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状、规范与半描述论——“金岳霖—冯契论题”与当代指称理论的“第三条道路”

"概念对所与有摹状与规范双重作用",是冯契在前期金岳霖知识论中所把握的最重要的"合理内核"。他把这个内核发展为建立在社会实践论基础之上,以"摹写"与"规范"为轴心的"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的系统理论。这一"金岳霖—冯契论题",对于解决当代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中的指称理论疑难,具有重要启发价值与解题功能。特别是对于否定两大长期论争的流派(描述论与真正指称论)的某些共同预设,探索走出理论困境之"第三条道路"的"半描述论",能够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援。     

北齐法上与其《十地论义疏》

法上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的著名佛教学者,继慧光之后,在东魏北齐的佛教界占据重要地位,所著佛教典籍注疏虽几乎全部佚失,然而从仅存《十地论义疏》残卷中仍可以看到他对当时地论学派热衷的对"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诠释中的心、阿梨耶识的见解,对我们加深对北朝地论学派的了解还是有意义的。     

“雅正”诗学精神与“风雅”审美规范

作为中国美学雅俗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雅正"诗学精神与"风雅"审美规范体现着一种活泼泼的生命力,涉及到艺术生命精神的核心问题,只有遵循"雅者正也"传统审美规范,才能使诗文创作跃动着永不衰竭的活力,从而取得诗文创作的成功,凡是背弃和违背"雅者正也"的传统审美规范,诗文创作就会衰颓,就会丧失其所应该具有的充沛活力而陷入泥沼,萎靡颓废的东西就会泛滥.     

论《声无哀乐论》的“形式美”音乐观

《声无哀乐论》认为音乐与创作者的情感无关,并否定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却对音乐形式表现出高度的关注,不少学者批评这种观念带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但事实上,《声无哀乐论》包含着"审美的普遍性"、"审美的纯粹性"等深刻思想,体现出高度自觉的审美意识。《声无哀乐论》的"形式美"音乐观并非重形式轻内容的"形式主义",而是魏晋玄学与美学思想的集中反映。     

“文学性媒介文本”的基本特征

媒介文学生产的物化产品可以称之为"文学性媒介文本"。开展文学性媒介本文研究是当代媒介文学生产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文学性媒介文本可具体展开为"作者的文本"、"传播者的文本"和"读者的文本"等不同形态,不同形态中各级媒介都处于基础地位,构成了该文本的本体性要素。文学性媒介文本中的媒介要素具有内在于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     

“物哀”与“知物哀”论

日本学者本居宣长的"知物哀"论,一方面主张应该将物语故事从儒家伦理道德中解放出来,追求真实的人情、人性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又使用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这把标尺对物语故事中的人物进行了衡量、定位。因此,"知物哀"论这一文艺思想便被打上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烙印。与之相对,"物哀"这一文艺思想却淡化,甚至舍弃了对道德的讨论。     

对“文学性”与“绘画性”的探究——以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为例

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已经证明,"文学性"对绘画的创作与发展一直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叙事、描述、想象、虚构、隐喻等文学模式的"文学性"与基于技术、材料、形式,非预设性、直觉、无意识、即兴想象等范畴的"绘画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一差异不仅是作为门类的"文学"与"绘画"之间的最大差异,而且是绘画借助"文学性"这一文学表达模式的优势来发展自身的重要手段。该文从文学与绘画的潜在关系入手,从"文学性"向绘画领域的蔓延,科学认识"文学性"和"绘画性"这两个"种差"对于界定文学与绘画本质的意义,"文学性"与"绘画性"在中外绘画史上的相互博弈现象,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融两者之长的探索价值以及对当下绘画创作的启示诸方面来对这一问题展开探究。     

从近代“词心”说的建构看审美转向的个体激活

"词心"说是中国近代词论的重要学说。词论家况周颐给予"词心"说充分的重视和阐发,他一方面以"词心"概念涵摄诸多与主体相关的诸如性灵、学力等理论命题,使之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另一方面缓和了词的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之间的矛盾,使词的创作趋向于主体的自由表达,实现了审美转向的个体激活。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词心"说可以说是对词的他律意义的一种背离,当然,这并不是对词的社会功能的取消和否定,而是不再将它视为绝对意义的价值。"词心"说作为一种具有普泛意义和深度品质的词学审美理想,对于近代词论的个体精神与创作原则有着直接的影响。     

汉译“论”部佛典文学特色之检讨

"论"是汉译佛典三藏之一,过往研究主要以其思想性为主,其文学性则往往被忽略。然而,从文学角度切入,可以看出,汉译论部佛典具有浓厚的文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内容上以说理见长,形式表现是整饬中富于变化,审美则以庄严论为主。     

从“惑智”走向“圣智”之路——僧肇的般若认知方式探微

僧肇是南北朝时期大乘中观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他所著成的<般若无知论>、<物不迁论>和<不真空论>等著名的佛学文章中,集中对这一时期中观般若思想作了最为明晰的阐述.他提出"惑智"与"圣智"两种不同智慧,并对这两种智慧作了对比分析.同时,为了使人们能够抛弃"惑智",获得"圣智",僧肇还提出了对治方法.     

1980年代“译介热”与中国审美话语的本体自律

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论”“反映论”的反拨与对抗,与此同构的是审美自律的进程和审美本体的建构.“审美自律论”和“方法多元论”成为“译介热”的两个主要支点,共同参与现代性人学启蒙,促使了现代派文学的文本发现与形式自律.“审美自律论”促使了审美活动从外部的“他律”转向了审美的“自律”,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在译介热中引入中国,纷纷促使了美学和文学批评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思想内涵转向话语革命.同时也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新时期以来潜藏的“形式化”冲动,从而使得形式和语言实验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愈加重要的作用.     

规范,是语句还是存在？——简析凯尔森一般规范论体系中的混淆

凯尔森的一般规范论体系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混淆：规范是作为语句而存在,还是一种偶然性的事物存在。这一混淆不仅体现在他对规范的定义上,而且也存在于他提出的规范的模式和基质理论以及对规范逻辑问题的分析中。这一方面体现了凯尔森把语言分析作为规范分析基础的思路,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他对实证主义法学基本原则的坚持。对他这一混淆的澄清,对于我们研究与规范相关的理论问题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绝对的开端”：“新诗”创生的诠释与自我诠释

胡适称之为"偶然之偶然"的"新诗",是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运动的结果,其初始的动机与动力,远不只是关于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关于审美的,对此的诠释与自我诠释,同样多元而丰富,很难用任何一种"绝对的开端"予以简单描述。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将通常译为"形式"的英文"form"一词译为"格律",并以此作为诗之为诗的根本,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与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实践有高度的一致性,看似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格律诗理论,实际上更像是他此前研究过的中国古代律诗观念在现代的演绎。冯至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他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现代文艺与文艺思想添加了别样的韵味与风采。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从“风尘夙怨”到“血肉筋骨”——论关汉卿的“烟花情结”与他对女性的发现胡丽娜

关汉卿的"烟花情结",根植于他与礼教相背离的思想观念,释放在其反映边缘女性生存状态的"烟花粉黛戏"中。他将女性从"零落风尘,积怨难诉"的古旧形象中解放出来,使她们焕发了真实鲜活的人性色彩;在与男性的对比中,显现了女性所特有的负重不屈与坚韧顽强。在其对女性进行再认识和价值重估的过程中促成了他对女性的发现———将女性作为一种独立性别存在来看待,这是一种更为人性化的发现。     

“日常审美经验”与“感知星丛”——生活论美学的“建构性”

"日常审美经验"和"感知星丛"构成了生活论美学的"建构性"维度,体现出"生活世界"作为当前美学基本理论问题重建之根基的学理价值。借助马丁·泽尔对"显象"与"显现"进行的理论辨析,生活论美学可以对"日常审美经验"进行理论描述和界定。作为具备"特殊可能性"的日常经验,"日常审美经验"既不同于"日常感性经验"和"艺术审美经验",又具有审美属性,是生活论美学为当代美学理论拓展出的新领域。"日常审美经验"所内涵的"感知星丛"观,则为生活论美学反思单一感知霸权提供了价值支点,形成了重塑当代美学"介入"品格的内在契机。     

从"认识兴趣"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规范基础的重建

规范基础的问题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讨论的中心论题.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缺乏明确的规范基础,他从准康德的视角出发建立了三种认识的先验框架,但这一方案被认为是"认识论的基础主义",而后他放弃了对认识论基础重建的尝试,转向了普遍语用学,提出了以语言理解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并以此为背景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试图把它作为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这一尝试既避开了指责,也摆脱了意识哲学范式的困境,为我们设计了一幅全世界公民共同交往的美好图景.     

走出“文学性”研究的二重误区——兼与余虹先生商榷

当前流行的文学性研究并不是本体意义上的文学性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化研究而与文学本体建构无关。当人们细致梳理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中文学性概念的产生及其蔓延之后,就会发现,在后结构主义文论中,文学性概念即已泛化,而在后现代语境中,文学性研究更是转型为"文化化"阐述,所以当前亟待重建文学性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既不能在单独的形式审美维度上展开,也不能充当文化范畴中意识形态的阐述说明,而是在本体的审美建构中,融入主体的内在精神深度。     

苏轼“诗画一律”命题立论的三个维度

诗画本体论、创作论、审美论构成了苏轼"诗画一律"这一命题立论的三个维度。就诗画本体论而言,二者都强调情志人心是诗画之本体;就诗画创作论而言,二者都具有相通共同的创作模式及过程;就诗画审美论而言,二者都以对景物之描绘、对意境之创造及对"言外之意""画外之妙"之追求为主要审美特征。这三个立论维度使诗画为何"一律"的追问得到了有效阐释。     

推崇政治与关心德行——感悟普鲁塔克

作为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者,普鲁塔克既推崇政治生活又强调德行的修养,所以他既激烈地批判伊壁鸠鲁派,又辛辣地讽刺斯多亚学派,但他的道德论说却传达了与两派"类似"的一些"要道",还存在许多与基督教道德有亲和性的"布道",而这些学说都尽可能地远离公共生活,这与他推崇的政治生活之间显得极为不和。