传统所谓的消极浪漫主义的一些创作,在夏多布里昂的短篇小说《勒内》中,在缪塞的长篇小说《世纪儿的忏悔》中,在拉马丁、维尼的诗歌中,我们最早看到了这些遗世独立、悲观迷茫的漂迫者。“多余人”是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学的青年主人公的典型形象,如恰茨基、奥涅金、毕巧林、别尔托夫、罗亭,其精神空虚,无所事事,这是俄国文学刚刚走向世界文学时就染上的时代性病症。“独孤者”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五四文学中展示的一大批青年知     

明清小说家的“演义”观与创作实践

明清小说家的“演义”,主要是推衍阐扬儒学之义,这与历史传统和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制约密切相关。作家用这种演义观念来左右小说创作,过分强调了文学的功利价值,而忽略了文学的审美功能,给历史小说创作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     

天津四作家新论

本文拟要讨论的天津四位中年作家蒋子龙、冯骥才、航鹰、吴若增的小说创作,已有不少文章进行了论述。这里仅就他们的创作近况和发展趋向,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故曰“新论”。 一 1983年,蒋子龙获得了新的荣誉,也遇到了新的难题。 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的四项文学评奖活动中,蒋子龙独得双奖:他的短篇小说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理论评析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发展是和短篇小说文体理论的成熟同步进行的,本文探讨了现代作家、理论家对现代短篇小说文体的认识。在短篇小说的界定上,出现了“横截面”“单纯感效”“已成性格”几种理论。以此为基础,现代作家对短篇小说的文体特质、短篇小说与其他文体之关系、短篇小说文体的现代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试图对他们的探讨做一系统的整合、分析和总结,以期进一步加深对现代短篇小说文体观的认识。     

“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创作偈语”的形成、接受与意义

“要贴到人物来写”被视为沈从文的“创作偈语”,是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代作家间的珍贵传承。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要贴到人物来写”指要对人物有符合其身份、性别、性情的正确描写,是小说发挥“真善美”感化功能的必由之路;同时“人物”一词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人事”,涉及诸多人物描写以外的组织方法。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强调这句偈语,有隐在的对话意图,他通过把“人物”推到创作的首要地位,摆脱以主题先行为代表的固有文学观。汪曾祺的长期言说也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肯认,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阅历、气质相辅相成。这一“创作偈语”的形成与接受,不仅是写作教学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功范例,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小说观念发展中的某些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